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在现代性观念已经成为最有力的诗学支撑点的今天,大庆石油诗人渴望与主流诗坛接轨,实现文学创作的现代化演变.男的《回到自己》不再重复弘扬主旋律的写作观念,而是力图达到回归自己个性、本质以及追求自由之性格的目的.《幻象》则希望破除“十七年”文学传统,以渎神的姿态完成对文学自身的审美趣味的发现和展演以及文学自身发展的可能性的探索.
关 键 词 ：男；现代性；主体；“十七年”文学传统
在今天的知识界,现代性不但是理论研究的宠儿,也是文学活动的表现与消费对象.纵观整个新时期诗坛,从努力塑造“大写的人”的“朦胧诗”诗人,到倡导“诗到语言为止”的新生代,再到今天所重视的“日常化”、“叙事性”诗歌写作方式,不难看出,现代性观念已经成为最有力的诗学支撑点,掌控绝大部分诗歌文本的内在思想.众所周知,大庆石油诗人的写作活动始终与我国主流诗歌发展方向紧密相连,一方面,石油诗人自觉的坚持自己的写作个性,即立足大庆油田这一特殊的自然或人文环境,书写石油人的事业、生活、情感与思想,另一方面,渴望与主流诗坛接轨并将自身纳入其中的冲动始终影响着他们的写作.那么,当下的大庆石油诗歌文本,毫无疑问的具有作为一种风尚存在于诗坛当中的现代性因素.本文将以男的几首诗歌文本为例,梳理并厘清上述因素的具体表现.
一、《回到自己》：确立主体地位的
早在十八世纪的西方,现代启蒙精神就将“主体”意识注入人的精神世界,至此,具有自主、自觉、能动、有目的性的人的“主体性”地位,成为西方人孜孜以求的对象.在我国的学术界,“主体”概念出现在新时期之初,李泽厚、刘再复等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引进与解读,并在社会上引发强烈震动.“朦胧诗”是较早接受并表现这一观念的文学现象,顾城的那句堪称经典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就是对“主体性”意识最确切的表达.而这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男的创作当中.
诗歌《回到自己》的全文如下：
我终于成为奉天二勇/脱掉了鳄鱼皮/骨子里的光芒和尖锐凸显出来//那么多年过去了/今天才弄懂/从前的自己是可以批量生产的/生命流程从计算机里就可以调出来//今天我成为奉天二勇/胎气还原,骨是虎骨/活的是自己/死掉也是自己//从现在开始,我将不可复制//一个自由的自己/一个物质的自己/一个精神的自己[1]（P.225）
诗题为《回到自己》,也就是说抒情主人公达到了回归自己个性、本质以及追求自由之性格的目的,或者说,他真正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正如诗歌开篇所言：“我终于成为奉天二勇”.那么,我们需要面对这样一个极具悖谬性的问题,如何理解从前的“我”并不是“我”自己,进一步讲,不是“我”自己的这个“我”又是什么?
“我”并不是“我”,诗中给出的解释是因为“我”穿着“鳄鱼皮”,这作何解释?弗洛伊德主义心理学家荣格曾提出“人格面具”理论,在《心理类型》一书中,他把人格面具描述为一种为了迎合社会或出于个人便利考虑而存在着的心理功能情态,一个人的“面具”不止一个,而“人格就是一个人所使用过的所有面具的总和.人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面具,而且无时无刻不戴着面具”.[2]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诗歌文本中的“鳄鱼皮”就是荣格所揭示的“人格面具”,戴上这一面具的存在者“我”并非是我本真的存在状态,而是从利害关系出发,不得已而陷入的沉沦状态.接下来的问题是,所谓沉沦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呢?这首诗创作于距今不远的2008年,通常看来,近几年社会环境的主要特征是,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崇尚自由、追求个性是国民思想意识最为普遍的组成部分.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其“主体性”毫无疑问的深植于人们尤其是作家、诗人的观念之中.可是,诗歌文本中为什么会出现诸如“从前的自己是可以批量生产的/生命流程从计算机里就可以调出来”这样的表述?问题的答案存在于大庆油田的经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当中.就像曾有学人所说的那样,“自1960年代中期起大庆人的生产劳动始终以‘榜样’、‘楷模’的姿态面世,这无疑会对本土作家起到一种心理暗示作用,并进而演化出一种宗教式的自我奉献或者自我牺牲情结.”[3]在这种情结的引导下,很大一部分大庆诗人的写作取向依旧运行于弘扬主旋律的轨道当中.对于大庆本土诗人而言,以文学的方式书写、传播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是切入主旋律的最佳方式.回顾近十年的文学创作,书写石油人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铁人王进喜震撼人心的英雄事迹、大庆油田不断创业的丰功伟绩等诗歌作品始终是大庆石油文学的主流,其数量与成绩都是其他作品难以企及的.比如,在大庆油田开发建设五十年之际,大庆主要作家和学者20余人共同编撰了一套《大庆文艺精品丛书》,其中的诗歌卷下设领袖风采、会战诗抄、九州同歌、石油风景、在线、古韵新声等六个专题,从这些专题名称上我们就不难看出编撰者的趣味与标准.当我们对这部分诗歌文本进行深入剖析时,不难发现,上述作品基本上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将石油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强调他们的共性特征.对于这种创作取向,读者无疑会认同并且给予与之相适应的的称赞,但问题是,在价值选择日趋多元化的今天,是否还需要其他的诗歌创作取向对“主旋律”进行补充?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回到自己》对于个体主体性的强调应当是补充的有效途径之一.
