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张丽军老师是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地地道道的农民之子.其成长历程见证了当代农民依旧艰难的生存境遇,也坚定了作为知识分子为农民更为文学的“人民性”鼓与呼的治学立场.早在2005年张丽军发表在《文艺争鸣》上的文章《新人民性的溯源与重申――兼与王晓华先生商榷》中,已经表明了他早期的学术立场“不是为某一个阶层‘代言’,而是从整个民族、站在大多数人民利益之上,书写人民的悲哀、痛苦与欢悦.”[1]以“人民”立场作为价值判断的学术观一直贯穿张丽军的治学进程始终.在一个以“消费”主导发展的社会里,作为一名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以什么对象作为自己的学术出发点,决定了他的治学方向与学术品格,也决定着知识分子能不能够在纷繁杂乱的批评浪潮中抽丝剥茧,看到文学现象的本质,坚守自我的学术阵地,并最终完成文学对人类心灵的慰藉.
一、 新现象的批评与反思
学者诺思罗普弗莱说过“谁把握了超价值化的标准,谁就处在一种智性的自由天地之中,谁不能把握这一点,谁则不过是他首先碰到的社会价值的傀儡,他不过是习惯、灌输和偏见的强制产物.”[2]稳定的可以不断被深化的价值立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弥足珍贵,这使得知识分子在言说时能够担得起“为底层人民代言”的责任.张丽军在治学之初便显示出鲜明的批评立场,面对世纪文坛上纷繁杂乱的文学事件,有着自己始终如一的价值立场,坚守着知识分子发出“谔谔之声”的批评底线.2006年针对新浪博客上发生的“韩白之争”事件,张丽军发表《韩寒论》以正视听.针对韩寒的写作是否算作文学写作,张丽军作了中肯的评定“面对韩寒等‘80后’作家及其文学作品,我们必须突破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宏大叙事批评模式,从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转变和新世纪以来文学受众群体对文学的多元化需求角度,来平等地审视、思考韩寒等人的新性情写作.”[3]2007年针对摩罗先生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是“西方现代小说的产儿”,当代小说发展途径是“精英化,走小众化之路.”[4]的过激言论,张丽军先生发表《小众化是当代文学的出路吗――与摩罗先生商榷》来与其争辩,并通过严密的逻辑思考与翔实的史学资料指正了摩罗先生的偏颇之处“在当代小说面临困境, 尤其是当代中国底层大众再次呼唤文学的时代语境下, 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 ‘忧国忧民’文学传统, 赓续现代文学作家与底层大众相融合的精神血脉, 建构一种代表底层弱势群体利益的当代大众文学, 是文化精英所必须回应的时代课题和应承担的基本道义.同时, 这也是维系文学的生命力、重振文学雄风的根本途径之一.”[5]面对“自由言说”时代五花八门的批评,如何保持自我,如何不人云亦云,以实现批评的价值与意义,正是当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巨大问题.批评要将“创造和知识、艺术和科学、神话和概念之间破碎了的联系重新焊接起来.”[6]将文学所承载的对于人类命运与人生价值的意义带给读者,以指引人们的心灵向着至真至善前进,这是文学批评应该达到的目的.但我们可悲地看到,批评被别有用心的权利者所利用或被利欲熏心的投机者所掌握,使社会思潮陷于浅薄与功利,使消费式的文化市场变得空虚而浮躁.面对批评的乱象张丽军于2011年出版的《谔谔之声――关于新的理性思考》更是将批评放在理性的天平上加以衡量.其中对于“茅奖”的质疑、对余华《兄弟》批评热潮的冷静分析、对“知识分子不能代言底层人民”言论的反驳都掷地有声、弥足珍贵.知识分子正如暗夜里的猫头鹰,只在最黑暗的时刻飞行尖叫,安闲静谧的生活只能留给黄鹂来歌唱了.
二、 “乡土中国”的“农民想象”
“我是农民之子,对农民形象的研究,就是对生存之根的追问和思考,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探寻.”[7]作为农民的儿子,对农民形象的追问,对百年来中国农民现象的深思成为了张丽军最主要的研究方向.张丽军的博士论文《想象农民》通过对鲁迅、沈从文、茅盾等左翼文学家以及赵树理等解放区作家笔下农民形象的解读,来百年来中国文人对中国农民的想象,进而从这些想象中抽出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农民的理解与选择.被书写的农民与现实中的农民在百年来知识分子的笔下进行着艰难的博弈,张丽军也正是从这部博士论文开始进行一段漫长的将伴随其整个学术生涯的“农民问题”探索之路.
