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摘 要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通论》在汲取之前文学史的优长之外.又做出了新的开拓和努力,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其创新之处主要是引入当下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采用外部研究(文化)和内部研究(文学)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构建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场域.充分揭示当代文学现代性内部的矛盾和复杂之处,以实现“进入历史的细部,去考察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的写作目的.
关 键 词 ：孟繁华 《中国当代文学通论》 现代性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1月出版之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孟繁华对现当代文学和前沿文化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之前其先后出版了《1978:岁月》、《众神狂欢》、《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与程光炜合著)、《游牧的文学时代》等多部学术著作.正如摩罗所说：“他没有像同一代的大多数批评家那样将兴趣收缩到学术研究一域,而是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活动甚至在文学作品编选和文化批评诸多领域热情和心力.”这都为《通论》的写作提供了丰厚的学术积淀.
“一样的方法面对当代文学史的时候,肯定会选择大致相同的材料、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因此,文学史研究方法和文学史观念的创新就成了研究者研究文学史时的自觉追求.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等依据了文学创作的共时性来整合文学,改变原有的文学史面貌”,具有一定的开阔视野和新锐意识.董健等人的《中国当代文学新稿》通过设立“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性”这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的标准”,“来给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历史的定位.”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史家的心境、深度和眼光来考察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实现和解体过程,“希望通过还原历史情境,发掘文本之后的历史信息,最终穿透已有观念的帷幕,回到历史的真实.”唐小兵、黄子平、李杨等人的“再解读”,“把文学作品放到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建构的过程之中,探讨它在社会文化中的位置,它如何与更大的历史话语建立起联系,如何‘象征性’地呈现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文化逻辑和文化理念.”笔者认为《通论》在汲取上述文学史的优长之外,又做出了新的开拓和努力.作者丰厚的学术积淀,加之文学史意识的自觉融入.使这部《通论》给人以新见迭出、思辨色彩浓厚之感,显示出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气度.其最大的亮点是引人当下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采用外部研究(文化)和内部研究(文学)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构建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场域,充分揭示当代文学现代性内部的矛盾和复杂之处,特别注意对“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的语境”这两个“文学发展的规约性条件”和“意识形态的意图”“作家的内心需求”这两大“文学生产”“支配力量”的阐释,以实现“进入历史的细部,去考察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的写作目的.
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认为：“文学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场合的变迁而千变万化.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所引起,但也部分是由于外在的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他的文化变化所引起.”《通论》在论述过程中对社会文化的借重贯穿全书.《绪论》在论述当代文学的发生时,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年代,已经遭遇到了现代性问题.文艺方针政策作为新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也呈现出周期性的震荡态势,这样的时代语境使“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恰恰从一个方面成为中国现代性的‘表意形式’,而它的‘不确定性’也构成了自身发展的特征.”作者在该书中对这种不确定性,亦即当代文学现代性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阐述.如第二章《文艺思想》作者用35页(全书共18章450页)的篇幅对文艺思想的独特意义和内部结构间的联系给予了清晰的论述.“当代文学如此深重的政治色彩、无止境的政治运动.以及不断激进化的历史进程,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的文学史叙述的基础.”《通论》正是这样,在第一章《1949-1977综论：政治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和接下来的几章中对中国当代政治文化对文学发展方向的规约进行了深入浅出、条理清晰的论述,为读者理解当代文学史实提供尽可能原生态的政治文化规约现场.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通论》从文艺思想、当代文学的外部资源、承传和生产方式、文学制度及创作主体的社会地位和精神矛盾等方面来论述这一问题,有效地规避了其他通行当代文学史在论述政治文化时的单调枯燥、晦涩不清.与其他文学史或者在章节概述中提供背景性介绍,或者以专章形式论述当代文艺运动不同,《通论》从文学审美、创作主体的角度切入,在对同类题材作品和相似文学现象的对比分析中生动形象地论述了文艺方针政策对当代文学的规训.如第五章《精神矛盾》、第六章《大众文学》、第七章《审美趣味的“规训”》等在对文学作品的通讲中,不时贯穿对文艺方针政策的介绍、评论,可谓“通”、“论”结合.此外,作者对文艺运动和文艺政策的阐释,除了文学史实的交代、评析之外,还对一些具有线索意义的重要文学现象,以专节的形式给予介绍,如第六章第四节《赵树理现象》和第八章第三节《姚文元现象》等,为读者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学运动和文艺政策提供了清晰的线索.特别是《姚文元现象》一节对姚文元文章的特点和话语方式从现代修辞学的角度切入,结合时代语境进行了充分论述.
总体上看,吴义勤对其专著《传媒与文化领导权》的评价当也适用于《通论》：“对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空间进行了精彩的文化解读,充分展示了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魅力与力量,显示了文化研究的真正实绩和作者把文化研究引向深入并有效推进文学研究的卓越努力,为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新的研究视角的融入,使得《通论》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不过,文学史总是在不断重写的,《通论》终究也只是当代文学史重释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