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如果从1946年哈尔滨解放算起,黑龙江的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历程.在这六十余年里,黑龙江的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与现实生活不断碰撞,与文学相互生产,获得了自身的丰富性:既有对文学文本的热忱探究,也有对社会文本的深入阐发,既有对民族国家命运的高度关注,也有对地方经验的倾力呈现.总体来说,在这六十余年的时间里,黑龙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持续活跃,人才迭出,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全国文论界所瞩目.
一、
黑龙江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地区.解放初期,黑龙江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关沫南、佟醒愚、刘宾雁、陈、王和、支援等革命青年在1930年代倡导,并在后来不断壮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二是由萧军、华君武、舒群、白朗、唐景阳等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作家和周立波、刘白羽、草明、马加等来自晋察冀等革命根据地的作家、记者所带来的文艺思想.这两种思想,虽然从总体上看,具有一定的统一性――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继承和发展,但在统一性之下,也有差异性――文艺思想更注重对在地经验的书写.正是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使得解放初期的黑龙江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面貌呈现为一个极具张力的系统,形成了以左翼革命精神为统率的多种现实主义批评流派,如以歌颂“新人物”、“新世界”为主的现实主义流派、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流派、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和描写生活的现实主义流派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文艺指导思想的不断调整,解放初期黑龙江文学理论与批评这种多种多元共存、相互竞争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历史为文学提供的多元选择的机会被人为地中断.
1949年10月和1950年6月,原龙江省委和松江省委,先后召开黑龙江省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松江省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了黑龙江省文联和松江省文联.这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基本一致:贯彻执行文艺为人民怎么写作首先为工农兵怎么写作的方向.在这个总议题之下,重点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作家、艺术家如何在火热斗争的新时代、新生活中抓住本质并加以正确反映,二是作家、艺术家如何加强学习马克思文艺理论并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与这样的主题相配合,很多主管文艺的领导、理论家、作家都纷纷撰文,阐释党的文艺政策,对文艺工作进行指导.其中关沫南、林钰和胥树人发表在《松江文艺》1951年第1期上的三篇文章最具代表性.这三篇文章不仅强调了“人民文学”观念在当时的绝对指导性地位,而且也把“五四”新文学革命解释进“人民文学”的观念系统,从而确立了这一观念的合法性.“人民文学”观念的确立和对这一观念的僵化理解,使得黑龙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开始走向一体化的局面并日益狭隘.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尽管文学评价体系的庸俗社会学升温,但相对而言,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与批评还保持着比较活跃的局面.后来在黑龙江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很多文学作品就是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一些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具有重要建设意义的思想观点在这个时期也相继问世.之所以能够出现这个局面,同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提出具有密切的关系.
1956年,从建立中国模式的现代国家的思路出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文艺界带了“解冻”的讯息.在“解冻”讯息的指引下,很多关切中国文学前景的作家、批评家,都纷纷撰文表达对解放以来的文学落后状况的不满,指出“我们的文坛充斥着不少平庸的灰色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作品并不多见.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束缚所致.而教条主义的表现,集中表现在以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合理的“定义”作为我们创作和批评的指导原则,同时,也表现在对“讲话”的片面和庸俗化的理解上.他们和胡风等人一样,质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根据,并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来作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最高标准,用“真实性”来抵御政治观念和政策规定对文学的干扰.他们提出“写真实”和“干预生活”的创作口号,提出大胆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他们还对以行政的、粗暴干预的方式“领导文艺工作”提出批评,而希望能使作家拥有必须的自主性和艺术创造的自由环境.后来长期在黑龙江工作的批评家于晴(唐因)和蔡田是这场质疑与批评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先后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文艺批评的歧路》和《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两篇重头文章,引起了全国性的争鸣.
