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摘 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一个新的文学思潮――底层文学的兴起,书写底层民众的苦难一时成为文学创作的热点和焦点.作家们以一颗悲悯之心,直面底层的艰难与不幸,通过对苦难的真切书写,给予底层民众以人道主义的同情与关怀.
关 键 词 :底层 底层文学 苦难叙述
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当中有许多关于苦难的叙述,其中底层文学中的苦难叙述尤为引人注目.底层文学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支文坛生力军,并逐渐发展成为一股文学思潮.目前,对底层文学的定义仍然存在很多争议,大多含混、模糊,学界至今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定义.李运抟说,“所谓底层叙事,主要指一种关注社会民众生活及其疾苦的创作意识,以及由此体现的叙事状况,涉及到题材、主题和价值判断等具体问题.从新世纪小说‘底层叙事’的题材来看,关注底层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存景观及其命运是主要写作内容.”[1]从创作意识和题材方面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定义.李云雷从内容、形式、写作态度和文学传统上对底层文学进行了概括:“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它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评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2]这一概括比较全面地阐释了底层文学的内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尽管至今为止对底层文学还没有一个明确科学的定义,但底层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底层苦难的书写.底层是现代苦难最主要的承载者,底层与苦难奠基了现代化与都市的宏伟.底层文学中的苦难叙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人群身上:留守乡村的农民,城市下岗工人及底收入人群,进城打工者.这几类人群实际上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正是通过对这一庞大底层的苦难书写,显得这些苦难更为厚重,这不仅是对当下现实的思考,更是对人自身命运的关注.
一、在乡底层苦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现代化建设使城市、乡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加剧了对农村生存空间的挤压,农村由传统的田园风光走向凋敝.城乡贫富差距不断加大,乡村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农民固守土地,在乡而生,一部分农民开始走出乡村,进入城市寻找生活.在乡农民因为复杂的农村宗法制关系,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等因素,始终处于现代化的边缘,苦难是他们的基色.
杨继平的中篇小说《烟农》,写出了地方政府为了与老百姓争利而制造的惨案.胡学文的《命案高悬》讲述的是底层百姓的生命苦难.小梅因为在林中放牧,被副乡长连牛带人带到了乡里,后来不明不白的死在了乡卫生院.乡政府用八万元堵住小梅丈夫的口不让其告状.护林员吴响良心发现,想查清事情的真相却被派出所诬以嫖娼罪罚款1500元,护林员工作也被辞掉.在强大的政权威慑力下,小梅的丈夫和公爹也只能认定小梅死于心脏病.在乡村强大的宗法制政权面前,老百姓无法享有最起码的生存保障,更谈不上权利和公平.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苦难像一个无底的深渊时刻笼罩在乡村底层的上空.
妇女一直是人类史上最底端的弱势群体.在乡村,妇女更是苦难的直接承载者.婚姻是爱情的美好结晶,美满的家庭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也是青年人追求的目标之一.解放后,中国实行了新的《婚姻法》,明确规定恋爱婚姻自由,婚姻双方地位平等,相互尊重等条例.可是,在偏远的乡村,现在依然存在父母包办婚姻、写卖婚姻、交换婚姻或物质化的婚姻.受封建思想的余毒,女性成为繁衍的工具,婚姻双方地位不平等甚至出现严重的家庭暴力,最终导致家庭悲剧的频繁发生.王祥夫的《尖叫》中的米香,丈夫嗜赌,经常遭受家庭暴力,到派出所求助离婚,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们声称为了维护模范镇的牌子,没有离婚名额.结果,米香的丈夫更加有恃无恐,以至剪掉了米香的一节手指,米香在求助无望之下只好雇凶杀夫.案发后,反倒责难米香不求助法律.这时的米香发出了一声无比凄厉的惨叫,“啊啊啊啊等”这声惨叫是长期以来,农村妇女权利得不到维护,无处寻求公道,底层人无法言说自己而发出的反抗之音.底层文学的作家们,直面现实,对乡村百姓的苦难境遇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让人震惊,更让人反思.
