“五四”启蒙文学的“人类主义”立场其当代意义

更新时间:2024-02-09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9827 浏览:35457

自从“后现代”、“后殖民”理论话语在国内盛行以来,学界由对文学“现代性”的景仰逐渐走向了反思,作为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关键事件――“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宏大叙事”与“个人化写作”――成为了近几年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新文学是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启蒙主义的“宏大叙事”的产物,它取代了文学所应有的“个人化写作”立场,所以中国文学的当务之急应是积极提倡“个人化写作”;另一种流行的观点则认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实质就是对“西方”“同一性”霸权的认同过程,中国新文学所追求的“现代性”、“世界性”,并不具有普世意义,而仅仅只是一种“西方知识”,它不仅导致了中国新文学的民族虚无主义,而且无形中踏入了萨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的陷阱,所以中国文学的当务之急应是从“世界主义”向“民族传统”回归.按照这两种流行观点,不仅中国现代文学是否应该成为当代文学的建设资源问题受到了严重的质疑,而且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合法性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探讨当代文学应该如何面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来进行理论建设,已经成为了迫在眉睫的要务.

那么,中国现代文学果真以“宏大叙事”消解了“个人化写作”,并中了“东方主义”毒,从而应该成为我们当今文学理论建设中急需遗弃的对象吗?我们最好用历史本身来回答当今的这一现实问题.当我们回首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开端――“五四”启蒙文学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两种流行的观点只证明了当代人的短视和局限.在“五四”新文学的建设者看来,当今人们天天叫喊着超越中国现代文学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却又不自觉地将文学中的“宏大叙事”与“个人化写作”、“民族性”与“世界性”视为“二元对立”的做法,无疑是相当可笑的.尽管“五四”文学革命在经历破坏阶段时,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需的“”和“科学”等西方“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了全面的颠覆和批判,存在着“二元对立”的嫌疑,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能以偏概全地对中国新文学整体作出同样的指认.因为自中国新文学的建设阶段始,“五四”新文学就站在了“人类主义”的立场上,已经将文学的“宏大叙事”与“个人化写作”、“民族性”与“世界性”融合成为了相辅相成的辩证整体.

“五四”启蒙文学的伟大建设,其贡献并不仅限于“人的文学”的提出,更为重要的是它的逻辑出发点――“人类主义”文学立场的确立,它是消解“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关键.而这一逻辑起点,恰恰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受到忽略和遮蔽的领域,这不仅导致了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误解重重,而且由此形成的诸多观念误区还延续到了当下文学理论的建设当中.不可否认,近代以来中国文学中“人”的发现,确实是随着“宏大”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发现而诞生的.梁启超等人心目中的“个人主义”之价值,只是一种怎么写作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价值,并非是尊重“人”本身的价值.因为从“人类”的立场出发,个体的特殊价值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是完全可以协调一致的:“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1).所以,作为一种“宏大叙事”的“为人生”的人道主义文学――不仅不排斥“个人化写作”,而且恰恰就是一种“个人化写作”――“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2).