思想“解冻”的讯息很快就传到了黑龙江.1956年,当时主管黑龙江文艺工作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向凌在《北方》创刊号上撰文指出,“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怎么写作’,今天来说,也就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怎么写作.除了这个要求外,其他的限制都是不对的,清规戒律都要取消,这对于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是有好处的.”省文联的梁志强也发表文章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所以具有巨大威力,是在于它体现着一种思想自由.这种思想自由能够发挥作家、艺术家的才能和独创精神,鼓励他们勇敢地去开辟艺术上的新途径.”1957年5月,龙江省委与哈尔滨市委联合召开了文艺界工作者座谈会,学习和贯彻“双百方针”,与会者“本着畅所欲言的精神热烈地发表了意见”,揭露并批评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双百”方针和稍后具有拨乱反正性质的“文艺八条”的贯彻和落实,解除了黑龙江广大文艺工作者思想上的束缚,重新激发了他们探索、创新的勇气和积极性.他们在《北方文学》、《哈尔滨文艺》、《北大荒文艺》、《黑龙江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积极地、热情地评价了黑龙江省当代文学创作的成绩和不足.黑龙江文艺理论与批评界开始迎来“小阳春”的气候.这时期出现了多次有价值文艺理论专题论争和作品讨论.这些论争和讨论观点交锋激烈,持续的时间较长,以作家与批评家互动的方式,回应了当时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对黑龙江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作用.
但同样好景不长,国内的政治气候很快又发生了转变.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之后,文艺界潜伏的“”思维又开始重新粉墨登场.随后就是“文艺整风”的开始和文化大革命爆发,黑龙江全面进入了一个以政治批判取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年代.1964年7月,黑龙江省文联开始“整风”,批判文艺界的“修正主义思想”,其中就有对黑龙江省文艺界关于当代文学研究工作的批判.1968年3月13日,《黑龙江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货真价实的裴多菲俱乐部――原黑龙江省文联反革命黑班底剖视》,把《北方文学》发表的《海瑞之死》、《赫哲渔村》、《白山黑水》、《冰冰在想》等作品列为“大毒草”,文学理论与批评全面被纳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轨道.从1967年开始,黑龙江省的造反派相继出版《文艺尖兵》、《文化革命》等报刊,这些“造反派”的报刊都以大量文章鼓吹“彻底砸烂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黑龙江的统治”,重点被错误地批评的作家有关沫南、乌•,白辛、关守中等.这种以政治批判取代文学批评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秋天.
二、
“”结束以后,黑龙江的文艺评论工作者一马当先,在肃清“”思潮的同时,也重新开始对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文艺真实与生活真实、知识分子的命运、歌颂与暴露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不同意见的争鸣,极大地活跃了当时的文坛.但这时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基本还停留在社会学、政治评判的层面上,批评还没有真正从创作附庸的地位中摆脱出来,获得自足自立的地位,批评的角度、观点和方法也嫌单调刻板,这与当时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还处于历史的转折阶段,社会和时代还没有为它提供充分的发展土壤,文学创作上缺乏必要的多重意义的参照系有关.因此,文学理论与批评自然不可能单独成行,并形成蔚然大观.
如果说从1976年到1979年,黑龙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主要还沉浸在拨乱反正的、正本清源工作的紧张和忙碌中,还未来得及对文学本身的理论问题进行关注和思索的话,那么从1980年到1984年,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自我意识开始逐步觉醒的五年.这种觉醒的标志是几次对于文艺内部规律问题的讨论.1982年,黑龙江省文联与黑龙江省文学学会联合组织全省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就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艺术本质、艺术典型、艺术真实性、艺术个性、共同美等问题展开了学术研讨.讨论的成果后来结集为《关于艺术规律的初探》和《当代文艺学新探》正式出版.这些讨论尽管还不够深入,却反映了黑龙江理论界对于“回归文学本体”这一目标的诉求,为文学研究的独立开辟了空间.
1985年前后,黑龙江与全国同步,进入了全面的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和文学创作的活跃,促使文学理论与批评不得不更快地跟上时代步伐.那种尾随在政治和文学创作后面亦步亦趋的批评状态必须要彻底改变,否则难以使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在这场历史变革中真正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并向更高的层次推进.于是,文学理论与批评开始从最初的兴奋中开始逐渐冷却下来,意识到批评自身的困惑和危机,意识到文学既是对文学创作的批评,也是对自身的“批评”.这种对批评自身的反思,启动了一场文学观念的变革,从而为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开辟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天地.1980年代中后期,由于方法论的拓展和理论上的自觉因素的增长,批评家们普遍产生了建构自己的批评模式、批评尺度和范畴,乃至批评体系的渴望和热情.这一时期黑龙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出现了诸多亮点,成为当时思想潮流的尖兵.