“我”认识到“我”并不是本真的自己,因为“我”被共性所淹没,“石油工人”这一总体性话语构成“我”的“人格面具”.在这样的思辨状态下,“我”开始回归自我,建构“我”的主体性,以此更为纯粹的面向这个世界,成为“一个自由的自己/一个物质的自己/一个精神的自己”.这正是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主旨,也是其现代性表现之所在.
二、《幻象》：渎神的冲动
通常而言,生活在大庆的石油人都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坚守者,因为对于科学技术的运用与信赖,有助于认知理性的充分发展.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超级工业化城市,会有人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甚至于在自己的诗作中注入神性元素.而男的《幻象》确是一篇颇具神秘气质的作品,同时也是近期创作的诗歌中比较晦涩难懂的一篇,全诗如下： 平凡的日子/就是与神同在/不平凡的日子/就是亲爱的守护神云游去了//广场上的鸽子嘀嘀咕咕/草原上空的雄鹰保持威严的缄默/另一事物来去匆匆//我热爱这些景象/全是自由的/好比诗歌建筑的城堡/每一块石头都可以变幻红宝石//它们跳舞/它们唱歌/它们吟诵湖里的鱼/它们用下颌托举太阳的光辉//与神共处的日子/我的心平静似水/血液流过动词都是静悄悄的[1]（P.158）
这首诗的主旨确实涉及到神,但与的西方但丁、弥尔顿、歌德或者中国当代的施玮、北村、鲁西西等诗人创作的基督教诗歌截然相反,文本的核心思想并非对神表示崇敬并甘愿皈依,而是流露出对神的反叛的意味.抒情主人公将与神同在的日子看成是“平凡的”,这也意味着无聊,而神不在的日子,则一切都生机勃勃——无论是广场（代表人文环境）还是草原（代表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在神“云游”之时,诗歌的魅力显现出来,“它们跳舞/它们唱歌/它们吟诵湖里的鱼/它们用下颌托举太阳的光辉”,诗歌创造了一个情趣盎然的世界.但正如诗歌的题目,这一切都只是幻象,因为抒情主人公必须与神“共处”,结尾两句“我的心平静似水/血液流过动词都是静悄悄的”,让读者感到不可终结的惆怅与无奈.那么,文本中的“神”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神”因何与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魅力无限的诗歌以及抒情主人公“我”产生对立,这是在理解这首诗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处理的问题.
按照现代思维的理性原则,人不再是上帝的仆从,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并非从神学角度为人们描述了一个客观事实,而是在对现写作技巧性批判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上帝死了等我们已经杀死了他,你们和我!我们都是谋杀犯”.[4]（P.246）现代人不再信仰上帝或其他神灵,握有理性武器的人只相信他们自己.这一转变,让神学或宗教信仰在我们的思想意识领域丧失作用,这也就是所谓“上帝死了”的真正涵义之所在.一句话,我们相信自己,因为除了自己的理性以外,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或改造世界.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当然并不存在一个超验的能指之物——上帝或者其他的主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比西方人更加自由,其原因在于,自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思想与行为还或多或少的受到“十七年传统”这一无形大鳄的限制.这一“传统”既包括政治和经济的,同时也涵盖了文学创作领域,就像曾有学人所说的,“大庆文学的典型性在于它所处的经济、文化及政治环境与‘十七年’中国的总体环境基本保持了一致性”,[5]而这种一致性主要在于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与现实功能,而缺乏对文学自身的审美趣味的发现和展演以及对文学自身发展的可能性的探索.
按照以上论述,我们有理由将诗歌中“神”的意象理解为一种文学观念,这种观念具有浓重的终极性与主宰性意味,它延续十七年文学为政治怎么写作的传统理念,充满创建乌托邦文学话语的愿望.也正因如此,它是高高在上的,全然不顾日常生活中人的审美情趣,并与作家的个人情感、观念、价值取向所背离.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中期兴起的先锋小说,就具有显而易见的挑战传统文学观的倾向,在当时,马原、残雪、孙甘露等先锋作家反复以作品文本冲击十七年文坛所确定的文学规范和准则,而其中的中坚分子洪峰则以一篇《奔丧》宣告了“渎神运动”正式开场.[6]（P.192）这样一来,我们便不难理解《幻象》中“神”与日常生活世界、诗歌自身的发展要求以及诗人（或外化于诗歌的抒情主人公）的观念对立的原因.破除这种压倒性的文学传统,复活文学创作的核心价值,是该诗的主题思想.
在大庆诗人当中,男是不断创新求变,自觉保持与时代同步的代表,他近期的诗歌所呈现的思想特征既蕴含着现代性文学方向的种种元素,同时也能够有效的将这些元素与大庆油田这一特殊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这让我们看到了大庆石油文学发展与蜕变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