同样,从“人类主义”文学立场出发,中国新文学建设者对文学的民族性、地方性与世界性、全球性作出了相当辩证的思考,并没有以“二元对立”的思维单纯地抑此扬彼.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学中的“非人”文学提出了不无激进的批判,甚至将《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中国传统文学名著都列入了批判行列.但这真的就是民族虚无主义吗?周作人马上就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他指出,“这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但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倘若懂得道理,识力已定的人,自然不妨去看.如能研究批评,便于世间更为有益,我们也极欢迎”(3).可见,这并不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全盘否定,而是在新文学建设中,珍珠与沙泥混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学是否应该无条件地全盘继承的问题.与这一原理相通,中国新文学以周氏兄弟为首所进行的国民性批判,也并不代表对于中国传统的全盘否定,而只是对传统中的负面因素的否定.他们所批判的“国粹”――“吃人”、小脚、纳妾、迷信等等,并非是“真粹”,而是“检测粹”,其批判的目标恰在养成中国民族的“真粹”.我们不排除在这种批判中也有误认的时候,如 “京剧”.但如果认为中国的民族传统一概优秀,批评不得,那恰恰陷入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圈套.鲁迅说的好:“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4).诚然,这种“宏大叙事”当中,不无“世界主义”的味道,但这真的是以“西方”的名义,对于中国传统和“地方知识”加以抹杀的“二元对立”做法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虽然自进入近代以来,“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颇为盛行,如“国粹派”所持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正是企图通过无条件地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来加强“中国认同”和“本土认同”,形成了“抑西扬中”的二元对立思维;而“阶级论”者所持的“政治民族主义”立场,则企图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一“西方知识”,来代替中国传统的“本土认同”,形成了“抑中扬西”的二元对立取向;但是,“五四”新文学的建设者不同,他们站在“人类”的超越性立场上看待“中国”和“西方”,所形成的是“兼容包并”的思维模式.周作人指出:“我们因是个人,所以是‘人类一分子’(Homarano)一般.我轻蔑那些传统的爱国的检测文学,然而对于乡土艺术很是爱重: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5)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周作人从“人类”的超越性立场出发,进一步对文学的“宏大叙事”与“个性”,“世界性”、“全球性”与“民族性”、“地方性”,作出了全面的辩证阐发:“我们常说好的文学应是普遍的,但这普遍的只是一个最大的范围,正如算学上的最大公倍数,在这范围之内,尽能容极多的变化,决不是像那不可分的单独数似的不能通融的”;“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的的束缚,任情地歌唱,无论人家文章怎样的庄严,思想怎样的乐观,怎样的讲爱国报恩,但是我要做风流轻妙,或讽刺遣责的文字,也是我的自由,而且无论说的是隐逸或是反抗,只要是遗传环境所融合而成的我的真的心搏,只要不是成见的执着主张派别等意见而有意造成的,也便都有发表的权利与价值.这样的作品,自然的具有他应具的特性,便是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也即是他的生命”(6).


更有说服力的是,进入现代以来,从事中国“乡土知识”、“民族心理”研究的主力军,恰恰不是竭力要保持中国传统的“国粹派”、“学衡派”、“甲寅派”,而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看待文化与文学问题的周作人等人.周作人早在1906年初到日本留学时,就开始对“乡土知识”、“民族心理”的研究发生了兴趣.“五四”时期进入北京大学后,周作人于1918年2月参与发起北大歌谣研究会的相关活动.在《歌谣》发刊词上,周作人明确提出:“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个重要资料,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研究;这是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诚如意大利卫南尔所说,‘根据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实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民族诗的发展.”这种重视“乡土知识”、“民族心理”的中国新文学取向,延续到了《语丝》之中,并且与国民性批判辩证地结合到了一起.

