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高玉《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

更新时间:2024-01-12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3518 浏览:107294

上个世纪20年怎么发表生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局.中国文学改变了沿袭数千年的老路,实现了从古典到现代全新的转型.事实上,自“五四”新文学发轫之时起,人们就对中国文学转型的原因提出了各种说法.例如西方启蒙思想的引入、西方文学的译介和传播、甲午战争以后大规模地派出留学生、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教育的兴起等.近年来,人们又从文学生产体制的变革来思考这个问题,如随着现代报刊和出版体制的建立和稿酬制度的出现,一个独立的文学市场逐渐形成等.这些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学的转型,使中国文学脱离数千年形成的旧轨道,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但是以上这些思考也有一个问题,即基本上都是在社会、文化的层面思考现代文学转型的问题,而忽略了语言在中国文学转型中的巨大作用.当然,这儿需要立即做一个补充的是,事实上,“五四”以后,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白话文运动对中国文化与文学转型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者又大都是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关注白话文运动的意义,也就是从工具论的意义上认识语言的价值,而很少从思想转变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因此对这场语言变革关注的意义终究是有限的.

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语言论转向”以后形成的各种新的语言理论传人中国,一些学者注意到语言变革在中国文学转型中的巨大作用,开始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思考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不同,以及语言在观代文学发生中的巨大作用.高玉就是较早进入这个领域、并且取得了突出成绩的一位学者.

20世纪西方的“语言论转向”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其中既有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和法国结构主义的一支,他们将文学看作纯粹的语言艺术,完全在语言的范围内解释文学的所有特点.另外还有从19世纪德国学者冯堡特,到20世纪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包括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沃尔大的一支,这一拨学者更多地从本体论的角度认识语言,强调语言与认知、思维和思想的密切关系.冯堡特就认为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包含一种独特的价值观,“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更是把语言上升到一种“存在”本体论来认识.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居于词语之中.”伽达默尔指出,人能够理解的就是语言.“语言不只是人在世的一种拥有物,而且人正是通过语言而拥有世界”.

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语言在人认知过程中惊人的力量,将这样一种理论用之于现代文学研究,则可以揭示中国文学在转型过程中前所未知的秘密,即语言在中国文学转型背后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从学理上说,“五四”时期汉语从文言到白话的变革其实并不仅仅是一种语体的变革,在其背后更深层的变革是汉语大规模的欧化.在这个期间汉语大量吸收了西语的词汇,在语法形式上也有了比较大的调整.汉语其实是在保留基本的词汇和语法习惯的基础上整体接受了西语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而按照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理论,作为个体的人不能超越自己的语言,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左右一个人的认知、思想和思维方式,因此,20世纪初语言的转型就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转型和文学的转型.

高玉在90年代就敏锐地意识到现代语言哲学在方法论上的重大意义,并把其观念和方法用于现代文学研究中,开拓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语言论”视角,也在这个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个研究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以往仅仅从工具论意义上研究现代文学的思路,让“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区别”、“语言变革与思想变革的关系”,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何以具有现代性”等问题都纳入到语言论研究的视野,大大地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空间.

当然,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进入现代文学研究并非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其中有大量的复杂的问题需要辨析和阐释.概括地说,高玉从语言哲学出发,主要探讨了现代文学中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 现代文学的发生与性质

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语言对一个民族文化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在理论上还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大量吸收西语的词汇实现了自身在价值观上的转型,但是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这个时期汉语是所有词汇都发生了变化,还是仅仅是一部分词汇发生了变化语言中不同类型的词汇对语言的价值转型是具有相同的意义,还是仅仅一部分词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高玉提出了一种语言的“道”“器”理论.

高玉认为,语言也可以由此分出工具性语言和思想本体性语言两个层次.就词汇来说,工具性语言主要涉及那些与实物相对的词.例如“树”的意义不在于“树”作为词本身,而在于它作为符号所标示和指称的对象.汉语的词汇是“树”,在英语中是“tree”,语言不同,但是意思基本不变.在这里,“树”作为语言就是“透明的”,其意义不是指向概念,而是指向实物.词与物的关系是对应的,词的意义在于有利于人把握作为实物的对象.语言中还有一类属于形而上的精神性词汇,这类词汇是人类意识高度进化的产物,是人类某种经验和意识形态凝结的结果,它们并不指向某个具体的实物和对象,其内涵就凝结在词汇中.例如“真理”、“美”与“正义”等,以往人们总以为在这些词的背后有一个作为对象的“真理”、“美”与“正义”,总希望穿过这些词,直接认识词语背后的实体.而这实际上是一种对语言的严重误读.正如英国学者麦基所说:“当你充分地理解怎么去正确地使用‘真理’这个词,以及与它有关的‘真正的’、‘真实的’等词的时候,那么你就充分地理解了它的意思.这个意思仅仅是这个词的既有用法,而不是某种存在于某些非语言领域的独立实体”.