亮点之一是杨春时的“文学主体性”研究.杨春时在八十年代文学主体性理论的争鸣中具有特殊意义.杨春时针对当时以陈涌为代表的“一定的文艺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传统文艺理论观点,令人信服地指出,这种传统文艺理论,把根基建筑在非实践的反映论上,割断了文艺与主体的血肉联系,从被动反映论出发,否定了文艺的主体性,又导出被动决定论,否定了了主体的超越性,继而认为文艺无特殊的内部规律,进一步推导出文艺无自主性,最后落实到一点,文艺不是独立实体,政治为其内容,它自身乃是政治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杨春时对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仍然感觉不足,进而更明确地提出了文学的充分主体性与充分超越性,认为“人受社会关系制约,有其现实性,同时,人又有非现实性的一面,有着超越现实关系制约的内在自由要求,有着改造现实的实践能力”,“主体性本质上是超越现实的,超越性是主体性的本质规定”,它总是“对一定现实(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间空间)的超越”,“主体的超越性最终指向自由,是无止境的”.两年后,杨春时又有了新的理论思考,更明确地认为,“反映论源于物质本体论”,“不能既肯定物质本体论,又肯定实践本体论,这是现行哲学的二元结构”,“承认实践本体论,必然排斥物质本体论”,认为“古代哲学是建立在实体观念之上的本体论哲学,近代哲学则是建立在实体观念之上的认识论哲学”,“而现代哲学则干脆抛弃了实体观念等而把我们面对的世界当作主体参与的意义对象”,“它的内涵在于:意义世界是主体解释的产物,意义对于意识有构成作用.存在就是主体性的,而客体性则是一个虚检测概念,它通向实体观念”,在回顾五、六十年代的文艺创作时,杨春时认为,“正是由于反映论剥夺了作家的主体意识和文学的主体性,才造成了这种文学的悲剧,而要恢复文学批判现实的战斗功能,只能依靠主体性的复归”,从而更深层次地从哲学思考上,进一步阐发的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使之具有更强的理论思辨色彩和更完善的理论架构.
亮点之二是吴黛英的“女性文学”研究.吴黛英是将“女性文学”这一概念正式引入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的第一人.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等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吴黛英的文章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亮点之三是“东北作家群”研究和“地域文学”研究.黑龙江虽地处边远,却也不乏人杰地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哈尔滨为中心,在20世纪30年代崛起了著名的“东北作家群”,他们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影响在现代中国独树一帜,具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和影响,受到了鲁迅等现代文学奠基人的关注赞许和积极支持.尤其是萧红,与鲁迅交往密切,鲁迅曾在与斯诺的谈话中称“萧红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之一”.黑龙江较早开始重视“东北作家群”研究的是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陈.陈曾是“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是萧军与萧红的亲密朋友,因此他掌握了很多关于“东北作家群”的一手资料.他所撰写的《萧红评传》以翔实、生动的材料,对萧红的生平、创作道路、作品做了详尽的回忆和剖析,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为萧红研究的权威参考资料之一.除了陈以外,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的申殿和、黄万华、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铁峰、呼兰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的李计谋、姜志军、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马伟业也是黑龙江八、九十年代投入较大精力从事“东北作家群”研究并且卓有成果的评论家.他们的很多相关论著都在国内引起重要反响.进入1980年代,很多评论家在继续关注“东北作家群”的研究的同时,也把目光下移到当代的黑龙江文学,他们力图通过对当代黑龙江重点作家的分析,考察黑龙江当代文学对“东北作家群”创作风格的继承和发展,从而清理黑龙江文学的所呈现的独特的地方经验和所形成的独特地域风格.围绕这一主旨,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把黑龙江的文学和文化推向全国,也树立了黑龙江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地域形象.