那么,中国新文学“人类主义”立场所开创的消解二元对立的文学思维,仅仅只是昙花一现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兼容包并”的“人类主义”文学立场,在中国新文学阵势最为庞大、实力最为雄厚的文学研究会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并成为了“五四”新文学的主流.文学研究会的主帅沈雁冰指出,“为人生”的人道主义文学,“表现的人生应该是全人类的生活,用艺术的手段表现出来”(7).“文学的背景是全人类的背景”(8).立足于“人类主义”的文学立场,文学研究会超越了近代以来从民族功利主义出发,将“中国/西方”视为“二元对立”的“选择性”思维,而将“中/外”、“民族/世界”、“古/今”、“人/我”、“群体/个人”、“人道/个性”、“为人生/为艺术”融为了一个协调的整体.这首先表现在文学研究会对于“人道/个性”、“为人生/为艺术”的辩证处理上.在这一点上,由于文学研究会的“人类主义”超越性立场长期遭受遮蔽,导致我们一直以来都从二元对立的视角出发,将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文学误认为是对于“个性主义”与“为艺术”的排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文学研究会着眼的不仅仅是民族功利,而且是文学的“人类性”,所以,它并不排斥同属于“人类”文学范畴的非功利的“为艺术”文学,文学研究会的代用刊《小说月报》在《改革宣言》中宣称:“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9)庐隐也公开指出,对于“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我个人的意见,对于两者亦正无偏向”(10).从“人类”与“个人”两者相互协调的辩证立场出发,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人道主义宣言,实际上同时也是一种“个性化写作”的宣言.冰心说:“文学家!你要创造‘真’的文学吗:请努力发挥个性,表现自己.”(11)文学研究会从“人类”立场出发的“兼容包并”文学姿态,也在其文学译介中得到了鲜明体现.当然,出于民族危机尚未得到解决的考虑,文学研究会也考虑到文学的民族功利性与时代功利性这些“宏大”需求,并在文学译介活动当中,偏重于与“救亡”联系更为切近的“弱小民族”文学、“写实主义”文学.但它同时也大量译介了新浪漫主义、唯美主义、颓废派的作家作品――王尔德、苏德曼、霍普特曼、波德莱尔,且这类译介在数量上远远超出被我们指认为“为艺术”的创造社.所以,周作人将“”、“颓废”的文学都纳入了新文学的范畴,并率先将郁达夫的《沉沦》推举为“受戒者”的文学,就并不奇怪了.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文学也代表一种自然的人情,是个性化(“地方知识”)的文学之一种,与文学的人类性有根本上的共通点,作为一种“感情的体操,并当在容许之列”(12).

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主流的“人类主义”立场,当然带有“世界主义”的色彩,但它却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以消解“民族性”为代价.对于西方的学习和效仿,并没有使中国新文学踏入“东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西方知识”也并没有真正地作为唯一标准而成为普世准则.我们不是指责新文学所从事的“国民性批判”中了“东方主义”的毒吗?那么,文学研究会竭力挖掘中国国民性当中的优点又作何解释!沈雁冰宣称:“我相信一个民族既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他的民族性里一定藏着善点;把他发挥光大起来,是该民族不容辞的神圣的职任.中华这么一个民族,其国民性岂遂无一些美点?从前的文学家因为把文学的目的弄错了,所以不曾发挥这些美点,反把劣点发挥了”(13).《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更是明白无误地指出:“同人等深信一国之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现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文学中占一席地”.然而,这并不代表文学研究会像文化民族主义者那样,以文学的“民族性”来拒斥“世界性”.文学研究会的理论代表郑振铎从“我们看文学应该以人类为观察点”这一立场出发(14),提出:“文学是属于人类全体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文学是没有古今界的”,“所以我们研究文学,我们欣赏文学,不应该有古今中外之观念”;“文学的研究看不得爱国主义的色彩,也看不得‘古是最好的’、‘现代是最好的’的偏见”;“迷恋骸骨与迷恋现代,是要同样的受讥评的,本国主义与外国主义也同样的是一种痼癖”(15).因此,文学研究会一方面极力批判“国粹派”、“学衡派”、“甲寅派”名为“整理国故”,实为“表彰国故”的“民族自夸”(16);另一方面也对“五四”文学革命破坏时期的“外国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文学立场进行了反拨和纠正,反对“宣传新文学的人一见到人家谈到‘国故’,便痛斥‘关门自绝于世’,便指笑以为‘献媚旧社会,没有奋斗的精神’”(17),进而主张以“人类文学”的眼光来平等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学:“旧文学底实质,和新文学底实际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同是文学,同是普遍的真理表现;所以凡是真正的文学作品,都有永久的价值.