高玉认为正是这些带有形而上特点的词汇在一种语言的价值体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一种语言体系中,这类词汇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影响却非常大.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中大量借鉴、引进了像自由、、理性、人权、平等、进化论等概念时,其实也就是引进了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价值体系寓于相应的词汇中,思想和词汇在很大程度上是等值的.因此“当我们不再用‘君’、‘臣’、‘忠’、‘孝’这些概念,而用‘个性’、‘权力’、‘自由’、‘尊严’、‘平等’这些概念来言说人的意义和价值时,言说本身已经标明我们思想和观念的根本性改变.在思想上的反传统、反封建就体现为摈弃传统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当我们不再使用‘礼’、‘仁’、‘纲’、‘常’、‘天’等这些封建性核心概念和范畴时,深层上也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这种核心思想和思维方式.”

高玉以上关于语言“道”与“器”的划分其实是在对中西方既有语言理论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就是说,中外早期的语言理论仅仅以语言为工具的观念当然是片面的,但是西方现代语言哲学完全否定语言的工具性,仅仅从本体论的意义上理解语言,其实也是有很大的片面性.而高玉对语言做了“道”与“器”的区分以后,则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事实上,纯粹的语言哲学研究和以语言哲学为方法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之间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区别,研究者不可能把纯粹的语言理论直接用于研究中,其中必须有一个理论的转换和概念的“再”界定.高玉“道”、“器”理论的价值在于它比较好地解决了以往语言理论中关于“工具性”与“本体性”之间的矛盾,为将现代语言学用之于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平台.

从这种语言的“道”“器”理论出发,高玉主要从两个方面阐述了现代文学的发生与性质问题:

1.中国历史上两次语言转型与文学的转型

就汉语的第一次转型来说,高玉认为,从殷商到春秋汉语词义的由简趋繁是一个关键性的变化.从春秋之前留下的甲骨文来看,早期的汉字意思都比较具体,词义基本上限于指称某种实物,词与物的关系就是名与实的关系,大致相当于以上所说物质名词一类.而随着早期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深入,词的意思开始有所引申,逐渐摆脱了实物的限制,越来越具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内涵,中国人开始把自己的价值态度寄寓词语中.于是产生了一批具有思想和精神内涵的词汇.像“天”、“礼”、“仁”、“儒”、“道”、“易”、“阴阳”等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概念和范畴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这些核心概念和范畴的确立,也意味着中国文化类型的确立.而在随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中国文化虽然经历了多种异质文化的冲击,包括各种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甚至包括受到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大规模的影响,但是古代汉语的体系未变,中国文化即便屡屡受到异质文化的冲击,也只能在古代汉语的体系内打转,语言不变,中国文化的基本盘面还是保持了稳定.

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西方文化的入侵同时也带来了汉语在词汇和言说方式上的一系列变化,其结果是汉语的价值系统相应地得到调整,西方文化的许多主要价值观点实际上是借着语言的调整大规模地横移到中国文化中.因此近现代史上中国文化的变革并不是新派知识分子在与守旧派的斗争逐步实现的,从晚清到“五四”改革派和守旧派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在思想领域发生大规模的交锋和论战,代替这种交锋和论战,改革派主要是扮演了引进和译介西学的角色,而在这种引进和译介中,汉语自然而然地就得到了改造.然而正是语言的改造成了颠覆古代文化的主要力量.高玉认为,“新的语言系统不仅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得以成功,而且使中国现代文化得以定型.语言即思想、思维、文化和精神,新的语言系统的最终形成也就标志着新的文化类型的最终形成”.

