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文化中国”的方法

更新时间:2024-01-18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5095 浏览:18184

王德威作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中继夏志清、李欧梵之后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其研究和批评成果蔚然可观.王德威身处美国,同时用中英文双语写作,其批评视野横跨两岸四地,研究纵贯晚清、现代直至正在发展的中国当代文学,无论是“晚清现代性”、“众声喧哗”还是“抒情传统”等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已被华语批评界所熟识.王德威所在的哈佛大学是海外中国研究重镇,也长期是费正清式的历史学、社会学实证主义研究大本营,如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却变得越发活跃,相关研讨会、学科活动异常频繁,学界关注度非常高.“如此繁华”的学科景象与王德威密不可分,除了高产有影响力长篇学术研究和批评短论,他还身兼教学和活动的组织者、议题的策划者,处处亲力亲为、不遗余力.同在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教授孙康宜先生曾说,在海外文学这行里“没有王德威和有王德威会差很多,他是牺牲小我的那种人”.{1}

笔者2011年在哈佛访问学习期间,有幸参加了王德威教授亲自组织的关于重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戏剧研究等多个研讨会,类似的活动几乎每月必有.有人认为王德威“不够有原则”,请来很多与他意见相左的甚至意见极端的研讨嘉宾,“怎能容许某某派别在研讨会上胡说八道”,但笔者以为正是王德威宽容大度的批评胸襟和视野,使他和他所在的哈佛大学成为一个海外华语文学的重要“磁场”,吸引着两岸四地的作家、研究者汇聚和交互激发.王德威的学术活动与其批评视野一样兼收并蓄,在“众声喧哗”中找到对话的机制和路径,跨越地域与政治的“中国”,构建起一个身处海外却蔚为壮观的“文化中国”图景.

在访问期间我对王德威教授进行了两次访谈,话题涉及他正在进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以及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身份等问题,王德威教授儒雅而健谈,谦和却自信,娓娓道来间尽显学养深厚、收放自如,让人印象深刻.我相信优质的人文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绝非一种理论和技术的外化,实则是一种生命人格的投入.但凡见过王德威的人都会称他谦谦君子、平和儒雅,他的研究体系兼容并蓄,批评著述中少有极端否定和浮夸渲染,注重打通历史和诗学,政治地理和时间的界限,在比较的视野下批评主体和批判力量自动呈现.王德威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视作安身立命所在,把研究和批评本身视为想象“文化中国”的重要方法.

王德威自信自己的研究理路却从不避讳自己与夏志清、李欧梵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传承关系.除了事实上的师生关系{2},自夏志清的《现代中国小说史》以降,开启了海外华人学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传统,随后的李欧梵到王德威三代学人在半个世纪中大抵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学术脉络.三人都有大陆“遗民”背景,青少年时代于台湾成长或接受教育(李、王两人均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然后赴美留学、任教于海外,学说影响整个华语文学圈,形成大陆—台湾—美国—华语文学圈的共同经历.台湾经验和海外比较文学背景,使他们一方面有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又历经正规的欧美现代/后现代批评理论训练,接受了北美人文主义传统,将传统中国文化潜移默化在中西合并的学术理念中,以自身学术创意不断丰富和延续了这一研究脉络.纵览三者的学术思想,会发现三者间明显传递着共同的文学史思想立场,即将这一脉络的“文学史叙事他者都确定为五四和左翼文学史叙事”{3}.他们一方面解构大陆左翼主流文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努力建构一个在五四启蒙叙事和左翼革命叙事之外的全新文学叙述和文化想象.

夏志清受英美新批评和利维斯所建构的英国小说“大传统”影响,反思了五四以来“感时忧国”精神对现代文学的负面影响,以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重定现代作家评论格局;李欧梵吸收了“现代性”理论兼收其它文艺思潮影响,注重在日常生活的审美现代性中超越启蒙现代性,呈现了开阔的自由派研究色彩;夏、李两人之后,王德威继续发展和深化这一脉络,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之中,王德威恪守西方人文主义价值观,以全球化的开放的视野,着力于文学想象的“文化中国”之建构.


王德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从解构“感时忧国”的写实主义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地位开始的,随后密切关注文学与史学的交错互动,在“史学正义”和“诗学正义”{4}的框架里进行生发,提出“晚清现代性”来消解五四现代性;进而,王德威的研究超越民族国家概念,探寻知识地理,考察文学谱系,在政治地理之外重整“华文文学版图”;近年来,王德威又围绕“抒情传统”展开有关中国本土现代性的探讨,试图以“抒情传统”开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自为的理论框架.

不论哪个研究阶段,通过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建构他所想象的“文化中国”是王德威文学研究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也正因此,王德威不仅超越了政治、地理概念的“中国”,还以文化概念统摄全球华语文学,建立了横跨时空的文学谱系,成就了想象中国的图景.

早在1988年,王德威首次在中文世界里沿用巴赫金多声复调的社会对话及实践方式,引申翻译了“众声喧哗”一词{5}.王德威的美学原则和小说观念外化而出,又何尝不是在时空交错中不断考掘多元声音以及制造对话交流?

首先在空间上,王德威的文学研究全面拓展了过去以中国大陆为中心次第向海外延伸的华语文学疆界,重画中文叙事的谱系与版图.在全球化的文化趋势和时代背景下,王德威以他自身的生存体验和文化身份为出发点,突破原有中文小说研究中地域分明的政治地理界限.以王德威自身为例,虽是台湾外族第二代,成长于台湾,后身在海外任教,他却自认文化身份是本土的,自信谈论中国历史文化以及作为一个文化身份上的中国人的生存经验,他认为自己同样是以一个中国人的意识来体认现代中国小说中蕴含的国族想象和历史意味.同样,在1949年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两岸四地华人间文学、文化和历史观念的互动频繁交杂,以致难以割裂划分.而更进一步,王德威希望把中文写作置于全球化的开放的时空范围内来认识,突破大陆学界对港台文学、海外华人文学的划分.王德威多次质疑这种地理政治的划分中暗藏着某种自我中心论的价值判断,进一步指出这种“中心论”背后是正统与延异,与边缘的国族想象的寓言,而他正是要拆除这种人为设置的樊篱,对全球范围内的华文文学进行重整,形成一幅完整的“文化中国”想象图景.他强调作家“笔下的南腔北调,以及不同的文化、信仰、政治发声位置,才是丰富一个时代的文学因素”,“华语语系文学所呈现的是个变动的网络,充满对话也充满误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无交集.但无论如何,原来以国家文学为重点的文学史研究,应该因此产生重新思考的必要.”{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