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重写文学史”的“历史性”

更新时间:2024-01-24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9013 浏览:132736

一、

让我们从一个文化事件谈起.2000年,《收获》第2期“走近鲁迅”专栏刊发了三篇文章,分别是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林语堂写于1937年的旧文《悼鲁迅》.这三篇文章虽然风格各异,重点不一,但都有一致之处,那就是对鲁迅“经典形象”进行一种解构式的“重写”.冯骥才开篇就点出鲁迅的“成功”之处在于“独特的文化的视角,即国民性批判”,但是随即笔锋一转,认为:“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国民性批判源自一八四零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等可是,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的分析里所埋伏的西方霸权的话语.等由于鲁迅所要解决的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不是西方的问题;他需要借助这种视角以反观自己,需要这种批判性,故而没有对西方的东方观做立体的思辨.等可是他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说,却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王朔则直言“鲁迅的小说确实写的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倍受推崇的《阿Q正传》中尤为明显.”“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林语堂以同代人的身份对鲁迅的定位是:“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战士.战士者何?等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这三篇文章一俟发表,立即在文化界引起很大反响,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亦有之,但大多秉持某种道德化立场,真正有价值的观点并不多,所以有人指出:“从1999年底刮起的一股‘批鲁风’,实际上是1998年文坛‘断裂’事件的延伸和继续.如果不认真研究导致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并加以妥善解决,而单就鲁迅论鲁迅,那就会纠缠不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这一深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联系到冯骥才的另外一篇文章,或许能看得更清楚一些.1993年,在一部分学者提出“后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之际,冯骥才发表了《一个时代结束了》一文,提出“新时期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是到了“应该自我保存”的时候了.冯骥才列举的理由有四:第一,“新时期文学”已经完成了挣脱“文学为政治怎么写作”的使命.第二,“新时期文学”已经完成了“文学回归自身”的使命;第三,“新时期文学”的读者群已经涣散;第四,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文学的使命、功能、方式,都需要重新思考和确立.由此可以看出,从“走出80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终结”到“批鲁风”,这些文化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而要求对80年代建构起来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经典进行再一次的重写.很明显,在冯骥才、王朔等人看来,要走出80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就必须走出鲁迅的神话,只有解构了鲁迅的神话才有可能解构80年代文学的神话.这里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作为80年代文学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冯骥才和王朔都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80年文学话语是一种建立在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文学”的激活和建构的基础之上,并最终确立了以启蒙为主导的现代化文学话语叙事.正如贺桂梅在其博士论文中所论述的:“80年代前中期,对五四传统的理解在思想文化界大体是一致的.批判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因素、倡导世界性文化眼光贺肯定普遍意义上的‘人性’,都被看着是五四时代没有完成的现代文化建构工程,而在80年代得到继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被看着是直接继承了五四传统,以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历史时期.”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冯骥才、王朔等人对鲁迅的批评,决不仅仅是对作为单个作家的鲁迅的批评,而是对80年代以来所建构起来的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化文学话语的批评.在此我无意辩驳这一文化事件的是是非非,只是想指出一个问题,当“冯骥才们”试图通过“重写”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时候,与其说他们面对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一历史的存在,不如说他们面对的是经过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建构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一话语的存在.实际上,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文化事件,如“人文精神”大讨论、“断裂问卷事件”、经典大师排位、《收获》事件等等,他们的诸多话语方式、知识资源和行为逻辑都与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密切相关,“从某种角度看,这可以看作‘重写文学史’历史逻辑的延续”它们一方面沿袭了“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某些知识资源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又通过一种断裂的方式证明了80年代(包括“重写文学史”思潮)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更内在于我们当下的文化构成之中.这些当下的话语事件以后发的方式进一步凸显了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在应对、推动、型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话语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它使我们意识到,在一个更开阔的历史视野和知识语境中回过头来重新审视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史)叙事,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需要,同时也是回答当下困扰我们诸多文化问题的现实需要.

