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岁云暮矣.
灯下编辑几年来的短文,发现题旨颇相近,都是知识分子、文化与文学之类,跟此前出版的集子差不多.
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始于对鲁迅的阐述,稍后,为舒芜的文章所触发,乃有关于“胡风集团案”的议论.这时,历史已被推入九十年代,沉寂间勃兴了诸如“告别革命”、“反思五四”、“躲避崇高”、“振兴国学”等猛论,或许与心境的焦烦有关,总之听起来特别聒噪,遂又断续写下若干质疑及抗辩的文字,以至于今日.这些文字,自知距神圣的“学术”太远,无非抒愤懑而已.
论及鲁迅时,曾写过“中国没有知识界”这样的话,原是针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集体“入阁”的现象而来的,而今检讨起来,似乎也还算不得过激之谈.“知识”而有“界”,不问可知,存在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整一性,所谓“团队精神”.就是说,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引导着知识者的实践,并以此维系他们.试想,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五四”,我们在什么时候看到过这样一个有着道义担当的知识群体呢
对“五四”――无论是作为一个时段,一次运动,一种思潮――的理想性、批判性和反抗性的否弃,实质上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背叛.什么是知识分子“五四”一代以英雄主义的群体行动,对这个拿来的概念首次作出本土性的阐释.简而言之,其一,对权势社会保持相对的精神自由及独立身份,其二就是社会实践性.伯林把俄国知识分子称为世界上最优异的军队,詹姆逊说最好的知识分子出在法国,都因为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广大阶层,主要是底层,即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以政府,而且一直处在社会运动的前沿.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也正因为适时产生了一批破坏旧轨道旧偶像的人物,在人的解放这一根本意义上,与世界现代潮流相衔接.
知识分子本身意味着独立性与公共性的叠合,要求置身于公共空间而立足于个人责任.对于“公共”的涉入,可以有不同的状态和方式,大呼猛进者固不必说,像加缪小说《鼠疫》中的里厄大夫做的疫情记录工作,看起来平淡得很,而工作的实质却在于对抗遗忘,为人类的灾难作证,公共性是不言自明的.知识分子的角色选择,就是听从良知的召唤,坚持在破坏中建设,在体制外建设,结果,导向革命问题的讨论,乃至直接参与革命都是势在必至的事.书相似度检测绍的两位女性卢森堡和阿伦特,都有论革命的专著,卢森堡最后还是以身殉了革命的.她们一致肯定革命对于创造一个政治自由空间的积极作用.
文化问题过于广大,简直无所不包,像革命就是一种政治文化.书中虽然多有涉及,不过泛泛之辞,只有关于国民性批判问题的一篇札记,思路稍为集中,但也并不深入,只是从相关的材料中拈出可供追索的若干线头罢了.讨论最多的还是文学.中国文学的问题,我以为,精神的衰微和语言的贫乏是主要的.这里有一个语境问题.其他精神文化领域,似乎也都大抵如此.
不是知识分子而谈知识分子,正如不是文化学者而谈文化,不是文学家而谈文学一样,于我确乎是不相宜的.然而没有法,世事总有不能已于言者,何况像我这样褊狭不平和的人.从前自以为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其实由来便非专一迷恋旧日的梦境,也不时环顾左右,有所憎恶,有所抗拒,于是又觉得是一个反乌托邦主义者了.
其实,世上的许多问题是无须讨论的,即便有所谓“公共论坛”,看似众声喧哗,到底是自说自话.一个人在纸上跋涉、歌哭、笑骂,全凭内心的指示,这种自我解放的感觉,在实际生活中确是不曾经验到的.虽然,声音听起来不免显得空洞、含糊、乏力,且往往羁留纸上而于社会无涉,我仍然乐意倾听,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声音.
《文学的面孔》序
去年春节期间,把多年积就的关于文学的评论及随笔翻了出来,仔细检视,编成这样一个集子.
在我看来,文学有两张面孔.一张是作家的,出身、经历、生活和写作的实况,在文学研究者那里构成传记的材料,另一张是文本的,题材、主题、结构、形式和风格,是“新批评”及其他形式主义文论家主张“细读”的部分.其实,两张面孔往往是同一张面孔,当然不可能完全叠合,观察比较两张面孔的出入变化是相当有趣的事.正是这样两张面孔,幻化成美国诗人庞德形容地铁的人流那样,是湿漉漉的花瓣,但也有明晃晃的花瓣,是它们构成为色彩缤纷的文学现象,不同时代的文学景观.