只要回顾一下诺贝尔文学奖历年的“颁奖词”,就能证明这一点.1919年,卡尔施皮特勒(Carl Spitteler)的大型神话史诗《奥林匹亚的春天》的获奖词是:“他的神话完全是他个人思想与想象的表达,这种想象表达了人类在与强加于自身的各种搏斗时表现出的自由意志、各种理想、各种想象,以及人类的痛苦、绝望等等”.这里强调的是“宏大”的“人类性”,与“个人化写作”的融合.1920年,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土地的成长》)的获奖词是:“这部作品在不同的语言、风俗和气质的民族间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充分说明,书中人物具有了人类的共性.而且,作者即使在叙述最悲惨有故事时也带有的那一丝淡淡的、含笑的幽默,更体现出他对人类命运与人性的悲悯之心.”1926年,格拉齐娅黛莱达(Grazia Deledda)的获奖词是:“由于她那为理想所激发的作品,它们明晰而透明地描绘了故乡的海岛生活,并以深刻而同情的态度洞察了人类共同的问题”.这里强调的是“地方性”、“民族性”与“人类性”、“世界性”的融合.即使是到了“后现代”对“宏大叙事”提出极大责疑的1991年,纳丁戈迪默(Nadine Goedimer)的获奖词仍然是:“杰出的文学作品将始终是关怀人类利益、尊重人的价值等的一个重要手段”(18).强调从“人类”的立场和视野出发,探索“人类”的命运和精神出路,而又尊重文学的“个体性”、“地方性”、“民族性”,并以之作为“人类”精神的代表和呼声,不仅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的一项最重要的标准,同时也是世界上所有伟大作品的共同特点.尽管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不一定要冲着诺贝尔文学奖去,但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精神出路,并在这一原则下,将“宏大叙事”与“个性化写作”、“民族性”与“世界性”融合为一个整体,永远都会是伟大作品的标准,也会是坚守知识分子立场的每一位作家的责任和良知之所在.以“个性化写作”、“民族性”来排斥“宏大叙事”、“世界性”的做法,无疑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所带来的观念误区,它的错误和以“宏大叙事”、“世界性”来排斥“个性化写作”、“民族性”并无不同.

正如“五四”启蒙文学所示,合理的文学立场,应当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来看待“人”,寻求一种多元共融、和谐统一的“超越性”――关注“人类”(世界知识)的命运――以“个人”(本土知识)的名义.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不可不注意到这一点.特别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文化民族主义”有所抬头的今天,特别是在放弃“宏大叙事”,“原子化”个人无政府主义思想盛行的当下文学创作中,重申超越“二元对立”而走向“人类”文学的立场,不仅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合法性的捍卫,同时更对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具有指导性意义.

注释:

(1)(3)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12月15日,第5卷6号.

(2)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北京《晨报》,1920年1月8日.

(4)唐俟(鲁迅):《新青年随感录三十五》,《新青年》,1918年11月15日,第5卷5号.

(5)周作人:《旧梦》,《自己的园地 雨天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

(6)周作人:《地方与文艺》,《周作人自编文集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2页.

(7)沈雁冰:《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1921年1月10日,第12卷1号.

(8)沈雁冰:《创作的前途》,《小说月报》,1921年7月10日,第12卷7号.

(9)《改革宣言》,《小说月报》,1921年1月10日,第12卷1号.

(10) 庐隐:《创作的我见》,《小说月报》,1921年7月10日,第12卷7号.

(11) 冰心:《文艺丛谈(二)》,《小说月报》12卷4号,1921年4月10日.

(12)周作人:《的歌谣》,《周作人自编文集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13)郎损(沈雁冰):《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1921年2月10日,第12卷2号.

(14)西谛(郑振铎):《新旧文学的调和》,《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1921年6月10日,第4期.

(15)郑振铎:《文学大纲叙言》,《郑振铎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卷.

(16)沈雁冰:《复万良》,《小说月报》,1922年7月10日,第13卷7号.

(17)王伯祥(文学研究会会员):《国故的地位》,《小说月报》,1923年1月10日,第14卷1号.

(18)以上所引,见1919、1920、1926、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获奖演说全集 1901-1991》,建刚等编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第156页,第199-200页,第8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