无庸置疑,80年代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事与“重写文学史”思潮密切相关.首先,“重写文学史”思潮建构起了一种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形态,正是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发生和展开过程中,一种完全不同于前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被叙述和确立起来.经典作家谱系的更替大概最能见出这种变化的幅度,1951年,由陈涌为首的北大文学研究所主要从事现代重要作家的研究,他们首选的八位作家是: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丁玲;巴金;老舍;赵树理.到了唐、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鲁迅、郭沫若、茅盾各单列一章,巴金、老舍、曹禺三人合为一章;到了19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单列一章的经典作家是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赵树理.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变化的幅度更大,樊骏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的文章作了专门的统计,以1989年为界,前十年关于鲁、郭、茅、巴、老、曹的文章占了作家作品研究的半数以上,而近十年则缩减为四分之一;张爱玲、沈从文、萧红、林语堂、徐、冯至、穆旦的研究文章明显增多,有关闻一多、赵树理、夏衍等人的文章显著减少.而且,不仅是经典的秩序被重写,即使是地位没有变化的经典作家,研究的角度也明显不同,以鲁迅为例,在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鲁迅从前此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战士的、现实主义的鲁迅变成了一个启蒙的、现代主义的鲁迅,与此相关的是,以前遭到忽略的《野草》等作品获得高度的肯定和评价.再比如对沈从文和张爱玲的发现和肯定,也决然不仅仅意味着发掘或者“平反”一些被掩埋的作家作品,而是在这种经典谱系的更新中,蕴含着一种新的文学史的评价标准和准入原则.正如王瑶所总结的:

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以社会主义文学的标准衡量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强调了现代文学的新主义性质,提出要以是否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倾向,以及这种倾向表现的是否深刻、鲜明作为衡量和评价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基本标准.等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反帝反封建’的标准本身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提出了“文学现代化”的概念.它包含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作品思想内容的现代化,作家艺术思维、艺术感受方式的现代化,作品表现形式、手段的现代化,以及文学语言的现代化等多方面的意义,并且把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倾向和艺术表现、形式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应该说,它是把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特质包括在内,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揭示中国现代文学本质的一个概念.等这个概念的提出,是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它使我们研究工作的重点由注重现代文学与新主义革命时期其他意识形态的共性转向了现代文学自身的个性.

在“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推动下,区别于“政治标准”的“文学性标准”、“审美标准”逐步得到确立,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并重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性质,“我们首先在理论上明确了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它既属于文艺科学,又属于历史科学,它兼有文艺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的性质.”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性质的确认,直接影响到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认识和研究:

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学科建制或创建,等包含了对‘文学’基本观念的重新理解,以及新时期文学实践的性质等更为核心的问题.关键问题之一,是“当代文学”性质的变更.等其中发生的微妙变化,则是‘十七年时期’处于‘边缘’或‘非主流’位置的文艺观点和作品,渐次地转为‘主流’.等新的“主流”文学指示的方向,不仅扭转了“”时期趋于极端激进的革命文艺实践的路径,而且在《讲话》和“五四”的承接关系上也更接近后者.

也就是说,对当代文学学科性质的重建,是建立在对现代文学学科性质重建的基础之上的,这两者基本上是一种同构的关系.没有对现代文学学科的“五四性质”和“启蒙意义”的重新确认,就不可能把当代文学从“社会主义性质”中“抽离”出来,而这两个学科的重建则统一于80年代“重新文学史”思潮的实践中.