三
时代的列车驶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我国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学一改过去一贯的精英面孔,迈出神圣的殿堂,走向大众,融入世俗.很多作家也开始放弃理想,以普通生活者的身份来从事文学,以市场需求来获取利益.面对这一新的文学形式,过去一贯以倡导文学与艺术精神为己任的文学批评突然失去了自己一贯的形象,要么保持沉默处于失语状态,要么被媒体所收写而变成市场文学的宣传工具.但黑龙江的很多文艺理论工作者在这时依然能够恪守“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继续关注文艺理论的前沿问题和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在康德美学、现代戏剧、现代诗歌、当代小说研究等领域获得了重要的突破.
在西方文论方面,曹俊峰和张政文的康德美学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瞩目.曹俊峰在1999年出版的《康德美学引论》一书在真正吃透康德美学之精髓的基础上,用通俗浅显、平实流畅的语言,对康德思想的来龙去脉和发展演变,对其美学体系从基本框架到具体范畴、概念都作了十分准确、清晰的论述和具有创造性的阐释.该书在内容上的几点独特之处颇具学术价值.第一,对康德一生学术活动的分期界限与国内一些学者不同.作者以充足的论据加以论证,康德美学发展历程中还有一个过渡期,这一时期从前批判期一直延续到全部批判哲学完成之后.第二,该书以一章的篇幅对康德美学三个时期的美学著作之外的美学遗产加以论述,它是康德生前写在书籍的边页、讲义的空白处,随手拾得的纸头和信封上的札记片断,包括写作《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时的断想、讲授人类学和逻辑学时的思考片断.这些内容在我国几乎不为人知.第三,该书资料翔实、准确、可靠,作者对原著《判断力批判》进行了逐字逐句的重译,纠正了原有译本的不妥之处,更加忠实于原文.该书得到了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极高的评价.除曹俊峰外,黑龙江大学的张政文也是以康德美学研究见长的学者.张政文在汲取、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康德美学的方法论、认识论和现代性所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多层面研究,特别注意运用现代美学观点、方法挖掘康德美学的当代意义.他的研究有两个侧重点:一是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来发掘康德美学的理论价值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构建意义,二是侧重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对康德美学进行当代解读,并提出了“审美文化研究”的新的视角.他所撰写的相关学术著作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袁国兴的现代话剧研究和罗振亚的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袁国兴的代表作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话剧的孕育和生成》,该论文共分七章,约十七万字,对早期话剧的逐步孕育到脱胎而出,对它与西方戏剧、日本戏剧的复杂关系,都做了缜密翔实的论述和研究,既有历史的、纵向的描述,也有断面的横向的剖析.论文分析了西方戏剧信息对中国近代剧坛的初步冲击,论述了日本剧坛在中西戏剧中的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袁国兴之前,关于中国早期话剧的系统研究还是一个空白,袁国兴的研究荜路蓝缕,具有拓荒的性质.迄今为止,人们关于早期话剧及其与日本戏剧关联的全面系统的知识,主要是由袁国兴提供的.罗振亚从20世纪80年始,就致力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其中对现代主义诗歌用力尤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等专著,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打通现当代诗歌史且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的诗歌理论家.罗振亚注重从诗歌创作历史生成的基点上去认识诗人、文本,不是简单地把诗歌创作现象看作是历史运动和文化传统及其流变在人们心理世界的投照,而是将其纳入到诗人内心的审美结构与社会历史结构的互动中来加以认识.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被袁可嘉先生评价为“关于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张景超的当代小说批评尤具特色.张景超的批评总的来说属于思辨型文学批评.其主要特点,首先在于他注意对批评对象的整体把握,其次,他对新概念和新术语有一种自觉意识,再次,他注重个人阅读的精神体验.由于传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崇尚点评式、眉批式和印象鉴赏式的批评,哲学意识和思辨色彩相对来说较为淡薄,所以张景超的这种渗透着哲学意识的思辨型文学批评颇受人们瞩目.他的代表性论文《一种误读:后现代对新写实》、《再释孙犁》等充分体现了这种思辨批评的特点,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赞扬.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景超先后出版了《文学:当下性之思》、《文化批判的背反与人格――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滞重的跋涉:新时期文学批评》等专著,其中《文化批判的背反与人格――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一书,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化人格进行反思批判,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人文情怀.