作家的面相,首先是生物学的,是物质生命赋予作为一个作家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特点.在法社会学中,对“犯罪学之父”龙勃罗梭提出“犯罪是天生的”的思想,我认为极具启发的意义.他利用颅相学知识,仔细描述罪犯头部的特征,坚信在犯罪人身上发现的这些特征提供了将罪犯作为一种人类学类型看待的基础.虽然他后来承认还存在着在社会和生活条件变动下成为罪犯的其他类型,但从不放弃原先的基本观点,即犯罪的生物学根据.我看到过不少关于疯癫和忧郁对作家产生直接影响的例证,但是像龙勃罗梭这样对颅骨或身体的其余部分做出统计学分析,并应用到艺术发生学研究的,至今还没有读到.美学及文艺学理论的经典著作从哲学派生出来,似乎来不及把文学同现代生物学、心理学、病理学进行整合.对此,我总觉得是有缺陷的.
强调艺术个性不能不讲究生命气质的构成.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创造,这样的生产者不同于物质生产者,不同于发明家和科学家是显而易见的.文学的原创性,首先是作家个体的天性的表现.当我们把作家的天赋条件,气质、性情、生命力等等源自物质生命的东西当作写作的先决条件提出来的时候,并不否认个人经历、社会环境,包括各种重大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在这里,仅仅在于说明:构成文学素材的诸种生活内容如何可能转化为“文本”同样的内容,又如何可能在形式上显示出个体的差异来文学是内生长的,由于生命质性的特殊要求,作家不可能像培育优质农作物一样,按规定编制加以培养,不然,只能生产大量平庸、低劣的作品.一个民族的文学,与政治文化及人文教育的关系甚大.真正的文学是在自由精神的孕育中生长成熟的,这种精神,只能来自自由的政治空间,来自深厚的人文传统,它首先是一种富含创造生机的文化遗传.
文学的面孔因精神的充盈而变得饱满、鲜明、生动、表情丰富,而这一切,是通过语言来表现的.文学语言不同于生活中的语言,也不同于科学著作中的语言,它不是工具,不是相似度检测物,本身就是目的.语言与作家的思想、道德、欲念同期而至,它敞现作家的面孔、心灵,整个的存在.文学语言是纯净的、优美的,富于表现的弹性,即使描写丑恶,也不可能是鄙陋的.一个恶劣的政治环境则必然破坏语言的自然纯度,无论是社会语言还是文学语言.惟有少数的作家凭着他对文学的信仰,和对语言的天生敏感,才能在写作中保持个人“洁癖”而免受环境的污染.
文学语言与精神气质的关系至为密切,具有个人的特质.的确,其“外壳”的部分是后天可以习得的,我们惯称的“语言修养”,所指就是这个部分,但是必须承认,那种渗透其中的构成内质的部分是生命所固有的,天赋的.语言的这种内质,相当于歌唱家的音色,是无从改变的.正是由此,我们简直从一开始就可以把天才的歌唱家和蹩脚的歌唱家区别开来.不要害怕天赋一类字眼,不要害怕“上帝”.譬如富于同情的理解的语言,它来源于悲悯,但悲悯不是理念,不是在人道主义理论中可以学到的,多少或有无,都在作家自身的生命原质之中.
所谓艺术个性,反映在文本上面,就是语言个性.从理论到实践,应当鼓励作家把个性发挥到极致.但是,个性解放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在前“开放社会”里,一个作家要坚持思想和艺术的个性,行使话语的权利,便意味着,必须经受一场实力悬殊的、艰苦的战争.
文学的面孔,从形到神,要而言之,正是由精神和语言所构成.书中写到作家,写到文本,还有对文学观念的阐释和对文学史现象的解析,着重的是精神.标准是自立的,其中使用最普遍、贯彻最彻底的便是“自由感”.从作家到文本,从精神到语言,我以为,自由的需求都是第一位的.
编罢目录,依次看去,出现两组互相映衬的面孔:一是中国与外国,再就是中国现代与当代.同样为文学,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时代中,面孔有如此的不同.最初,在写作的时候,虽然不能说彼此间没有参照,但是像这般风景殊异的感觉,远不如即今集中展现的强烈.文学在文学之外生成.那些遥远的事物,不可见的事物,其强大的形塑力量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
显然,文学的面孔比伊阿诺斯的面孔还要复杂多面.这里描画的,不过是局部的局部,我根本不可能为读者提供一幅完整的文学拼图.好在文学是现象学的,它不断呈现,而魅力,或许就在我们的猜想、想象和期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