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面目,同时也直接影响到80年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对于严家炎来说,对“新感觉派”的发现和重评与80年代初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密切相关;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寻根文学”的兴起实际上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谓的“文化角度”提供了创作上的支持,而反过来,“文化角度”作为一个区别于“政治角度”的文学史评价标准也为“寻根文学”的勃兴提供了合法性的话语资源.在上海的“重写文学史”中,对“审美原则”和“文学形式”的强调进一步挣脱了“重大题材”、“重大主题”的限制,把作家作品的主体地位凸显,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的“新潮批评”和“新潮文学”形成互动,以致于王晓明在本世纪初反思文学丧失社会性的时候认为“‘重写文学史’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

实际上,在80年代的语境中,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如何在一个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分裂”而政权又保持着连续性的环境中开辟尽可能广阔的言说空间.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更是一个系统的社会文化工程的一部分,它是80年代众多的应对“”后严重的文化危机的社会话语之一种,与同时期的政治学话语、美学话语、哲学话语等人文社科话语一起,构成重建文化主体和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力量之一.因此不可避免地,“重写文学史”思潮必然和80年代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话语)纠缠在一起,无论是80年代初的重评与“拨乱反正”、“平反冤家错案”的密切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热”、“现代化话语”之间的纠缠,还是上海的“重写文学史”与城市改革以及80年代末激进的解构思潮之间的隐秘关联,我们都可以看出,“重写文学史”思潮既是80年代社会历史语境的具体产物,受到各种力量的制约和改写,另外一方面,它又作为这些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特殊的话语方式和实践方式参与并改写着80年代的文化面貌,并在此过程中凸显一类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主体意识.因此,综合上述的各种情况,可以将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界定如下:在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一类知识分子借助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重建文学史的主体性,参与80年代现代化文学叙事和现代化意识形态建构的社会文化思潮.这一界定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整体性.它在纵向上由80年代初的重评、80年代中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整体观”、80年代末的上海的“重写文学史”等事件组成,横向上与当时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如“拨乱反正”、“文化热”、“美学热”、等发生紧密联系,是一种多面向、立体交叉的社会文化思潮;第二,“重写文学史”的主体性,“重写文学史”是一个拥有特殊主体的话语事件,它虽然借助了80年代普遍的大写的“人”的主体性话语,实际上却是一类知识分子参与历史的一种实践行为;第三,最重要的是,这一切界定都指向一点,那就是“重写文学史”的历史性,它只可能是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应对具体的历史问题而发生的文化实践行为,而不是一个普遍性、知识性的理论话语的演绎.

三、

目前学术界对于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学科史的梳理层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书,这本书的定位是“从学科评论的高度,回顾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现状、热点、难点以及前沿性的课题.”在该著作的第九章“现代文学作为80年代的‘显学’”和第十章“‘重写文学史’和90年代的学术进展”中分别研究了80年代初的“重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的“整体观”以及上海的“重写文学史”事件.对这些事件的梳理被始终置于学科的发展框架中,并被划分为四个阶段:“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学科复元;1983年学科重建;80年代中期学科进一步超越意识形态的制约;80年代后期进入自觉调整时期,自主性进一步增强.”最近出版的《文学史话语权威的确立与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研究》基本上沿袭了这种思路,不过是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论》中篇幅较少的“当代文学学科”部分进一步放大和加强了,在该著作的第三章“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的建构”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上海的“重写文学史”事件被论述为当代文学学科内建构新的文学史观念的重要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学科史的研究方式并不是天然的,它是80年代末社会政治动荡和90年代以来学科话语勃兴的后果之一.把“重写文学史”思潮纳入学科框架内讨论,一方面是学科话语发展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也是进一步“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需要.这种研究方式进一步强化了“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学科话语的属性,从学科史的角度来说固然是一种有效的梳理,但是却同时遮蔽了“重写文学史”思潮作为社会文化思潮之一部分的历史属性和意识形态性,忽略了“重写文学史”思潮在80年代所具有的开放性和文化实践性.另外,虽然这种研究试图借助学科史框架把80年代的诸多“重写”实践贯穿起来,但是却没有达到“整体性”研究的效果,因为这种贯穿仅仅是按照时间上的先后进行一种简单排列,而忽视了“重写文学史”思潮并不是一个线性矢量运行的过程,而是充满着差异和变化的动态发展.更重要的是,这种学科史的研究最终造成的后果是把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中确立的一系列观念如“文学性”、“审美性”、“文学自主”等理解为一种普遍的知识形态,而忽视了作为一个拥有主体的“重写”思潮所具有的历史建构性和各自所针对的问题意识.