因为语言先于个体而存在,具有整体上影响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价值观的巨大力量,因此现代汉语确立以后,现代文化的性质和整体走向也就被相应地确定了.其后,中国社会虽然风云变幻,但是现代文化与文学的性质一直没有根本的改变.在90年代,有的研究者认为在“十七年”和新时期中国文学都出现了大的转折,并把这两次转折与“五四”文学转型相提并论,认为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出现的三次转折.但高玉则高调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五四的中国文学转折和后来的文学转折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奠定了新文学的‘型’,后来的‘转折’是在新文学范围内的变化.等新文学和旧文学相比,完全是另一种语言体系、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是根本不同‘型’的文学,而‘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包括‘’文学,都是新文学的语言系统和话语方式,都是现代思想和思维方式,属于同‘型’文学即新文学.”概括地说:“只要是语言不发生根本的变革,中国文化类型就不可能发生根本的转型,只要现代白话文作为国语的地位不动摇,中国现代文化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

2.“五四”时期语言变革与思想革命的关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思想革命,即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引进启蒙文化,革除封建文化的各种弊端,为中国日后的现代化腾出空间、扫清道路.而高玉认为,“五四”时期的思想变革与语言变革是同时发生的,它不是像当时有些人设想的那样存在一个第一步、第二步的问题.这种认识其实是高玉从语言论出发探讨现代文化与文学转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西方现代语言哲学与传统工具论语言学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手段或媒介,它同时也是一种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语言先于个体而存在,一个民族语言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其文明程度、进步程度和一个时代整体的价值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的改造与一种文化中思想的改造往往同时发生,而在两者之间,语言的改造往往更具有根本性.

“五四”时期,汉语的变革主要是在欧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事实上,自近代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汉语经历了一个大规模欧化的过程,汉语大量吸收了西文的词汇,特别是那些带有文化、思想和政治色彩的词汇,例如,“科学”、“”、“自由”、“人权”、“理性”、“哲学”这样的词汇,这些词汇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认知和思维方式.语言的改变可以视为一个搬家的过程,即从一个简陋、陈旧、腐朽的家移居到一个崭新、敞亮,充满现代气息的新家.语言的改变导致了中国人思想的改变.事实上,当中国人不再用“君”、“臣”、“忠”、“孝”、“义”这些概念,而用“总统”、“议会”、“议员”、“三权分立”、“公民”、“责任”、“义务”、“权利”这些概念来谈论社会、政治时,这个言说本身已经在提示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当中国人不再使用“礼”、“仁”、“纲”、“常”、“天”等这些封建性核心概念和范畴时,深层上也意味着人们放弃了这种核心思想和思维方式.正如高玉所说:“我们绝不能把输入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术语、概念、范畴等词汇看作是一种简单的语言形式的变化,‘科学’‘’这些新名词既是新词汇,又是新思想,接受了这些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接受了这些新思想.语言的变化最根本的是词汇的变化,而词汇又是思想的根本,所有可以说,思潮的变化从根本上就是语言的变化.”

二 “语言论”视野中的“五四”白话文运动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中国现代语言变革的一个重要环节.长期以来很多研究者对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做了相当多的探索,但是主要因为没有现代语言哲学的支撑,很多人都是从“工具”层面上定位白话文运动的意义,所以对“五四”白话文的价值大都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高玉在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研究中首先考察了白话文理论.他在研究中发现,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因为没有先进的语言理论作为支撑,他们对白话文意义的认识存在一定的混乱,就是在既意识到语言与思想关系密切、语言的变革就是思想的变革的同时,又认为语言仅仅是一种工具,语言变革的意义更多地是为新文学提供一种新的手段,一种能够更方便表情达意的手段.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创者,胡适就曾指出:“时代变的太快了,新事物太多了,新的知识太复杂了,新的思想太广博了,那种简单的古文体,无论怎样变化,终不能应付这个新时代的要求.”就是说他认为语言与思想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在不同的地方他又说:“整部中国文学史都说明了[中国]中古以后老的语言工具已经不够用了.它不能充分表达当时人的思想和观念.所以人们必须要选择一个新的工具.”这段话说明他还是把语言看作工具,语言和思想还是两个东西.陈独秀也曾意识到白话文与思想革命的密切关系,他在武昌文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认为改用白话文的理由首先就是白话文有“时代精神的价值”.就是说,表现时代精神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主要理由.但是在另外的场合,陈独秀又把语言视为表达思想的手段和工具.其实,总体上,陈独秀与胡适一样,还是把白话文运动看作一场语言形式上的革命,其意义是为新文学提供一种新的手段和工具.

