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文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更新时间:2024-03-20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3590 浏览:107586

内容提要:十六国时期,文学思想的三个特征比较突出:一、对“文”的认识方面,十六国统治者和士人能普遍注意到“文”的重要性,对“丽”也有一定的认识;二、文学功能方面,十六国文学有偏于书记、讽颂等实用目的的倾向;三、风格方面,十六国文学以质实为主,当时的文人还注意追求“典雅”和“清”的风格.

关 键 词 :十六国 文学思想 实用

长期以来,很少有研究者关注到十六国时期的文学,而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更是处于一个几乎完全被忽视的角落.在诸多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学思想史著作中,北朝时期的文学思想往往只占很少的部分,十六国时期的文学思想则几乎完全没了踪影.当然,这种状况与十六国文学思想本身的薄弱有关.但作为文学思想发展史中的一环,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思想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十六国时期的文学思想,有明显的两个表现.其一,不发达,缺少创见.这一时期没有出现像《文赋》、《文章流别论》、《翰林论》之类的具有文学批评性质的文章,也没有留下多少直接的文学主张的表述,以至我们只能从史书中只言片语的记载、极少的文学作品和文人活动中去提取当时的文学思想、探寻当时文学思想的整体水平和基本面貌.此外,十六国时期的文学思想多模拟、继承前代和同期南方的文学思想而少有自己的创见,没有什么新奇的文学思想内容能吸引住研究者的注意力.其二,不同区域内文学思想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尽管十六国土人家族在战乱时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但他们在自己长期生活区域里的影响力还是根深蒂固的,就连该地区的统治者也往往要受到其影响.因此,十六国时期的经学和文学都有着明显的区域色彩,文学思想也是如此.总体看来,河北地区的文学思想偏于保守,河西地区和苻坚执政以后的关中地区则相对较发达.

尽管如此,十六国各地区的文学思想还是有着共同的特征,如文人们能普遍注意到文学形式之美、注重文学的实用功能,注意追求典雅的风格等.对其进行细致梳理和阐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十六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学和文学思想的理解与认识.

一、

十六国时期的文学思想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对“文”和“丽”的认识.

十六国时期的“文”,主要是指“文章”,而不是当时包涵广泛的“文学”.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中言:

魏晋人“文章”一语的概念包罗虽广,但他们对于作品中具有审美意义的一些特点,已经有较明确的认识.这是魏晋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较之前代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在论述魏晋时期的文学批评时“基本上是以魏晋人对于‘文章’的批评、看法为论述对象”.十六国时期的“文章”的范围和内涵与这种文学大环境是一致的.

在对“文章”的认识上,各政权统治者并不一致.史曾指出南凉政权的取士之弊:“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由此可知,当时南凉统治者仅将士人看重的“文章学艺”视为“无用”之物.但南凉统治者一直对汉人有敌意,在文化建设上也没有多少成绩,他们的观点并不能代表大多数注重文化建设的十六国统治者的观点.事实上,十六国各主要政权统治者是比较注重选拔“文章”之才的.如《晋书》中记载:

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中书侍郎王尚、尚书郎马岱等,以文章雅正,参管机密.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又,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中记载徐光被石勒召用的经过:

光幼好学,有文才.年十三,王阳攻顿邱,掠之.而令主秣马.光但书柱作诗赋,而不亲马事.阳怒挞之,啼哭终夜不止.左右以白勒.勒令召光,付纸笔,光立为颂.阳奇之,赐衣服.勒署为参军,迁为中书令.

徐光“有文才”、能“作诗赋”、“立为颂”,则他也属于当时的“文章”之士.石勒和王阳能“奇之”、用之,则在其取士的标准里,文学也是其中之一.据《晋书沮渠蒙逊载记》,敦煌张穆也因“博通经史,才藻清赡”被沮渠蒙逊“擢拜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又,《晋书苻生载记》中记载阎负、梁殊出使凉州时炫耀前秦“领袖一时”的人物时,其中一项是“文史富赡,郁为文宗,则尚书右仆射董荣,秘书监王,著作郎梁谠”.可见,将能文之士视为人才而不是“无用”之人,不仅仅是各主要政权的统治者的共识,更是社会上普遍的共识.那么,在各政权的统治者看来,文章和文章之士的现实作用是什么呢据上面所引材料,各政权统治者需要的文章之士,显然不是纯粹精于文学的文学侍从,而是具有一定写作能力的、能准确表达统治者意愿并长于军国文翰等实用性文体写作的士人.这些士人的主要职务为中书令、秘书监、参军之类,他们从事的主要是文书工作.这也是十六国文学“竞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的主要原因.此外,文章也是各政权宣扬文治所需的.如前秦时,西域遣使前来朝献,苻坚命四百余大臣作《止马诗》,就是他以文德相炫耀的表现.吕光让段业作《龟兹宫赋》以讽刺龟兹宫的壮丽,也有同样的目的.十六国时期有多次由统治者主持的赋诗活动,如慕容俊、慕容盛、苻坚、吕光、李主持的公宴赋诗活动,苻坚主持的送别赋诗活动等.这些赋诗活动大多具有宣扬文治的动机.总之,十六国各政权统治者主要是从是否实用的角度来看待“文”、“文章”和文人的,这也直接影响着当时的文学和文学思想实用品格的形成.