很明显,仅仅从学科史的角度去研究“重写文学史”思潮是不够的,比如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型》一文,就试图从“左翼”立场对“重写文学史”的“资产阶级叙事”的“本质”予以拆解和质疑.虽然这种否定式的进入问题的方式带有更多批评的色彩,但对于拓宽“重写文学史”的研究思路仍有一定的启发性.台湾学者龚鹏程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之解析》一文亦是从文学政治学的角度梳理“重写文学史”的政治指向.即使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中,也有不同的研究视野在试图冲破统一的学科话语的束缚,由贺桂梅执笔撰写的第十一章《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学科发展》虽然以“当代文学学科”为讨论对象,但却以很大的篇幅讨论了“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与当代文学学科建制之间的复杂关系,更重要的是,贺桂梅试图历史地演绎“重写文学史思潮”与80年代的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话语关系.实际上,贺桂梅近年来就“重写文学史”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主要有专著《人文学的想象力》中的第三章《“重写文学史思潮”与新文学史范式的变迁》,专著《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中的《“现代”“当代”与“五四”――新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变迁》,以及《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在这些文章中,贺桂梅沿袭了她的博士论文中的某种整体性的视野,一方面考察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与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构之间的关系,另外一方面试图把这种考察放置在80年代至90年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辩驳“重写文学史”思潮本身的话语构成方式.“80年代中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和80年代后期的‘重写文学史’活动,则将这一趋势中蕴含的因素凝结为文学史的具体理论形态.这是80年代的文学观念、历史态度和文化取向的一次系统的呈现.”并追问:“在‘二十世纪’作为一种物理时间已经终结的今天,在‘中国’已然置身于‘世界市场’和世界格局当中、并且由于世纪末发生的全球/中国诸多历史事件而被称为‘历史终结’的今天,同时也是在中国按照现代化理论被认为进入了‘起飞’/‘崛起’阶段、而‘文学’逐渐丧失其在民族-国家机器中的特权地位并被‘边缘化’的今天,我们在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和‘文学’?”贺桂梅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后发的知识优势和理论穿透力,尤其是《重读“20世纪中国文学”》显示了大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可以说是目前对“重写文学史”思潮最有推进力的研究成果之一.但是需要指出的,就历史研究来说,贺桂梅的研究理论建构和辩驳的色彩过浓,缺乏对历史细部的辨析,也就是说对于“重写文学史思潮”的生成过程实际上只是止于粗线条的梳理,这导致她的很多判断虽然犀利干脆,但过于“知识化”,似乎缺少必要的“现场感”和历史的“同情的理解”.而且,在学科话语和社会思潮之间,贺桂梅的研究似乎还缺少一个对话的框架和通道,因此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重写文学史”思潮由于参与主体、发生时空的不同而导致的差异和分歧.

四、

在我看来,要想重新激活并拓展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研究空间,就必须突破“学科话语”的局限,把“重新文学史”纳入“历史化”的考察视野,并深入辨析“重写文学史”的“历史性”的发生、发展和建构.以下几个途径或许能为这种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路:

一、从整体性的角度考察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与80年代的历史语境之间的多重关系.正如我在第三节中所言,我把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理解为一种应对文化危机的历史事件,这一历史事件只有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里才具有历史意义,比如“重写文学史”为什么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这种空间转换意味着什么?城市改革、新潮文学话语与“重写文学史”有何关联?历史性“不只是指过往经验、意识的积累,也指时间和场域、记忆和遗忘、官能和知识、权力和叙述种种资源的排比可能性”.只有回到历史的现场,把“重写文学史思潮”放到当时的历史中考察它的运行的方式和轨迹,发现话语的变迁史和具体的行为实践之间的关联,“不要急于探求普遍性的东西,而应以更客观化、相对化的方式,在与具体时代和状况的关联中加以思考,普遍性的东西自然会在其中清楚地现形的.”