但是历史中也常常有很多偶然性,有时它并不是按照设计者的初衷前行.换言之,在“五四”白话文的问题上,人的认识、想象是一回事,而事情的发展则是另一回事.胡、陈二人虽然不曾意识到思想和语言紧密相连,颠覆了旧的语言就是颠覆了旧的思想,但他们发动的白话文运动,最终确实颠覆了旧文化和旧文学.事实上,白话文运动这么快就取得成功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高玉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在整个语言变革中的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文言是封建思想的渊薮,它既是传统文化载体,同时也是传统思想和意识本身,封建思想凝结在语言中,二者根本就没有办法区分.正如钱玄同所说:中国旧文字“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之根本之解决.”周作人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因此,废除文言可以让中国人从封建的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在那个时代,远离文言就是远离旧文化与旧思想.正如高玉所说:“反对文言文的更深层的理由则在于古文是和古代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反对古文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反对古代思想,这才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最具根本性的理由,也是五四白话运动最具价值的地方,更是五四白话文运动能够导致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以及导致中国社会和文化深层的变革的最具根本性的原因之一.”

其次,就语言形式上讲,白话较舒展、直白,具有较大的开放性,与文言相比,它与西语更接近,有更多的亲和性,更便于接受和容纳西文的词汇、观念和思想.高玉认为:“比起文言,它(白话文)更灵活,富于变化,并且因为没有自己的独立的体系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可塑性,能够比较轻松地吸收现代思想特别是西方的新思想亦即术语、概念和范畴.”

总起来说,“五四白话文运动不只是单纯的语言工具运动,更是深层的思想运动,五四思想革命是通过白话文运动来实现的,五四思想革命本质上也是语言革命,即从古代汉语的思想体系转向现代汉语的思想体系.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正是在白话文运动和思想革命的内在统一性的意义上完成的”.

为了更深入理解“五四”白话文和白话文运动的特点,高玉还对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不同,以及“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晚清白话文运动之间的不同做了较多的辨析和阐释.

关于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的差异,当时人们的认识也是相当的混乱.周作人、钱玄同等对这个差异有比较明确的认识.钱玄同说过:“我上面所说从前有白话文学,不过叙述过去的历史,表明以前本有白话文学罢了,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新文学就是这从前的白话文学,更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应该学这从前的白话文学.”周作人说:“民间的俗语,正如明清小说的白话一样,是现代国语的资料,是其分子而非全体.现代国语须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和而成的一种中国语.”但是作为现代白话文运动发起者的胡适关于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的差异倒是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他提出的废文言兴白话的理由就是前者是已经死掉的语言,而从他的白话文学正统说,从他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中国文学正宗的观点来看,说明胡适并没有把自己所提倡的白话和古代白话以及民间口语区别开来.

事实上,现代白话文和古代白话文之间却有着性质上的重要不同.古代白话是古代汉语的一部分,虽然作为一种民间语言,它主要用于日常交流,更多地是被作为一种媒介使用,意识形态色彩大大淡于文言――这也是“五四”知识分子把它拿过来作为建构现代白话文基础的一个原因.但是即便如此,二者还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其差异在于,现代白话是在大量吸收西语词汇、概念和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语言,它是自近代以来,汉语大规模欧化的一个结果,它身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流脉,也有西方文化的血统,在一定意义上,后者所占的成分甚至更大一些.而古代白话毕竟还是属于古代汉语的范畴,其思想和价值体系仍然在古代汉语一边.

其次,为了说明语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作用,高玉还比较了“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不同.他指出中国近现代史上对白话文的倡导其实并非从“五四”开始,早在晚清就有一今非常广泛的白话文运动.黄遵宪1868年就提出“我手写我口”,1888年在其《日本国志》中又进一步提出了“言文合一”的问题.1898年裘廷梁在《无锡白话报》上发表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则痛斥文言之流弊,细数白话之优长,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其后,陈荣衮发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支持裘的主张.此后《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等以白话相标榜的报刊相继出现,白话书籍大量印行,当时对白话的倡导和使用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规模.但是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并没有导致文学的真正变革.

