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作品的“四因素”结构

摘 要 :艾布拉姆斯在作品《镜与灯》中提出了艺术作品、世界、读者、艺术家的“四因素”结构理论,被作为评判艺术作品的标准,并被广泛的运用到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

关 键 词 :文学艺术作品,四因素

西方20世纪被称为“分析的时代”、“批评的世纪”,文学也从一定的语言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中汲取营养,在各自竞争的基础上显得异彩纷呈.从批评理论到批评实践,文学研究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四要素和四类基本的文学批评层面理论.

一、“四要素”结构理论

艾布拉姆斯在分析欧洲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在作品《镜与灯》中提出了作者、世界、读者、作品等“四因素”结构的理论:“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1]

为详细解释这四因素,他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我们可以用一个方便实用的模式来安排这个坐标.就用三角形吧,把艺术品――阐释的对象摆在中间.”[1]如图所示:

在这个理论框架内,以艺术作品为中心和出发点,建构了以作品与世界、作品与艺术家(作者)、作品与读者为主要内在联系的艺术理论框架.

首先,在这四因素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的无疑是作品,其他因素和关系,都是围绕着作品而展开.

谈到作品本身,这属于文学本质论的范畴,研究的是作品与形式的问题.20世纪的西方文论特别重视研究作品与形式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学派提出了文学本体论的观点,倡导者美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兰塞姆认为文学活动的本体在于文学作品,而不是外在的世界或作者,认为本体的作品仅仅是指作品形式,即所谓 “隐喻”、“复义”、 “语境”、“反讽” 等语言学或修辞学因素[2].

其次,作品和世界的关系.世界是作品的基础,它主要是指文学活动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或社会现实.人类的生活世界是文学活动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它不仅是作品的反映对象,也是作者与读者的基本生存环境,是他们能通过作品对话的物质基础.文学艺术作品作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们不是孤立的存在,没有任何人可以离开这个世界,必定处在活动之中.环境促成文化心理,作家存在的环境差异会导致作品的巨大差异.

再次,作品与艺术家(作者)的关系是作者讨论的重点.作品作为“物之感人”的产物,既是对“物”的世界的再现,也是对“人”的心灵的再现.在西方时代,古希腊传统更强调对客观世界的逼真模仿,这就成为古希腊的模仿论的立论根据,后来由于西方浪漫派的兴起,人们意识到文学活动不仅仅是对世界的模仿,更重要的是作者也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他的感受和感情,并试图唤起读者相应的感受和感情.

最后,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传统的艺术阐释与批评认为,艺术作品的意义完全由艺术家创作并贮存在作品之中,等待着欣赏者去理解,去阐释.在这里,欣赏者完全是被动地去理解作品,而到了20世纪后半叶,接受美学的兴起,使得批评过程中读者的作用被推向极致.在伽达默尔看来,艺术作品的意义是相对于观者的,是在接受者的积极参与中完成的.

这个由四因素构成的框架上,艾布拉姆斯进行了各种理论的比较.他认为,尽管任何像样的文学艺术理论都多少考虑到了所有这四个要素,然而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根据各种文论倾向重心的不同,他归纳出四类基本的文学批评理论:即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客观说.

二、四类基本的文学批评理论

1.模仿说.强调“世界”与“作品”的对应关系,主张“艺术是一种模仿”,即认为作品是对世界的模仿或再现.在西方,有赫拉克利特的“艺术模仿自然”论点、苏格拉底的“绘画是对所见之物的描绘”论点、柏拉图的“理式模仿”说、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模仿”说.从亚里斯多德直到18世纪,“艺术即模仿”的观点几乎成了不证自明的定理.

2.实用说.强调作品被读者所利用的关系.强调“作品对鉴赏者发生的影响”,比较典型的实用说是中国古代的“教化”说和西方的“寓教于乐”说.“言志”说和“教化”说构成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重要特色.古罗马时期贺拉斯的“寓教于乐”开了西方实用说之先河.

实用说始于古希腊罗马时期修辞学与做诗法的合并,从其延续的时间和持此观点的人数来看它成了西方世界主要的审美态度.从贺拉斯到文艺复兴时期绝大多数批评家以及整个18世纪绝大部分批评家都是实用说的支持者.他们认为“诗歌的模仿只是一种手段,其最近目的是使人愉快,而愉快也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给人教导.”[3]

3.表现说.强调作品与作家的关系,强调艺术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外现,即认为作品是作家情感的自然流露.表现说的基本倾向是,文学本质上是诗人、作家的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情感涌动时的创造,是主观感受、体验的产物,以外部现实作为对象,但诗并不存在于对象本身,而存在于审视对象时的作家、诗人的“心境”或“心理状态”,诗人可以描写平凡的事物,但要使事物以不平凡的色彩呈现出来.

表现说产生于19世纪初兴起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提出“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柯勒律治认为“写诗是出于内在的本质,不是由任何外界的东西所引起的”,雪莱指出“诗是最快乐最良善的心灵中最快乐最良善的瞬间之记录”等,诗人取代了欣赏者成了被注意的焦点.与西方表现说可以比较的是中国传统的“诗言志”说和“诗缘情”说.

4.客观说.出现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文艺批评中持这种观点的人相对少一些,并被统到“为艺术而艺术”的标题之下.此种学说主张将作品抬到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步,认为作品一旦从作家的笔下诞生之后,就获得了完全客观的性质和独立的“身份”,它既与原作家不相干,也与读者无涉,它从外界的参照物中孤立出来,本身是一个“自足体”.客观说实际上是由俄国形式主义学派首先提出的.

三、“四因素”结构的理论价值

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虽然主要讨论的是浪漫主义的文学理论,但它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文学评价、艺术标准等所具有的普遍指导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他对浪漫主义文论本身的讨论,尤其是“四因素”结构.“这四大要素放在一起几乎可以包括西方文论史上各理论流派的批评特征,使得初步涉猎西方文论领域者对这一领域的历史演变、流派纷争以及当今现状很快就有一个大致的轮廓.”[4]

此外,“四因素”分析框架结构,不仅成了西方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指南,同时也成了非西方文学研究界以及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文论的重要方式.可以说,“四因素”结构不仅是20世纪引用率最高的分析框架之一,亦是20研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