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陪着外地来的一位残疾作家朋友游杨凌,我们路过西农路时,我指着路边人行道说,我当年就是在这一带摆书摊的.不远处就是大学,正是周末,一群群青春亮丽的身影在街头走过.我的青春已经远去了,我当年的大学梦也早已尘封于岁月深处.
和许多残疾作家朋友交流中得知,我也和他们大多数人一样,也是小时候患幼儿麻痹症留下后遗症.我曾祖父是个乡贤式人物,在他的启蒙教育下,四五岁的我已经会写字了.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会写字有什么用,当时只觉得这很荣耀,经常有村里人亲切地叫我小名：“杨会,来,给爷写个字.”我就过去拿个柴棍在地上写,然后得到他们一些表扬.这是我得到的最早的表扬.而再过上几年,我姐上学了,还没有上学的我,等姐姐一放学回来,我就看她的语文课本,把许多课文都背诵过了.我姐到学校就给她的同学夸我,说小小的我还没有上过学,就把他们的语文课本背诵过了.有的同学就不信,后来有女同学来我家时,我姐就让我当着女同学的面背课文.那时候的我多少已经懂得在陌生人面前不好意思了,但还是能把课文流利地背诵完.现在想起来,小时候的我还是比较聪明的,也为现在的我感到惭愧.
也许是得益于启蒙得早,我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可能是我在用学习成绩来掩盖来自于身体残疾的自卑.学习文化课之余,我看了大量的所谓课外书,从最早的连环画小人书,到后来的《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小学四年级看了三厚本的《三国演义》,这是我的一位同学他哥写的.母亲爱看书,她当年看的一些书后来就归我了,其中有《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等.
书读得多了,加之自己的作文写得好,作家梦就渐渐萌芽了,我的学习也就有了目标：考上大学,上大学中文系,将来当个作家.尽管我上高中时功课有过严重偏科,但经过补习,还是考上了大学.这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确实犹如鲤里跳过了龙门.可是,因为身体残疾,我没有被大学录取.
为了谋生,或者说为了学习谋生,我把自己的藏书拿到杨凌街头摆书摊.在此之前,我就有了大量的文学藏书,摆个书摊是绰绰有余的.这些书是一本一本积累的,现在要一本一本卖掉,自然很是心疼舍不得.比如我上高中时用自己的伙食费写的上下册《资治通鉴》,加起来比《辞海》合订本还厚,定价37元,后来被我40元卖掉了.其实按当时的物价,翻一倍的价也不划算卖掉,但为了生存,只能忍痛割爱了.
我的谋生手段之所以选择摆书摊,还是因为不能忘记自己的那个当作家的文学梦.好在杨凌文化氛围很浓,有多所高校,好的书并不愁没有写主.那时候,杨凌也还没有大搞城市建设,街道两边书摊很多,也不用担心来驱赶.当然,以我的残疾之体摆个书摊,困难也是很多的.那些琐碎的困难一言难尽,而作为残疾人,他们的生活中,谁能没有满腹的辛酸呢?
在我开始摆书摊的时候,我的那些高中同学好友们大多都在上大学,我免不了有失落感.我一边打理自己的书摊,一边读书,我想着我的那些上大学的同学,我要和他们竞赛.他们在校园里学习,而我是在大街边露天学习.我时常与顾客探讨各种问题,以天地为室,日月为灯,读有形之书,更读无形之社会人生大书.
我也没有放弃写作,习作写过几大本.在2004年陕西举办的一次残疾人诗歌散文大赛中,我的习作《岁月深处的孤灯》获得二等奖,并得到我尊敬的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溢美之辞的鼓励.
2012年,在陕西文学基金会的资助下,我的文学批评随笔集《守望家园》出版了.书中大量“批评与争鸣”式的文字,是对当下鲜活的文学现象和文学话题的直言批评,坚持说真话,真诚而有锋芒.我被我的作家朋友们誉为“陕西文学的守望者”,这是对我的莫大肯定.我知道,这都是得益于那十多年我摆书摊时没有放弃,坚持学习.
我感谢曾经的苦难,苦难对于一个有心于文学艺术的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文学,是生活之学,是人生之学.
生命不终,学习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