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经典一直是学术界言人人殊的话题,而在讲究“隔代论史”的本土文化语境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典律构建的种种努力,与其说是一种正名化的宣示,毋宁更昭示一种“正典”化的焦虑.又因为现当代文学“正在进行时”的性质,其典律构建所召唤的读者参与意识要远比学习古典文学热情得多,“经典”建构也呈现出远比古典文学面向多元、复杂的态势.
进入21世纪以来,借助网络的力量,一股以公众的方式建构现代文学经典的风气蔚然兴起.这种带有全民参与性质的经典筛选模式,不但结果让人瞠目,更对既往精英主导的经典认证体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也为新形势下的现代文学教研提出了新的课题,因为“确立经典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更令人兴奋的是观察不同社会文化下不同的经典之间的区别,并对这种差别给予解释”.
虽然以布鲁姆为代表的正统学者坚称经典一定显现着某种永恒的伟大的光辉,具有统合性和示范性的意义,是天才作家最华美的展示,但是随着学界文化研究的潮起,越来越多的质疑指向这种本质主义的精英经典论.在文化研究者看来,任何一种经典都并非自明的,而是被特定阶层建构起来的,所谓的经典并不比非经典具有“更多的绝对价值”,只不过前者更符合经典树立者的立场、趣味、态度和教养而已.而更多的学者则试图在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既认同经典认证中存在着通约性的价值参照,也反对将经典作固化凝滞的理解.如童庆炳先生曾指出,一般文学经典的建构至少应包括如下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通过对这些要素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梳理出经典累积生成的线索.
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从赵家璧发起《中国新文学大系》到日后种种标明“大系”的丛书,从“鲁郭茅巴老曹”到沈从文、张爱玲的被发掘,从革命史观到启蒙史观再到人文史观的治学视角的调整,建构与重构经典的努力未尝稍歇.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对于百年文学的经典化进入一个：1994年,王一川等发动对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重排座次,引起巨大争议；1996年,谢冕先生和钱理群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出版；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邀请海内外14名知名批评家、作家推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在大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组织评选了“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同样是1999年,由台湾《联合报》发起,经过众多学者多轮筛选,评出了“台湾文学经典”,共30部作品入选；2000年,上海作协与《文汇报》联合发起了全国百名评论家推荐90年代最有影响作家作品的活动等这些形形色色的评选,虽然依据的评判标准或侧重政治社会意义,或强调审美独立品格,但都是以专家学者的思路为主导来建构的,故彼此之间差距虽大,其所依附于精英立场是无疑的.
进入21世纪以来,事情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筛选越来越看重大众读者公投的力量,其原因有三：一、随着国内学界文化研究渐成气候,其“非精英化”和“去经典化”的学术理路势必会把研究的视角导向“历来被精英文化学者所不屑的大众文化甚至消费文化”,而引入大众的视角,作为重构经典的维度,可以有效对抗纯学院场域操纵下经典诠释话语权的垄断；此外,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也吸引了相当一批学者去探求文学经典形成背后的文化权力及运行机制.二、大众传媒与出版机构出于经济动机的热情参与.被追认为经典的作家和作品无疑拥有了布尔迪厄所谓的巨大“象征资本”,其向经济资本的转化也较非经典来得迅速和高效.赵家璧当年促成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功德无量,但他个人的出发点显然更多商业的考量.而在文化产业竞争白热化的新世纪,文学经典的话题始终能在传媒中保持一种热度,各家出版社也都反复操作文学经典的选题,期待唤起读者参与意识的同时也取得市场上的收益.三、网络无所不在的渗透力也确保了一个普遍参与的票选的技术平台,使得广域人群的参与成为可能.
在众多公投20经典的活动中,影响较大的有“华文‘60家’全民网络大评选”、“中国作家实力榜”、“当代读者最喜爱的一百位华语作家”等,我们且以“60家”为个案,来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经典建构的诸多话题.
2005年9月由新浪网读书频道、北京燕山出版社联袂推出的“华文60家全民网络大评选”,采取了专家、网上读者评分在综合分中各占50%权重的原则,以期“既体现文学专家的学术见识,又吸纳文学读者的有益意见”,“反映20世纪华文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体现文学研究专家的普遍共识和读者对20世纪华文文学作品的阅读取向”.这次评选由北京燕山出版社牵头,由白烨、倪培耕、陈骏涛、贺绍俊为总策划,先确定了100位作家及其代表作作为候选名单,然后,约请了国内现当代文学学科的25位知名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在100位候选人名单的基础上进行书面,以得票多少为序,产生“60家”的专家评选结果.之后在新浪读书频道上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全民网络大评选”,评选结果于2005年12月16日揭晓.最后,取专家与读者打分的平均分排出“60家”的座次（见表1）,出版方于2006年1月推出系列图书.
细审这份榜单,有三点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专家“共识”与读者“取向”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价值分野,但也显现出某种调和.