关于十六国士人对“文”的认识,《晋书忠义传》中记载了刘敏元对文学的看法:“诵书当味义根,何为费功于浮辞之文!”喇敏元说这话是在他出仕刘曜之前,但也可以代表部分十六国士人纯粹从实用角度看待“文”的观点.而我们认为,刘敏元的观点在当时也应该属于相对保守的那种.总体而言,十六国士人已普遍认识到了“文”的重要性,这种认识是和当时重文章著述的时代风气结合在一起的.

汉末魏晋时期,士人多注重著书立说并将之作为“立言”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手段.曹丕《典论论文》和葛洪《抱朴子》中的文学思想均建立在这一时代风气之上.在这种风气影响下,魏晋士人们普遍能够注重到“文”的作用.十六国乱世之中的士人们也非常注重文章著述.如前赵时的崔游、范隆、韦,流落石赵政权的续咸、卢谌、傅畅,前、后秦时的王嘉、苻朗,凉州的索袭、宋纤、郭璃、祈嘉、刘晒、阚驷等均有著述,徐光甚至在狱中还“注解经史十余万言”.其中卢谌、苻朗、郭、宋纤、刘日丙、徐光等同时也还是文学家,这说明十六国时期的文学发展和重著述风气之间是存在着一定关系的.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有著述的人中,除卢谌外多是关中和河西人.这也是河北地区文学不畅的原因之一.

关于十六国时期的文学家数量,曹道衡先生《十六国文学家考略》一文中钩沉出十六国时期的文学家七十人,此外,据《晋书》、《十六国春秋》、《魏书》等记载,十六国时期的文学家还应包括苻琳、刘曜、李期、慕容盛、孙机、王波、崔潜、杨轲、封懿、封孚、郭、王济、夏侯稚、胡叟、梁中庸等.可见,考虑到十六国时期的特殊状况,当时的文人队伍不算太小,且其中不少是十六国各政权统治阶层人员或能够以文章显达的文人,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时人、尤其是上层社会对文学的一种肯定的态度.

十六国人对于“文”的重视,还反映在时人能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欣赏和评价.如据《晋书》,对于杨轲口授的表谢文,览者能够欣赏其文之“美”和“深致”;姚兴也能欣赏宗敞的《理王尚疏》,称其“文义甚佳”,并追问吕隆其文才如何.《文心雕龙》载,张骏也曾从繁略的角度评价谢艾和王济的文章,认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

十六国时期,还有一类特殊的文人――僧侣文人,他们对于“文”的重视也值得我们关注.十六国僧侣们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译经.在由直译到意译的过程中,僧侣们逐渐体会到梵文和汉文的差异.他们在这方面的认识,罗根泽先生称之为“佛经翻译论”.如道安总结出翻译时的“五失本三不易”,鸠摩罗什也指出梵汉文之别以及直译的弊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僧侣们译经时也逐渐注重文辞之美,追求文辞和义理的圆通.与别人论佛义时,僧侣文人往往留意对方的文辞是否优美.如僧肇《答刘遗民书》:

威道人至,得君《念佛三昧咏》,并得远法师《三昧咏》及序,此作兴寄既高,辞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称其美,可谓游涉圣门,扣玄关之唱也.

佛教徒姚兴和姚嵩在讨论佛义时,姚兴称赞姚嵩的难问“引喻兼富,理极致深”,姚嵩称赞姚兴的文章“理味渊玄,词致清胜”.可见在当时的佛学领域里也存在着重“文”的氛围.这种氛围有时会影响到文学领域.如道安在长安时,不仅是佛学领袖,还同时也成了文学领袖:“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其实从上文看,僧肇也是以文士自居的.

