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生命哲学对中岛敦文学的影响

摘 要 本文以中岛敦受道家思想影响最深并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三部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道家生命哲学的三个核心内容――崇尚自然、超脱无为、天人合一与《山月记》、《李陵》、《名人传》等三部作品的各自对应关系的分析,探究了中岛敦对道家生命哲学的受容与消化吸收过程.

关 键 词 ：中岛敦 自然 无为 哲学

中国道家思想很早（约1400年前）即传入日本,并对日本文学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而熟谙中国古典文学、喜爱哲学的日本近现代作家中岛敦更是沉醉于道家的生命哲学之中,先后创作出《山月记》、《李陵》、《名人传》等一系列经典名作.据资料所载,中岛敦曾经与同事一起举办了一个读书会,而阅读列子、庄子等中国道家代表人物的经典著作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其“求道”之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早在上世纪十年代,中岛敦文学研究就已经成为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热点,并出现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比较的角度也日益多样化,但大多囿于狭义上的文学之间的“影响比较”和“平行比较”,跨学科方面的广义的比较研究还未被充分重视,特别是将中岛敦的《山月记》、《李陵》、《名人传》这三篇受道家生命哲学影响最深的作品进行综合性、规律性、互文性的分析研究尚未展开.本文即以这三部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道家生命哲学三方面的主要内容与《山月记》、《李陵》、《名人传》三部作品的各自对应关系的分析,探究中岛敦对道家生命哲学的受容与消化吸收过程.

众所周知,道家生命哲学是中国文明三大主流之一,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而由汉字记载下来的道家思想更是世界上惟一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生态文化.在人类生存受到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战争危险等直接威胁的现今,很多人已意识到道家生命哲学是人类追求和平、幸福生活所必须汲取的智慧.而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被后人誉为“诗人、哲学家和道德家”的日本作家中岛敦即从中汲取养料,以此来体验心灵的宁静.

道家生命哲学内容丰富而深刻,有专家将其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崇尚自然、超脱无为、天人合一.中岛敦领悟了其中的真谛,并将其融合到了自己的作品之中.

一、“崇尚自然的生活情趣”与《山月记》

“自然”是道家哲学的最高价值期待.在老庄的著作中,“自然”不是所谓的自然界、大自然,而是一种意识、观念、态度,即顺其自然、自然而然.道家认为,自然本性才是至正之德,本然状态即为其最佳状态；不要为了尘世的名利而迷失自我,异化人性.庄子曾慨叹：“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意即一般人的追求物质利益、知识分子的沽名钓誉、卿大夫的领地食邑之争、圣人的保天下至欲,都会让自己牺牲身体.老庄崇尚自然真性,对因名利而造成的人性的异化皆持批判态度.而中岛敦所著《山月记》中的主人公李征正是被“名利”摧残后变身于虎的“人性异化”之例.

《山月记》发表于1942年,取材于中国唐代传奇小说《人虎传》.小说中的主人公李征博学多才、自视颇高,曾做过江南尉,但因不甘与“俗人”为伍,辞官回乡,每日吟诗作词.后因生活拮据,不得不重新做地方官.“妥协”后的李征每日萎靡消沉,个性也慢慢地难以压抑,最终因发狂而遁身山野,变身为兽.这篇小说如果用弗洛伊德的“三部人格结构”的理论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认为主人公李征的悲剧性命运的形成原因是因为本我、自我、超我三者失衡,从而引起心理失常,酿成了他永远为虎,无法恢复人身的悲剧.然而从道家生命哲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们发现这与前者虽“殊途”,但“同归”.李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博览群书,才高八斗.同时他似乎也坚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始终没有停住自己追求“名利”的脚步.他虽已官至“江南尉”,但不堪其“卑微”,想通过做诗让自己“扬名立万”,但又过分在意“他人之目”,怕别人耻笑自己无“诗才”.对于自己为何变身为虎,小说中的李征是这样说的：

“各人的性情就像野兽,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驯兽狮.我的猛兽就是自大的羞耻心,是老虎.我的羞耻心令自己受损,使妻子痛苦,也伤害了朋友,结果,我的外表变得和我的内在相称了.”

不难看出,李征所提到的“野兽”以及所谓的“羞耻心”,其实就是他对于“名利”、“物质生活”的过高追求的贪婪表现.他在的驱使下疲于奔命,在迷失本性的道路上愈走愈远,正应了那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二、“浪漫超脱的无为品格”与《李陵》

上善若水,老子在《道德经》第七十八章中提到：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与这种让世人叹服的辩证思想的相似说法在其他章节也可以看到,比如“守柔曰强”,比如“强大处下,纤弱处上”,还有“纤弱胜刚强”.这些都向世人传递一种信息,即纤弱只是表面,其本质是生命的强大.“柔弱”是老子的处世哲学,也是一种克敌制胜、自我保全的策略艺术.天道自然无为,道“无为而无不为”.在困境中以道家“浪漫超脱”的意识和“无为”哲学来调适的话,就会能屈能伸、超然通达,柔弱胜刚强.而中岛敦所著《李陵》中的苏武的“流放生活中的从容”以及司马迁蒙受宫刑之奇耻大辱仍继续撰写《史记》的“壮举”,皆是道家“浪漫超脱的无为品格”所调适的结果.