此外,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艺学方法论热潮,在20世纪90年代的黑龙江文艺理论界也多有讨论.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冯毓云.《文艺学与方法论》一书是她积数十年心血的结晶.该书对文艺学方法论的研究突破了评介式、注释解说式模式,而从宏观与微观、历时与共时、总论与分论、人文与科学等多维度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学研究方法体系,在恪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以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研究手段,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数学理论和耗散结构论等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系统和框架体系,揭示作为人文科学的文艺学和自然科学的相通性,以证实文艺与科学的遇合的必要性、必然性与可行性.该书还对20世纪最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历史方法、俄国形式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进行了梳理与研究,以期博采众长,建构当代的、开放的、科学的、系统的新世纪的文艺学方法论,是20世纪90年代关于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研究的一部力作.除了冯毓云的理论探讨外,很多批评家从方法论的革新入手所进行的批评实践,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刘文波用科学的方法对文艺理论的重新阐释,傅道彬运用原型批评方法对中国文化与文学象征意蕴的分析,郭力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对当代文学的关照,刘绍信用叙事学理论对当代小说的解读,都重新激发了其研究对象的活力.
挥手告别了20世纪,黑龙江文学理论与批评带着不俗的成绩进入了21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加快了融入全球化的步伐.文学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语境.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学的本性中被加进了重要的一维――大众传播媒介的规定性,文学开始越来越多倚重于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这对长期以来以印刷媒介为载体的传统文学提出挑战.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到新世纪的电子媒介,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以电子媒介为技术支撑的大众传播媒介将全球化时代信息传播的种种特点赋予了文学,从而推翻了关于文学活动的惯常理解,刷新了有关文学的生产、文本、发表、出版、阅读、消费等传统概念.在资本扩张、媒体革命等构成的全球化语境中,文学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可能莫过于与文化的合流,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电影、电视、报刊、畅销书、网络写作、流行歌曲、广告之类流行文化.为了把握新的这种转变,国内的批评界开始寻找一种新的研究视野.“文化研究”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兴起.“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之所以能够在国内迅速得到广泛的重视,就是因为这一研究从一开始就超越了纯粹“文学”的范畴,渗入到了21世纪以来所出现的各种文化形式之中.它的影响所及,不仅对传统的文艺学体系形成了挑战,而且也对21世纪以来所出现的一些“新”的文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国内的批评界持续不断地关注“文化研究”的同时,黑龙江的一部分批评家也把视角转向了“文化研究”,他们力图用新的视野对当下的文学与文化现实进行重新的把握,重建理论对现实发言的能力.他们的这种努力目前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于文秀对“网络文化”和“贺岁片”的研究、梁国伟对“世纪末电影”的研究、陈月华对“传播与身体”的研究、徐志伟对“看”的意识形态的研究、乔焕江对“80后”作家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虽然“文化研究”究竟是文学研究的救命稻草,还是文学研究的掘墓者,目前尚难定论,但他们试图通过“文化研究”来对当代问题进行回应的努力,却是值得赞许的.
小结
综上所述,可以说,黑龙江的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在六十余年的时间里,走过了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大体上说,20世纪50到20世纪70年代,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执政党特别重视与新的政治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强调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将文艺纳入意识形态的中心地带,文艺成了一种形象化的政治,这种政治化文艺在十年中终于走到了极端,对文艺、对知识份子作了一次彻底的收编.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一个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新时代,这种新的历史契机,为人的主体性建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得批评家的写作,逐渐走向本体化的道路.黑龙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在这一新的文化转型时期,敏感地抓住机遇,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坛上几次重大的论战,在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助威呐喊、为现实主义精神发扬和深化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当时思想潮流的尖兵.20世纪80年代的盛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复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社会文化生态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异,社会被纳入到了市场经济体制轨道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导致了人的物质生活、思想观念的改变,人们更趋于关注物质生活和个我,在思想上也由激进趋于平和.而知识分子本身的地位也渐渐由中心退于边缘,他们已不再充当精神领路人的角色,开始走向世俗.这时的文学理论与批评都普遍呈现出了一种疲态,尽管论文出版、发表的数量远远高于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但就其在整个思想界和社会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和所发挥的作用而言,却大大地下降了.这不仅是黑龙江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窘境,也是全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窘境.面对如此的窘境,黑龙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能否在国内率先突围,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