二、考察不同的社会文化话语与“重写文学史”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福柯所言:“我在《词与物》中从不言而喻的非连续性出发,试图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这种非连续性是一种真正的非连续性吗?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需要经历怎样的转型,才能使一种类型的知识发展为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就我而言,这根本不是在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恰恰相反,这是把历史的非连续性作为一个疑问提出来,并力图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考察其他的社会文化话语(政治话语、美学话语等等)如何进入“重写文学史”话语并最终成为“重写文学史”话语的一分子,这之间发生了何种转换和位移将深化“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历史属性.尤其是对“现代化”、“审美原则”、“主体性”等“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关 键 词 ”在“话语旅行”中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考量将是有趣且有难度的问题.

三、还可以分析“重写文学史”思潮参与主体的知识构成、行为实践和美学旨趣.在既往的研究中,对“重写文学史”思潮参与主体的考察相对而言是比较模糊的,这种模糊性来自于80年代对“大写主体”的一种盲目的信任,而忽视了主体作为一种历史建构物的特殊性,“主体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等建立在一系列的特定文化氛围中的规则、样式和虚构的基础之上.”虽然我并不认为“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参与主体完全没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是,这种“自主性”自何而来?与何种文化“成规”和话语规范发生了何种关系,对“重写文学史”的状貌施加了何种影响?对参与主体的细部考量,或许能够见出“重写文学史”思潮内部的差异和分离,并将进一步折射出80年代“主体”建构的多重性.

总之,在一种综合的、整体的方法和视野中对“重写文学史”思潮进行“历史化”的研究势在必行,惟其如此,才能驱除附着在“重写文学史”思潮上面的强大的“学科意识”和“专业主义”倾向,从而把“重写文学史”思潮重新置于80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思潮、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话语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格局中,进而对现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话语和文学史叙事观念进行有力量的反省.

注释:

(1)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收获》2000年第2期.

(2)王朔:《我看鲁迅》,《收获》2000年第2期.

(3)林语堂:《悼鲁迅》,《收获》2000年第2期.

(4) 2000年5月22日,浙江绍兴市政协委员、绍兴市作家协会主席朱振国以会员身份致函中国作家协会,对三篇文章表示不满,朱振国认为:“概括《收获》上的三文,可以说冯骥才的开篇是‘点穴’,王朔卖点是‘抹粪’,林语堂压卷是‘漫画像’.”他进一步指出:“对待历史人物,尤其是文化伟人,我们需要保持明智的心态,宗师、奠基人、开先河者,有其不完美是难免的,但他们的历史地位永远是不可动摇的.想以对巨人的轻侮衬托自己的高明,或以为巨人已长眠地下不可能辩护和抗争而显得猖狂,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浅薄和卑劣.《收获》杂志封面上赫然打着‘巴金主编’,我们知道巴老是崇敬鲁迅的,他在1983年来绍参观鲁迅纪念馆时,留下了‘鲁迅先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的题词.读者迷惘的是:这次《收获》讨伐鲁迅,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作为我们协会主席和刊物主编的巴金知不知道这事?如果不知道,那么,这次‘倒鲁’是谁策划又代表了谁的旨意?用意何在?”文章结尾,朱振国要求中国作协机关报《文艺报》刊出这封公开信并作出复示.朱振国的文章首先发表在《绍兴日报》,一些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比如新华社发表了题为《贬损鲁迅引起作家朱振国质疑》的消息,《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标题为:“绍兴作协主席质问《收获》:贬损鲁迅,意欲何为”的消息.6月1日,绍兴市鲁迅研究会、绍兴市作协、绍兴市文联、绍兴市社科联的有关人士还召开了“反对贬损鲁迅座谈会”. 《收获》杂志的副主编肖元敏、程永新对朱的质疑作出了强烈反映,分别发表了《走近鲁迅,用心良苦》、《走近鲁迅,何错之有》的相关文章.中国作家协会并没有对朱振国的公开信公开表态,但是在6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作家论坛周刊”开辟了相关专栏,一是在“鲁迅是中国现代进步文化的代表”的大标题下发表了北京召开“鲁迅研究热点问题讨论会”的消息,题为《鲁迅的革命精神不容亵读》.另外刊发了陈漱渝的访谈录,题为《要想跨越他,首先要继承他》.