十六国人对于“文”的认识,还表现在对“丽”的认识上.所谓“丽”,主要指描写、文辞和形式的华美.自从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后人往往以诗赋作为“丽”的代表.十六国时期,诗和赋的创作数量并不算少.如刘聪有《抒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皇甫真有诗赋四十余篇,孙机有《为刘曜进酒作》,苻融有《浮图赋》,苏蕙有《回文诗》,赵整有数首《讽谏诗》,洛阳少年有《逍遥戏马赋》,杜挺、相云有《丰草诗》和《德猎赋》,崔宏有《自伤诗》,张骏有《东门行》和《薤露行》,张斌有《葡萄酒赋》,段业有《龟兹宫赋》和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李有《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容赋》,刘晒、梁中庸也同作有《槐树赋》,秃发归有《高昌殿赋》,张穆有《玄石神图赋》,胡叟有《示程伯达诗》,等.这些作品大多已不存于世,其中多数作品都有“丽”的一面,特别是在文学形式方面.如李的《述志赋》以抒情言志为目的,而作者在音韵、辞藻、对仗等方面花了很大功夫,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赋中描写前凉张氏灭亡后的局势:“疾风飘于高木,回汤沸于重泉;飞尘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绝,千邑阒而无烟.”不仅句式整齐、音韵和谐,还形象地表现了战后凉州的荒凉景象.除诗赋外,当时的散文也比较注重形式之美.严可均《全晋文》卷一四七至卷一五六中辑录的十六国散文,基本都是实用文,大多以散体为主,但其中也经常夹杂有个别的骈俪句.其中慕容钟《传檄青州诸郡讨辟闾浑》、张骏《上疏请讨石虎李期》、宗敞《理王尚疏》等,皆富有情感,也是十六国散文中骈俪色彩比较重的,其中还有不少隔句对.张骏的上疏还被刘勰称为“陈事之美表”.正如曹道衡先生所指出的:“十六国时代一些应用文字,却往往写得比较华美,和东晋一些人的文章,差别并不太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中地区,自苻坚执政以后,“丽”成了文学创作和评价的标准之一.如苻坚曾称赞洛阳少年的《逍遥戏马赋》“绮藻清丽”,苻融“尝著《浮图赋》,壮丽清赡,世咸珍之”,苻琳“山水文咏,皆绮藻清丽”,梁熙、梁谠也因“文藻清丽”而“见重一时”.“世成珍之”、“见重一时”说明当时普遍存在着一种重视文学和文采的氛围.这也是该地区文学水平较高的一个标志.

二、

其次,在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上,十六国文人有偏重于实用的倾向,也有文人以之来抒情,或者展示才情.

整体而言,十六国文化具有实用的品格,表现为这一时期的书法、雕刻等偏于实用.而与艺术精神有着较深的隔膜.文学也是如此.上文中已指出,当时人往往以“用”为标准来衡量来文学的价值.各政权统治者多注重文学的现实价值,十六国文人也是如此.十六国时期的文人与东晋门阀政治制度下的文人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更贴近社会现实.对他们来说,文学写作有时就是他们参与政权的一种手段,如他们从事着基本的军国文翰的写作.他们还经常以文进谏.这方面记载在《晋书》中较多,如封裕的《谏慕容鱿》、裴元略的《谏苻坚》、索遐的《谏张重华》等.赵整的《酒德歌》、《讽谏诗》、《谏歌》、《琴歌》则很注重以含蓄甚至诙谐的方式进谏.箴也是文士们劝谏统治者的一种文体,如宗钦有《侍臣箴》.此外,颂、赞、赋、诗等文体常被文人们用来歌颂政权或进行教化.如王波有《玄玺颂》、慕容俊曾让群臣上《甘棠颂》,慕容盛命人依据《周颂》作《燕颂》,索绥有《六夷颂》,李有《圣帝明王序颂》、《忠臣孝子序颂》、《烈士贞女序颂》、《贤明鲁颜回颂》、《麒麟颂》等;李有《靖恭堂铭》,刘有《酒泉铭》,沮渠蒙逊曾让文臣作《统万城铭》记述功德;傅畅有《晋诸公叙赞》,北凉送给刘宋的书里有《孔子赞》一卷;张穆《玄石神图赋》、段业《龟兹宫赋》也都有颂扬的内容;诗歌方面,苻坚时曾让四百多大臣作《止马诗》以宣扬自己的文治之功.此外,文人们有时用文学作品对个人进行颂赞,这也是以文学致用的表现.如杨宣和马岌曾分别作《宋纤画像颂》和《宋纤石壁铭》以表明对宋纤的景仰和关心.此外,我们现在一般也将王嘉《拾遗记》和苻朗《苻子》纳入十六国文学的范围内.这两本有着一些文学性色彩的书实际上都有着致用的目的.王嘉的《拾遗记》,从其中记载的五德、谶纬、祥瑞等内容看,应和流行于当时的天文谶纬之学有很大关系.《苻子》则是苻朗宣扬自己思想的著作.