高玉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本质上是一场语言工具的改良运动,鉴于文言的难于掌握,晚清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推广白话给下层民众提供一个便于使用的语言工具,他们无意废除文言,只是希望给民众提供一个可以替代文言的工具.很多知识分子鼓励民众使用白话,而自己仍然坚持用文言写作.正如蔡元培所说:“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等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始的.”.

其二,中国近现代语言的变化主要是通过对西书的译介实现的,而晚清时期,一方面,许多翻译者使用的是文言,出发点是古代汉语,翻译者实际上是用古汉语的思维理解外文,因此很多东西翻译过来就被置入古代汉语的语境中,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被“归化”了,因此改造汉语的作用相对要小一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西方语言对汉语的影响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晚清时期,这个影响还处在渐变期,没有形成足以冲击古代汉语价值观的力量,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还是拘囿在古代汉语旧的价值体系之内,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

而在“五四”时期这个情况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首先,“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是主要是一些留学生,他们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文学视野与晚清知识分子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不同.他们推动白话文运动一开始就有一种非常认真的态度,不是拿白话文作为一个补充,作为仅仅给大众准备的一种可以代用工具,而是一开始就准备取文言而代之,他们自己就是白话文的使用者.其次,经过多年积累,汉语吸收新词汇、新概念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丰富的程度,汉语已经积聚了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型的足够力量,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说,汉语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应当是同时完成的.在这个转型中,两个过程又是相辅相成.即白话文的推行有助于汉语进一步接受西方语言的影响.事实上,白话文的舒展、细密与西文有更多的相近之处,汉语书面语在实现了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型以后,可以更方便、顺畅地接受西语的影响,融会吸收西方语言中的价值观和文化立场.而反过来,对西语吸收与融合则可以进一步拉开与古代汉语的距离,确保“五四”白话文运动取得最终的胜利.

三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高玉认为,翻译文学是介于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一种文学类型,在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翻译文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要之有两个方面,首先翻译文学与其他翻译文本一道,给汉语提供了大量的新式词语、术语和概念,对推动汉语的现代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翻译文学给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文类,即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提供了重要示范.

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中,高玉首先对旧的翻译理论提出质疑.他认为,中国近代翻译家,包括严复,主要都是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翻译观(中国人在东汉时期就开始翻译梵文典籍,因此翻译在中国有着悠久传统),这种翻译观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视语言为工具,认为思想和内容可以脱离语言而存在,语言背后有一个独立的思想和内容,因此,优秀的翻译可以超越语言,在两种语言之间实现思想、内容的等值转换.高玉讨论了严复关于“信、达、雅”的翻译理论,认为,严复作为一个对中西文化、语言都有深入认识的翻译家,虽然也意识到中西文化、语言之间存在深刻隔阂,但他仍坚持认为不同语言可以实现等值互译.在严复看来,不同民族语言虽然存在差异,但人的思想和认识是相通的,翻译原则上具有等值性.而翻译者如果做不到等值互译,那不是不同语言没有等值性,而是翻译者技术上存在问题,即他未能找到相应的词语.等值的词语应当是存在的,只是译者未能找到而已.而高玉认为,不同民族的语言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和观念,而这种观念与语言融为一体,并不存在独立于语言之外的观念与思想.因此,在汉语和印欧语这两个差别很大的语种之间要做到等值翻译应当是十分困难的.

当然,在汉语与西语之间也并非完全找不到等值的词汇和概念.在这个问题上,高玉从语言的“道”、“器”理论出发,对具体的、物质层面的翻译与抽象的、观念层面的翻译做了一个区分.他认为,翻译应当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技术的,一个是艺术的.翻译的技术层面主要是与具体的、物质性名词相对应,例如,英语在的“Sea”,在汉语中是“海”,“Sun”是“太阳”,“Moon”是“月亮”.“在翻译中,语言在这一层次上不存在理解、诠释和解说的问题,大多数都可以进行对应转换”.但是在思想、观念层面,翻译就是一种艺术”.例如,“科学”、“”、“理性”、“人权”这类词语,其意义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也只有将它们还原到其产生的特定语境中才能真正准确地理解其意义.以这种划分为基础,高玉还进一步认为,文学翻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翻译.就是说,文学虽然具有日常性,涉及具体的物质现实,但是,从根本上,文学属于意识形态,属于思想范畴.因此,从理论上说,文学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等值翻译.