《李陵》取材于中国典籍《史记》、《汉书》、《文选》.小说登场人物之一李陵是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之孙,为征伐匈奴,他自告奋勇,带领步卒5000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欲以少击众,结果被俘降敌.第二个登场人物司马迁因为给李陵做罪轻辩护而遭受“宫刑”.在狱中经受身心双重折磨的他忍辱负重,最终完成“史家之绝唱”――《史记》.而第三个登场人物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扣留,之后在胡地牧羊19年之余,始终未降.这三个人物表面上看都是“忍辱偷生”,但是本质上却是不同的.李陵“患得患失”,左右摇摆,始终没能战胜“心魔”,也难以获得心中的安宁；司马迁“守柔曰强”,能屈能伸,他始终秉承一种纯粹的工作信念,最后完成史学巨作；苏武虽经匈奴贵族多次威胁利诱,但是他“留胡节不辱”,独守自己的那份心灵上的安宁,最后得以回归故里.老子曰：“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苏武忍受着“被囚禁于胡地”的侮辱,心灵却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纯粹的空间.人性返璞归真之后,所有一切都变得清澈明朗.

三、“天人合一的终极关怀”与《名人传》

“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就是由庄子提出的.老子也曾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相应,天人相通”,道家生命哲学主张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与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他们不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而是强调人对自然的利用和顺应.老子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即告诉世人“生长万物而不居为己有,抚育万物而不自恃有功,导引万物而不主宰,这就是奥妙玄远的德”,所以要无私、无争、无求.中岛敦《名人传》中的主人公纪昌从原本的“争强好胜”到最后的“无知无欲”的过程,正是道家的“天人合一”的体现.

《名人传》是中岛敦在世期间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依据《列子汤问》里“纪昌学射”的故事精心改编而成.小说梗概可以总结如下：一心想成为天下第一神射手的纪昌虽拜善射的飞卫为师,但急于“征服一切”成为“天下无敌”的他,在射艺学成之后却对师父飞卫起了杀心,但没能达到目的.飞卫为了转移他的目标,让他跟自己的师父甘蝇学习更高境界的“不射之射”.在师祖甘蝇身边呆了9年的纪昌下山之后,面部毫无表情,眼神深邃悠远,全然没有了原来的锐利,好似一具木偶,并且已不知弓为何物.众人不解,究其缘由,他答道：“至为不为、至言不言、至射不射”.从此,据说他不用有所为,自有“神灵”执弓保护,不用说小偷强盗,就连鬼怪都难以接近.

读完《名人传》,相信熟悉老子《道德经》的人都会想起第四十八章中的那句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名人传》中的主人公纪昌虽然技艺一天比一天长进,可是一天比一天减退.中岛敦似乎在告诉读者,只有这种的日益减退,纪昌才能达到了真正不想有所施为的境地.因为完全顺应、因循自然,不加任何造作,纪昌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由此可见,道家生命哲学之精髓分别在《山月记》、《李陵》、《名人传》中有其具体体现,中岛敦对道家生命哲学思想是全面受容的.不过,如果将三部作品稍作计较,不难发现,中岛敦对于道家哲学思想的汲取和应用是高度自觉、循序渐进的,体现了他作为作家的思想的连续性和延续性.据中岛敦年谱所载,《山月记》、《李陵》、《名人传》都创作于1942年,其中《李陵》是中岛敦的遗作,虽然脱稿较早,但却是1943年7月他去世后才由其好友深田久弥命名并发表在1943年7月的《文学界》上.三部作品中,最早创作并发表的是《山月记》,它的主人公李征未能超越“名利”,从而酿成了他永远为虎、无法恢复人身的悲剧.而《李陵》中的主人公表面上虽为李陵,但是苏武才是中岛敦设定的“理想自我”.苏武不畏威胁,更无视利诱,“守柔曰强”,在困境中独守一片心灵的天空.及至《名人传》,主人公纪昌更是成为“至为不为、至言不言”的“至人”.从李征到苏武,从苏武再到纪昌,我们可以认为中岛敦把这三人合而为一,让一个“求道”者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蜕变.

英年早逝的文学“求道者”中岛敦,在其短短33年的人生历程中所创作的小说中,有大半取材于中国的古典小说.而中岛敦并非简单地受容原文本的思想,而是进行了充分地消化吸收,并分别对它们进行了重新演绎,使这些作品超越了原文本的内涵,让读者去重新审视原作.《山月记》取材于中国唐代传奇《人虎传》,但作者并没有囿于原作“因果报应”之主题,而是表现了日本近代知识分子郁郁不得志的心理并深刻剖析了“人变成虎”的根源所在.《李陵》虽然基本上符合史实,但是为了表达主题需要,中岛敦也进行了合理的改动.比如李陵的“被动投降”；李陵在苏武面前“说不出一句劝降的话”；苏武“孤身”留胡地19年,等等.特别是中岛敦在创作过程中适时地加入了很多的人物心理描写和景色描写,这成为小说的一大亮点.在《名人传》中,他还在最后一部分进行了超越原文的“独创”,更明白地阐释了“艺道的极致,虚静的领域”.

近年来,很多专家用“影响研究”的比较方法,对中岛敦取材于中国题材的各个作品的创作过程、原作以及对其影响和影响途径进行了论述.中国原作固然对中岛敦的文学创作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是中岛敦赋予原文本的新意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且当我们导入重视探讨文本意义是如何被多样化理解的“互文”理论来分析的话,我们发现还可以通过中岛敦为之沉醉的中国道家哲学这一视角来分析取材于中国的《山月记》、《李陵》、《名人传》三部作品.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互文性文学理论,我们会发现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岛敦文学世界.

注：本文系河北省教育厅社科研究2010年度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课题名称：道家生命哲学对中岛敦文学的影响研究；课题编号：S2010602.

参考文献：

[1] 许士密：《道家生命哲学的现代诠释》,《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6期.

[2] 李霞：《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 孟庆枢：《中岛敦与中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

[4] 郭勇：《自我解体的悲歌――中岛敦〈山月记〉论》,《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

[5] 老子：《道德经》,万卷出版集团,2009年版.

作者简介：孙立成,男,1976―,吉林农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工作单位：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