“华文60家”中,专家评分最低的是三毛,而读者评分最低的是李劫人（巧合的都是22分）.顾城读者的得分是95分,而专家只有29分.造成这种巨大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佛克马和蚁布思所谓的“文本的可得性”上,意即哪种文本可以更顺畅地进入公众阅读的空间.三毛和顾城都是读者较为熟悉的作家,而李劫人虽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年走高,但对于大多数读者依然是相对陌生的名字.换言之,读者接触三毛与顾城文本的机会远大于阅读李劫人.再一个原因则在于双方对所谓纯文学与俗文学各有偏向的侧重,这属于不同读者“期待视野”的差距. 与差异相比,更值得注意的是专家与读者之间的调和性意见.这种调和性不止体现在对鲁迅、老舍、王蒙、刘震云等完全一样的得分上,更有意味的在于对穆旦、徐訏的评价上.穆旦排名第38,而且读者与专家之间票数相差不大；徐哥排名第六十,读者与专家看法几乎一致（43对45）.这种趋同证明了经典的“可诱导性”.早些时候,穆旦正是“重排大师”举动中被推举为20世纪新诗第一人的诗人,或许正是这种巨大的舆论效应潜在地对读者的经典判断进行了有效的诱导.徐訏近年来一直是现代文学界关注的热点,虽然学界更多强调其书写的现代意义,不可否认的是诸如《风萧萧》《鬼恋》等名篇的通俗色彩很投大众读者的脾胃.金庸名列第15位,也不全赖读者之力,专家也打出了70分,可见金庸的经典地位不但深入人心,也深入学界,这或可称为反向的“经典诱导”.
第二,专家组成的地域性对于经典的认定有相当大的影响和导向.
评选活动名为“世纪华文文学60家”,但人选者不外大陆台港三地,别的区域的华文文学作家无一入围,而纯粹为台港作家身份也只有金庸、白先勇、余光中、三毛四位.对比上世纪末“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的评选结果,更显出一种结构性的差异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专家评委会的组成有关,25位成员都是大陆知名学者,且只有黎湘萍先生专门致力于台湾文学研究.而不少网友在时也质疑这点,如有网友说：“对港台文学似乎太轻视了,台湾的王文兴、朱天文、吴浊流,香港的西西、李碧华也是很不错的作家,台湾一批优秀的诗人也没有列入候选.”
或许专家的评选并非出于“轻视”,而只是因为不熟悉或者出于某种学术惯性,但多少有区域中心主义之嫌.在现代文学的区域性和板块性得到学界充分阐释的今天,对于现代文学经典的再确认也理应充分考量大陆之外丰饶的文学资源,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当我们说到中国文学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纯粹的单元的‘中国文学’是不存在的.除了内地的中国文学外,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学：在香港和台湾产生的中国文学,以及在新加坡以及世界其他各地产生的中国移民文学.因此,重构经典以准确、及时地描绘出一个混杂的、多元的、不断变化的、称之为‘中国’的想象空间的全部已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同时,这也关涉票选经典的操作问题,再有类似的推选,是否可以借鉴《亚洲周刊》的做法,在专家评委的遴选上注意吸纳华语各区域的优秀学者,而主办方也可以呼吁所有华语地区的读者来参与,以期在更宏阔的视野中呈现出20经典化的复杂多样来.
第三,“华文60家”尽管强调要将专家的“普遍共识”与读者的“阅读取向”做一个结合,但读者并没有提名权,实际上是预先对读者的“阅读取向”做了规约.
“华文60家”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的白烨先生说到策划活动的初衷时表示：“这些年网络写作、青春写作的势头很猛,这种情形对文学阅读施加影响之后,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很多经典作家与作品被遮蔽了.我曾经看到一个以在校中学生为对象所搞的文学阅读调查,调查表明现在许多中学生对中国现当代作家都不甚了解,所列出的喜爱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有相当一些是青春查重复率和网络查重复率,如郭敬明、韩寒、痞子蔡、安妮宝贝、刘墉等.”@显然,白烨希望通过这样的推选起到为经典去蔽的效果.那如果没有25位专家的预选,直接有网民票选,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2005年4月由新浪读书频道联合贝塔斯曼书友会联手举办的“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评选恰提供了对照.这次评选先由主办方从1300位作者中甄选出600位作者,再由评审团（评审团来自社会各行各业：10位著名作家、10位教授学者、10位出版人、10位社会名人、10位大学生、lO位白领、10位企业家、10位媒体、10位博客作者、10位书友会会员）从600位初选名单中复选出300位候选人名单,然后开始网上票选.评选结果于2005年5月17日揭晓,人选的现当代作家包括安易如、蔡骏、沧月、痞子蔡等网络查重复率和郭敬明、韩寒、张悦然等80后作家约有20人,占整个榜单的五分之一.且有一些查重复率是现当代文学领域的学者闻所未闻的.虽然这次活动命名为“最喜欢”,实际正勾勒了读者心中经典的线条.可见,一旦赋予读者自由取舍的权利,那结果会与专家大相径庭.且典律化本来就属于一种选取性、排他性的文学运作,由于专家与读者在文学理念上的歧见和审美参照系的差异,任何有偏向性的文学典律的构建都很难被各方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标准的设定是一个问题,而经典“给谁读”或者说“谁在读”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白烨先生发起的言论中已表明,“华文60家”评选的初衷是为纠偏包括中学生在内的青年人的阅读取向.只是,票选经典的结果可以很简单地传达给青年人,但是面对里面的交锋和歧义,做出周全的回答却不那么简单.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迅与张爱玲孰高孰低的论证不会消失,对于金庸、三毛文学史正名的努力也会始终维系,80后作家已经成了选修课的内容,进入文学史的时间可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作为还进行着的、我们可以参与其间的历史时空,也许对于经典建构过程的阐释比结论性的何谓经典的判语更为重要.
马兵 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