十六国时期大量存在着的就是这种以致用为目的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不以抒发个体隋感为目的,而主要表达政权的意愿和文人自己的政治见解、文化态度,具有着教化、美刺等现实功用.从文学本质论和功能论的角度看,这些作品多属于“言志”的范畴.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类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大,但它们在当时被用来广泛地参与了社会活动和文化建设,它们同时也是当时文化建设的成果之一.也就是说,正是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这类作品才获得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这种注重实用的文学倾向也制约着当时的整体文学思想水平.

十六国文学作品中,也有些是以抒情为目的.十六国的乱世,激起了各政权统治者的雄心,也激起了士人们的进取心,乱世之中的他们也有着深沉的生命感慨.众所周知,建安文学的发展就是与时人的进取精神和生命之感分不开的.但十六国时期和建安时期的现实条件有很大不同.通过崔宏的《自伤诗》不行于时的遭遇,我们可推知,当时士人的情感普遍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当时的文学呈现出“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的特点,正是文人们性情被压抑的结果.但在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上,当时人还是能注意到文学的抒情之用.如胡叟《示程伯达诗》:“何用宣忧怀,托翰寄辅仁.”胡叟作此诗的用意是向朋友抒发自己的不遇时的愤懑和坚守正途的决心.诗中的这种“忧怀”,不含有什么道德色彩和功用目的,而是一种个体之情.我们可以说,这是“诗可以怨”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作者“缘情”文学功能观的体现.张骏的《薤露行》、《东门行》和李的《述志赋》也是这一时期有名的抒情之作.作为政权的统治者,张骏和李比较容易表露出自己的情感.如张骏《薤露行》这首诗非常明显地模仿了曹操的同题之作,但张骏模仿的动机在于他和曹操有着情感上的共鸣:他们都有着对混乱时局的感慨、自我的历史责任感和澄清天下的愿望.正因为此,这首诗不可仅以模仿之作视之.他的另一首《东门行》先写春景之美,后写乐极而生的生命之悲,创作思路上与刘彻《秋风辞》有些类似.从“感此白日倾”、“临川悲逝者,节变动中情”等诗句中可见,这首诗是作者的感物之作、言情之作,正如陈祚明所评,“触景悲时,情无泛设”.当然,在两晋时期,这种先写天象、后及景物、再到抒叹节序如流的生命感慨的作品是比较多的.李的《述志赋》是一篇抒情小赋,《晋书》本传中清楚介绍了作者的创作动机:

玄盛以纬世之量,当吕氏之末,为群雄所奉,遂启霸图,兵无血刃,坐定千里,谓张氏之业指期而成,河西十郡岁月而一.既而秃发得檀入据姑臧,且渠蒙逊基宇稍广,于是慨然著《述志赋》焉.

显然这是一篇言己情志之作.李还有《槐树赋》和《大酒容赋》,今已不存,然其创作目的也是为了“寄情”、“表恬豁之怀”.

此外,一些反映现实问题的文学作品中也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如苻融仅存的一首诗《男儿可怜虫》:“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深山解谷口,把骨无人收.”又如,陈安死后,将士们歌颂他而作的《陇上歌》也有情感色彩,以致刘曜“闻而嘉伤,命乐府歌之”.

十六国时期的一些文学作品还有着展示才情的功能.自汉末人物品藻之风兴起,评价人物的标准慢慢由重道德品行过渡到注重才能,文学才能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曹丕《典论论文》中就已注意到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和文学方面的才情.西晋以后,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士人们不管有没有这方面的艺术细胞,多较为注重培养自己和后代的文学素养.钱志熙先生指出,西晋文士不同于前代作家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更多倾向于将文学作为一种学艺来看待”,“他们将这种治学的功夫来研究文学”,西晋时期的文学思想中多注重辨别文体和体貌,就是这种风气的反映.可以说,西晋以后文学和文学思想的发展,是与这种以文学为技艺的观念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学的普及化分不开的.文人们培养文学素养的目的自然在于展示,在于获得名士们的认同和评价以求名誉.十六国时期,这种以文学展示才情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如《晋书苻坚载记下附苻融传》:

融聪辩,下笔成章,至于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出之.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尝著《浮图赋》,壮丽清赡,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赋,临丧不诔,朱肜、赵整等推其妙速.