高玉认为,传统翻译理论最大的问题是它混淆了技术与艺术、科学与文化翻译的关系.“在技术层面上,翻译具有客观性,具有机械性,在这一层面上,翻译不仅可译,而且可以‘等值’‘等效’,达到准确无误.在文化层面上,翻译具有创造性,同时又深深地受制于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是一种有如艺术创作一样的复杂的文化活动.在这一层面上,翻译有不可译性”.

从语言人手分析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高玉还注意到使用古代汉语(文言文)和使用现代汉语(现代白话)翻译西文效果的不同.文言是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无论思想观念,还是结构体式都自成一体,与欧式语言有着很大的距离,而现代白话是经过欧化的白话文,与西语、西文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因此用文言抑或白话翻译西文效果肯定不同.晚清与民国之初,翻译主要是以文言为媒介,这个时期“翻译一方面是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是以中国传统的方式进行介绍,即西方的思想文化被纳入了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也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中国化了”.翻译者无论思想、观念,使用的词汇、语法都是文言的,而文言与西文有更大的距离,因此,西文的思想、观念在中文中“落地”之后自然会受到更大的扭曲.近代翻译文学总体上属于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体系,表现出更多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而现代汉语因为与西文的亲和性,它会比较多地保持西文思想、观念的原貌.

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的载体和语境不同,其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自然也有非常大的不同.高玉认为,近代翻译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引进西方的词汇、概念和术语,而这些对当时的文化是异质的,它与中国旧思想、旧语言格格不入,因此其影响主要是冲击、破坏旧文化,其意义在于铲除旧物,为新事物腾出空间.而现代翻译的作用则是建设性的.因为现代翻译是在近代翻译基础上发生的,就是说,旧的思想、观念已经一定程度上得到清除,此前的翻译也已经引进了西文的词汇、概念和术语,因此在这个基础上的翻译,其作用更多是建设性的,是巩固完善现代汉语,完成现代汉语在思想上的现代化,从而也是完成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

在讨论翻译文学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文化影响效果问题时,高玉提出了“异化”与“归化”两个概念.所谓“异化”就是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改造”.在近代,翻译文学不是以平等的姿态与中国文学进行交流,而是以强势的姿态介入与改造中国文学.这个改造首先就是对语言的改造.“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最为深刻的影响则是对语言的影响从而最深层地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翻译文学在语言上的影响不仅仅提供了另一种表达样式(欧化的),最根本的则是对中国文学思想与观念的影响.汉语在实现了自己的现代性转型以后,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与反封建的主题的确立.

其次,翻译文学在文学观念与文体形式上都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高玉认为,正是受了翻译文学的影响,梁启超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突出地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口号.而同样是受西方影响,王国维则更多地承续了德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游戏说,认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强调文学的“超然于利害之外”,即文学的非功利性.而这两种文学观念互相补充,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另外,中国现代文学的四种主要体式,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虽然都是古已有之,但是近代以来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转变不仅仅是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其体式、结构和表现方式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的模本实际上就是翻译文学.

所谓“归化”,所指则是西方文学被译成中文以后,在新的语境中的“被改造”,这是两种语言与文化在遭遇与碰撞过后的妥协与媾和.“归化”这个概念强调的是被改造者的作用.中国的语言与语境在这个碰撞过程中并非完全是被动的,它在与西方语言与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不断掺进自己的东西.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等都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来.

高玉是90年代以来较早从现代语言哲学角度研究现代文学发生与性质的一位学者,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高玉研究的特点是他总是紧紧抓住语言与文学关系这个环节,用语言本体论颠覆传统的工具论,因为现代文学的许多具体领域都涉及到语言问题,高玉的研究也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成就.最近几年高玉又从话语研究出发,探讨了“现代性作为话语的特点”、“文学鉴赏中‘懂’与‘反懂’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个人’与‘自由’话语的形成及意义”,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话语言说”等问题.这些研究虽然涉及面很广,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与语言的特点密切相关.

当然,用西方语言哲学的理论探讨中国现代文学问题是一个相当深奥的领域,90年代以来虽然已经有许多学者进入这个领域,但是不少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例如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语言究竟多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思想“五四”时期一个人在实现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以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其在思想上的改弦更张一个人转而使用白话以后是否就一定会接受启蒙和反封建的主张另外,语言影响思想的机理是什么语言在社会转型中具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都还值得更深入地探讨.

责任编辑:张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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