(5)陈漱渝:《要想跨越他,首先要继承他》,《文艺报》2000年6月10日.

(6) 1992年秋,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和《作家报》联合召开了“后新时期:走出8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讨会.这次会议将90年代文学命名为“后新时期文学”.与会者的文章分别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5期和《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上.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尽管对‘后新时期文学’的时间划分以及具体的内涵、特征有着不同的见解,但他们大多以‘市场化’、商品经济的消费性对文学的影响作为区分两个不同文学时期的前提”.(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19页.)

(7)冯骥才:《一个时代结束了》,《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3期.

(8)贺桂梅:《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6月,未出版.

(9) 在我看来,第一,冯、王虽然站在90年代的立场上对80年代的文学话语进行批评,但所使用的知识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于80年代,比如王朔对小说的非概念化、虚构本质的强调,实际上来自于80年代“新潮小说”的评价标准.第二,冯、王等在对80年代所建构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话语进行批评的同时,一方面暴露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另外一方面也同时遮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历史性.

(10) 1998年,作家韩东、朱文等人发起一份旨在挑战现有文学秩序的“断裂”问卷,后来问卷和56位青年作家、评论家的答卷一起刊登在当年的《北京文学》第10期上.这份问卷由于问题设计很有针对性、倾向性和引导性,在当时的文坛引起很大的反响.参与者宣称要跟长期信守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信仰、趣味断裂.题目包括“你认为中国作家协会这样的组织和机构对你的写作有切实帮助吗?你怎样评价它?”“你认为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你对《读书》和《收获》杂志所代表的趣味和标榜的立场如何评价?”等.回收的问卷中,出现了这样的回答,“公共浴室(问题一)”、“让鲁迅歇一歇吧.(问题二)”、“《读书》是特辟的一小块供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收获》的平庸是典型的,一望而知的.(问题三)”.

(11)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文库在小说卷“排行榜”中选入金庸,而茅盾则落选.

(12)(19)(21)(22)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29页,第155页,第1页,第108页.

(13)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以文学体裁来进行章节划分,只有鲁迅的小说《呐喊》和《彷徨》、曹禺的《雷雨》被单列一节.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3月重印.1956年出版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是以文学斗争为主要叙述对象,单列一章的作家只有鲁迅一人,单列一节的作家有瞿秋白、柔石、胡也频、殷夫四人.

(14)唐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11月.唐、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

(1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

(16)樊骏:《〈丛刊〉:又一个十年(1989――1999)――兼及现代文学学科在此期间的若干变化(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

(17)(18)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回顾和现状》,《王瑶全集》,卷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20)王晓明、杨庆祥:《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王晓明答杨庆祥问》,见附录2.

(23)王春荣、吴玉杰主编:《文学史话语权威的确立与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

(24)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型》,《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25)龚鹏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之解析》,陈国球编:《中国文学史的省思》,三联书店,1993年6月.

(26)(29)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54页.

(27)贺桂梅:《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

(28)(30)贺桂梅:《重读“20世纪中国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4期.

(31)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美】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孟祥春 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3月,第7页.

(32) 【日】丸山:《回想――中国,鲁迅五十年》,王俊文译,《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2期.

(33)(34)《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26页,第19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