苻融创作这类作品,其目的不是为了言志,也不是为了抒怀,而有着明显的展现的动机.又,上文中记载了徐光被石勒看重的原因在于他“立为颂”.石勒重之的目的在于致用,而徐光的颂也起着展示自我才情的功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还有着消遣娱乐的功能.詹福瑞和赵树功《从志思蓄愤到遣兴娱情――论六朝时期的文学娱情观》一文中对这种文学功能的源流有清晰的梳理.在十六国时期,也许当时的公宴赋诗活动中含有娱乐的成分,也许苻融的勤奋作文中也含有以之娱乐的动机.但总体看来,在当时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表现得并不明显.这应当是由于当时主导的文学功能观是主张文以致用.此外,我们注意到,十六国统治者更加注重的是物质享受,而不是精神愉悦.他们消遣娱乐的活动,基本就是大修宫室,或沉湎于博弈、游猎、丝竹、酒色之类.而士人们也少有闲暇和氛围安定下来追求精神的自由和适意.这影响到当时人对于文学消遣娱乐功能的认识和文学表现.

三、

既然十六国文学具有实用品格,质实、朴素也就是当时文学的基本风格.十六国文学作品多具有强烈的致用目的,这要求它们要在讲究思想内容的前提下才可能去兼顾形式之美,也就是在重“质”的基础上才能给予“文”以一定的重视和空间.尽管有些十六国文人也注意到文学作品“丽”的特征,但这一特征也是从属于实用目的之下的.文学作品如果脱离了“用”的范围,就会被认为是“浮华”之文.这种文质观的影响下,文学作品肯定会有倾向于质实的风格.尽管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述志赋》、《东门行》等较有文采和感情的作品,但这样的作品实在太少.总体而言,十六国的文学作品缺乏华丽的辞藻、铺张扬厉的描写,缺少新奇的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形式.即便那些表现出一定技巧和形式之美的作品,也往往因为其内容的趋于典雅和实际而带有些许质实的风格.此外,这种质朴的文风还与不同地域地理风俗和士人家族文化习尚有关.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引用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中的观点说明北方尚实用风气与地理风土的关系,又指出包括十六国在内的北朝文风简质的原因还与西晋末以后留在北方的多“闾里小人”有关.

此外,十六国时期还有两种文学风格表现较为突出,一是“典雅”,一是“清”.

关于“典雅”,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中解释为“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也就是取法经书的内容和形式从而获得的一种雅正的风格.十六国时期留在北方的士族和士人多能继承传统的儒学,这是十六国文风典雅的一个重要原因.典雅的风格也是各政权粉饰政权所需要的.从当时的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到,典雅风格的作品多被运用于正式场合和重大场合.后秦古成诜、王尚等人是以“文章雅正”得用,后凉吕光器重中书监张资的原因也是其“文翰温雅”.从文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文人创作了很多铭、箴、颂之类典雅风格的作品.从创作内容和形式上看,十六国时期的不少作品,特别是那些以美刺讽谏和宣扬文治为创作目的的作品中充斥着儒家的道德观念和政治理想,句式多模仿《诗经》四言句式,多化用经书中的语词.如《统万城铭》中大段的内容是颂美赫连夏祖先和赫连勃勃本人的圣德和功绩.其作铭的动机也是以经书为依据:“昔周宣考室而咏于诗人,阙宫有恤而颂声是作.”这篇铭文内容醇正,符合儒家的审美标准;铭文的句式、词语多仿照《诗经》四言,如“于赫灵祚”、“旧章惟始,咸秩百神”、“惟祖惟父,克广休命”、“诞钟我后”等等,也表现出典雅的风格.又如马岌的《宋纤石壁铭》也是使用四言的“正体”,化用和直接使用《诗经》中句子来表明对宋纤的仰慕之情,从而具有一定的典雅风格.