在对鲁迅笔下“病中国”与“中国病人”的思考中,张丽军认识到“或许这种对立、互补使我们更能够理解中国农民的复杂性,也在一定意义上更加接近中国农民的全貌.”[8]与鲁迅俯视众生的启蒙者视角不同,老舍以平视的方式完成着对中国“劳苦世界”的想象.称自己为“写家”的老舍“视自己为一个靠卖文为生的、居于社会底层的‘艺人’.”[9]不同的写作视角使两位文坛大师完成了不同的民众想象.面对不同的乡土想象,张丽军不断对不同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进行拷问,从左翼文学时期的茅盾、沈从文到解放区的赵树理再到新世纪以来的贾平凹、张平、赵德发等等,张丽军对中国作家笔下农民形象的关注一直没有停止过.赵树理的“为农民写作”一直是张丽军所肯定的写作立场,“从赵树理的舍‘丝绸’而‘织布’的审美选择,到张平的弃‘人参’而卖‘胡萝卜’的文学审美取向,显现了一种为底层老百姓写作的人民性意识,同时也清晰地呈现出了张平为老百姓写作的文学人民性传统渊源.”[10]
在对百年来中国农民形象的关注中,张丽军也理清了中国农民思想演变的过程.逐渐清晰了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的变革进程,从层层迷雾中探寻到中国农民的淳朴与守旧.见证了乡村的美好,也窥探出乡村的丑恶.在对赵德发、刘玉栋等新世纪作家农民写作的考察中,张丽军更是肯定了两位作家对“当代转型期中国农民对城市的审美想象与内在情感的悖论”[11]的思考.面对现实农民的“逃离乡村”,农民个体心灵的孤独和抑郁,中国当代乡村的集体“沦陷”,张丽军也同样有着矛盾与挣扎,如何去面对,如何去解决.[12]这是中国现实的问题,也是个亟待解决的“中国难题”.张丽军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不会结束,对农民问题的思考不会停止,我们也热切地期待着张丽军先生思考的成熟. 三、 学术思想和交流与碰撞
作学问不能闭门造车.张丽军先生最注重的就是学术思想的交流与碰撞所擦出的思想火花,由他定期开展的学术研讨便可见一斑.针对当下文学热点事件,引几位好友几位研究生同学来共同研讨,研讨会上的你来我往使问题深化、细化,也使事件明朗化、清晰化.2008年张丽军与房伟就新世纪长篇小说现状的对话发表于当年第2期的《艺术广角》上.同年针对电视剧《士兵突击》的热播,张丽军等师生几人就其“经典化”的可能、个性价值的诉求、一代人成长史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整理稿发表于2008年第4期的《艺术广角》上.两次研讨的成功,也坚定了张丽军先生继续进行学术研讨的决心.在2009年,以同样的模式进行了对《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创作价值与内在意韵的研讨；对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猜测与分析；对《暗算》迎合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剖析.2010年更是在《绥化学院学报》开设专栏对“70后”作家的创作进行研讨,不仅继续了中断的70后作家研究,也使70后创作重新出现在学者的视野中.在其后的数年里,研讨会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虽然参与的人在不断变化,但参与的热情与讨论的热度并没有减去半分.
正如张丽军在《“70后”作家研究开栏宣言》中所引陈思和一句话所说“文学需要阐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话语,需要给以理性阐释而不是媒体上的随意起哄,这是关键的问题.今天主流的作家和主流的批评家都已经是中年人,所为同代人他们之间是存在着很好的沟通.而更加年轻的作家崛起于文学创作领域的时候,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显然是严重滞后了,以至于常常需要作家自己出来发表一些词不达意的话,来表达自己.”[13]文学史之所以不断向前推进,正是因为来自不同批评家的声音在相互碰撞、交融.在研讨中文学思考被逐渐深化,文学现象的本质与意义逐渐明晰,文学也在批评之中向人类普世价值的阐释迈进.
四、 学术视野的拓宽与期盼
从百年来农民形象的想象到“70后”作家的创作断裂之美,再到文学现象的批评与反思.张丽军如此宽泛的关注面是否会影响其关注的深度?张丽军是这样回答的：“追寻心灵的自由和精神天地的宽广,有着人间的烟火之气,有着生命的热诚、情感的温度和灵魂的执着,这并不于严谨的学术思考和生命哲思相对立,我每在写一篇研究论文之前,都要多遍阅读作品,全面收集前人研究成果,与前辈学人、作者和人物形象进行跨越时空的多元精神对话.我的学术研究,都毫无疑问打上了时代的和个体的精神印记,它可能是不够缜密的、不够透彻的,但它绝对是热诚的、真挚的,也是独特的.我坚信,它是有生命力的.”[14]有生命力的批评对于文学来说是营养丰富的养料,可以让文学之树长青.不可否认我们正处在一个“物质化”的时代,文学在这个时代里越来越“边缘化”.在这样一个抛弃了诗、爱情、哲学的时代里,拥有与主流、时尚保持距离,冷静观察文学的批评立场是一种可贵的品质.张丽军能够始终坚持这种“人民性”、“底层民众”的批评立场；保持对文学热点的敏感度；不断磨合学术思想；并葆有不断向着人类普世价值情怀靠近的治学品格,是对知识分子价值的标榜,也是对人类文学价值的肯定.
（常思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
[1]张丽军：《新人民性的溯源与重申――兼与王晓华先生商榷》,《文艺争鸣》,2005年第9期,第59页.
[2]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67页.
[3]张丽军：《韩寒论》,《文艺争鸣》,2006年第3期,第54页.
[4]摩罗：《中国现代小说的基因缺陷与当下困境》,《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4期,第64-68页.
[5] 张丽军：《小众化是当代文学的出路吗――与摩罗先生商榷》,《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2期,第13页.
[6 ]诺思罗普 弗莱：《批评的剖析》,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67页.
[7 ]张丽军,宋嵩：《文化消费主义时代,怎样做学术研究――张丽军访谈》,《滇池》,2012年第5期,第14页.
[8 ]张丽军：《鲁迅想象农民的两极审美认知图景》,《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45页.
[9 ]张丽军：《论鲁迅与老舍的“底层叙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4期,第40页.
[10 ]张丽军：《具有强烈现实精神和社会理念的新政治写作》,《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第36页.
[11] 张丽军：《新世纪农民对城市的审美想象与情感律动――以刘玉栋<幸福的一天>和<跟你说说话>为例》,《绥化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10页.
[12]田录梅 等：《父母支持、友谊支持对早中期青少年孤独感和抑郁的影响》,《心理学报》,2012年第7期,第951页.
[13]见张丽军：《“70后”作家研究开栏宣言》,《绥化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1页.
[14 ]张丽军,宋嵩：《文化消费主义时代,怎样做学术研究――张丽军访谈》,《滇池》,2012年第5期,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