二、城市底层苦难
对城市底层苦难的书写主要集中在下岗工人与失业者身上.20世纪50年代,工人阶级是国家最有力量、最辉煌的阶级,他们一不畏艰难的精神铸就了新中国工业的兴盛,他们站在了时代的顶峰.9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加大,产业结构大幅调整,国企进行相应的变革,曾经的繁荣喧闹不复存在.工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削员改制,工人下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把工人推向生存的绝境边缘,“他们经历了辉煌不再的失落,与步入正轨的生活断裂的惊悸,失去生存基础的恐惧与前途无着落的迷惘.”[3]
在描写国企改制工人下岗的作品中,曹征路的小说《那儿》不仅写了个人面临的苦难,而且表达了对某些不合理现实的质疑与抗争,写出了个人在时代潮流下的弱小,无力把握自身命运的悲哀.小舅是矿机厂里的技术能手,会使难度极高的“腰锤”,也因此成了厂里的工会主席.他亲历了50年代矿机厂的辉煌,他也亲历了80年代工人因为体制的原因错失大好发展机遇的痛心.90年代国企改革,工人们从全力为工厂付出到集资写岗位,几乎一无所有.在这个过程中,小舅一直在为自己和工人的前途命运奔走呼号,但在现实的艰难面前,在反抗与不能反抗的痛苦挣扎中身心交瘁,最终只能选择身亡.在这里,这种无奈的选择彰显的是对命运的不屈,对苦难的藐视,对现实的反抗,是苦难中的救赎.
在失业者群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处于城市底层女性的描写,她们往往牺牲付出的更多.《那儿》中的下岗工人杜月梅,为生活所迫,只能成为暗娼行列的一员来养家糊口.《那儿》的姊妹篇《霓虹》中的倪红梅,丈夫因公惨死却得不到赔偿,婆婆瘫痪在床,女儿身体不好还要读书,自己又下岗在家,好不容易想找个人依靠,偏偏遇到的又是个无赖.走投无路的她们,本身又没有什么特长,只能成为霓虹灯下的一名“哨兵”.她们的苦难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在出卖了自己肉体的同时,也出卖了做人的尊严,即使是这样,她们的生活仍然得不到改变,只是从一个深渊到另一个深渊而已.
三、进城打工者苦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文化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变化,而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和文化却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样,城乡之间的差别日益明显,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一条裂缝,城市与乡村成为两个不同的群体,而那些进城打工者就成了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借用丁帆之语称之为“城市异乡者”.这些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冲击中进入城市的他们,为城市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他们却只处于现代文明的边缘,在复杂的城市中间迷失了自己的本性.从众多的底层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涌入城市的他们被压缩在极小的生存空间中,主要集中在垃圾、杂工、民工、矿工、女“性”等生活当中.这些城市异乡者在城市所经受的生存与生活的现代性苦难成为当前底层小说描写和关注的焦点.
陈应松的《太平狗》从底层个体进城打工的人生经历出发,写出了人类生命苦难.农民程大种因为儿女上学的学费,老母丧葬的欠债,告别了自己熟悉的土地,到城里谋生.到城里的程大种处处碰壁,连和自己一起出来的狗太平都保护不了,反而是太平多次对程大种进行救助.尽管程大种在进城那一刻起就意识到“人到了城里,就没有了尊严,就把脸皮撕下来当茅厕板子来踩.”[4]尽管他极尽谦卑地讨好城里人,城市还是没有他容身之地,城市榨干了他最后一滴血,可连一块葬身之地都没有给他,九死一生的太平孤零零的回到乡村.尤凤伟的《泥鳅》中的国瑞,贾平凹《高兴》中的刘高兴,虽然他们极力想融入城市,想获得城里人对他们的身份认同,可他们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城市像一个巨大的漩涡,他们在当中永远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进入城市的人群中,女性是一个尤为独特的群体,她们的苦难也格外突出与沉重.如刘庆邦德《兄妹》、《家园何处》,罗伟章的《我们的成长》,梁晓声的《贵人》等作品,无一例外的写到了女“性”生活.进入城市的女性为生活所迫,靠出体来摆脱生活困境,由一个不幸走入另一个不幸.她们面临的不仅是物质上的苦难,还有家庭婚姻的悲剧与道德的谴责.这些底层小说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底层民众的生存现状,作家在揭示底层民众现代性生存苦难的同时,给予他们以人道主义关怀与社会关照.
随着底层文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把注视的眼光投向底层,投向底层苦难叙述.当底层写作逐渐变成一种时尚时,有许多作家由于缺少足够的生活经验,对底层广大民众的生活状态不能真正理解,所以许多作品存在一味展现底层生活的艰难与不幸,使作品缺失应有的艺术价值与审美意味.文学如何恰如其分地书写底层苦难,作家如何更深入地理解底层民众的生存现状与精神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高思想艺术修养,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是这个时代对作家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也是对底层民众最大的关怀.
注释:
[1].李运抟:《文学与民生疾苦――新世纪小说“底层叙事的社会意义”》,《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2期,P56.
[2].李云雷:《“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在乌有之乡的演讲》,《天涯》,2008年第1期,P26.
[3].王莉、张延松:《当前底层文学的悲剧精神解读》,《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P76.
[4].陈应松:《太平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