“清”是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这一范畴的确立时期.李泽厚、刘纲纪先生指出:“‘清’即意味着美,而且是魏晋士人深为赞赏的美.”“清”的内涵比较丰富.一方面,它与魏晋时期盛行的人物品藻风气有关,在《人物志》和《世说新语》中,“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审美评价标准和审美理想,主要指气韵风神之美、超凡脱俗等.这种审美意义上的“清”,是与老庄玄学注重清净、虚静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有关的.两晋十六国时期,佛家也欣赏“清”的审美趣味.据上文,僧肇和姚嵩在评价别人文章时都用到了“清”这一词语.又如,鸠摩罗什《赠沙门法和颂》:“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这种审美观影响到文学思想领域中,就形成了追求文章的文辞和风格的简洁爽朗并富有表现力的审美趋向,出现了“清省”、“清丽”、“清绮”、“清越”、“清新”等一系列的派生范畴.另一方面,“清”也是儒家追求的审美理想之一,多被用来指人物的德行高洁、纯粹.在文学思想领域,“清”有时也与典雅一起结合成“清典”、“清雅”.这里“清”的涵义,正如日本学者竹田晃所说,是指文风的“纯而不杂,引申为典雅正统”.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思想背景影响下的“清”的内涵似乎又有所差别.老庄玄学和佛学均重“意”轻“言”,故主张以言立象、以象尽意.他们主张“清”,其实更注重“清”背后的神韵.可以说,魏晋以后文学思想领域出现的“神韵”、“滋味”、“意境”等范畴都与这“清”有极大关系.而儒家重言,他们眼中的“清”,主要在于文学作品内容表达和形式上的明朗纯正,而似乎并不追求什么更深的内涵和韵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无论是在美学领域还是在思想领域和文学思想领域,都是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审美范畴.但是“清”这一范畴在北朝文学批评中出现较少,而又集中出现在十六国的某一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在十六国文学思想领域,与清有关的词语主要有三个:“清丽”、“清赡”和“清典”.上文已指出,苻坚执政时期的文学作品,多有“清丽”的特征.苻琳“山水文咏,皆绮藻清丽”,苻坚评价洛阳少年的《逍遥戏马赋》也用“绮藻清丽”四个字,梁熙、梁谠兄弟也因“文藻清丽”而“见重一时”.其中,“清丽”多与“绮藻”连在一起,“清”指的应该是文学语言简洁清畅的风格.据上文,苻融的《浮图赋》有“壮丽清赡”的特征,北凉张穆因“博通经史,才藻清赡”被沮渠蒙逊重用.苻融的《浮图赋》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壮丽清赡”显然是对该赋风格的评价.这里的“清”与“赡”结合在一起,其涵义不应是指文辞的“清省”,它很有可能是指整体赋风上的爽洁明朗,或者也含有典雅的意味.张穆的“才藻清赡”中的“清”的涵义也应是如此.另,《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评价刘晒的《酒泉铭》的风格为“清典”.《酒泉铭》今也不存,我们无法从文本上推知其“清典”风格的具体面貌.据《晋书凉武昭王传》,这篇铭文的写作背景是这样的:“玄盛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穑.郡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玄盛许之.于是使儒林祭酒刘彦明为文,刻石颂德.”显然这是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其风格也应趋于典雅.这里“清”的涵义,也倾向于典雅、纯正、爽朗.

总的来看,十六国时期的“清丽”主要是就文辞而言,而“清”与“赡”、“典”结合成词则似乎可以说明它主要还是儒家的“清”的观念.但从时代思想和个人思想背景而言,他们对“清”的风格的重视,应该也受到了当时老庄玄学和佛学思想的影响.十六国时期玄风较盛的地区主要在苻坚执政以后的关中地区和凉州地区,这两个地区的佛学在当时很发达.就个人而言,刘晒和苻融都有一定的玄学素养.苻融喜欢谈玄论道,还与道安等僧人交往密切.据《魏书程骏传》,刘瞒曾与程骏讨论过老庄“抱一”、“性本”的问题.刘还曾为《人物志》作注,他很可能会受到其中“清雅”的审美观的影响.

总之,十六国时期尽管很少存有关于文学思想或主张的直接表述,我们依然能够从当时的史料、作品和文人活动中提取出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从中可见,十六国时期的文学思想,尽管存在着区域性差异,但总体上并没有与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思想的大语境相脱节,特别是苻坚执政以后的关中地区和凉州地区,其文学思想是相对比较进步的.此后的北魏前期,明显继承了十六国时期的文学思想,又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责任编辑:刘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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