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纯粹作家状态

更新时间:2024-01-27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050 浏览:10299

赵燕飞(以下简称赵):梁老师,您在圈内算是很低调的作家了,人也很实在.而且,因为您头顶若干个文学界的“官衔”,人们似乎更容易将您看作一个“官”,而非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作家.

梁瑞郴(以下简称梁):低调是我的一种人生态度,我常常将张扬看成是一种轻薄,一种俗不可耐.在作家协会担任职务的人不应被视为官员.我的确不是一个纯粹的作家.在当今中国文坛,能够安心享用“纯粹作家”的字眼的又有几人呢?前段时间,我在一个朋友的新书研讨会上,听到发言者对朋友的称颂,用得最多的是“纯粹的作家”的字眼.我从心底里羡慕,也觉得我的这位文学朋友能受之无愧.“纯粹的作家”当然不单是指工作性质,而是指作家内心的精神诉求.世俗、权势、潮流、物欲等等,都不能左右作家独立的精神世界.这当然是很好的精神境界,我却只能高山仰止,而且我也相信,大量的作家都是“非纯粹作家”.这是作家的众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当然也可以有优秀的作家.

赵:谈一个作家,谈一个人的文学兴趣起源,似乎都会涉及到他的青少年时期.在阅读您的文字材料时,我却发现您在这方面少有涉及.

梁:我一直相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说我也有文学兴趣起源的话,那便是我三四岁的时候,我的外祖母跟我讲的大量的中国传统的故事、以及她带我进剧场所观看的许多传统剧目.这些故事与剧目,不仅在我幼年的内心世界展示出一幅幅美妙的画卷,而且在潜移默化中,让我对美丑、善恶、真检测有了最初的认识.非常有趣的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和尚”都怀有非常的憎恨,动因源于《白蛇传》中的法海和尚,他对白娘子的镇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也让年幼的我因此而恨透了其他原本无辜的和尚.

赵:读您的作品,会让人感受到那种传统的、古典的、甚至略微带些保守的气息.这都与您幼年时的文学启蒙有关吧?

梁:在什么样的文化土壤中,便会结出什么样的文化果实.

我的少年时代,是国家非常困难的时期,首先是饥饿,这是数亿人都体验过的.那时的人有信仰,有精神力量,都挺过来了.我那时非常渴望读书,但无钱写书.借书非常有限.记得有一次,我将家中公共大食堂的餐票偷偷拿去换书,结果害得我的外祖母呼天抢地.以后我便知道了这餐票性命攸关.后来我发现在街头书摊上花一两分钱便可以租书看,我便将所有积攒的零钱全部花在这上面.这些书都是连环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说岳全传》、《杨家将》等成套的连环画,我都无一漏过.这便是我最初得到的文化熏陶和文学滋养.以后随着识字量的增多,我开始阅读长篇,我常常沉浸于美妙的文学世界,这大概便是我最初的文学梦的开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是传说和古典文学引领我进入文学的门槛.

赵:您这一代的作家似乎都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譬如“”,譬如“上山下乡”.您对这些经历是如何看待的?

梁:我一直认为这样的生活经历,对于我来说,是难得的人生历炼.当社会处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之时,人性的丑恶和善良,美丽和肮脏,都会暴露无遗.“”刚开始时,我只有12岁,我的父亲在一夜之间被打为“走资派”.此后十年,我看到许多人龌龊的举止,但我仍然看到不少善良的人与事.这些是是非非,沉沉浮浮,让我逐渐地成熟起来.我对自己的“知青”生活,一直没有怨天尤人,我不会像许多人那样去控诉这段岁月,我的三年的知青生活,没有浪费青春,而是获得了一种底层体验、艰苦体验和对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体验.这的确不是从书本所能获取的.而作为一个作家,这种体验更是弥足珍贵.

赵:您经常说,一个作家的生活准备和艺术准备都是非常重要的,您是否认为您自己属于那种“准备充分”的作家?

梁:生活与文学的关系其实非常浅显.农民、工人每天都沉在生活之中,但他们不一定就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这便是作家与工人、农民的区别.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实在的作家,比较的写实,不敢过度的夸张,这自然地妨碍了自己的艺术创造力.我做过许多“循规蹈矩”的职业.学校教师、校长、报社社长、宣传部长,这让我在自己的创作中,冷不丁便冒出许多的“清规戒律”,所以“纯粹的作家”的称号,离我相去甚远.我不像有的作家那样,历尽坎坷.但我生活的经历还是丰富的.这为我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素材.我非常不喜欢空洞无物的作品,不喜欢虚情检测意的作品,不喜欢干瘪无彩的作家.恕我直言,时下某些“文学的繁荣”,实际是“文学垃圾”的膨胀.许多毫无生活积累和艺术修养的人,动辄便是数十万字的长篇,这会浪费多少笔墨纸张啊.现在是有了钱便可出书,出了书便是作家,成了作家便可以招摇撞骗.这话说得可能尖锐了些,但不可否认,这的确是当今现实.

赵:请您谈谈您对自己作品的看法.

梁:我从来不愿意谈自己的作品.因为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都是在接受阅读者的检验.作品当然要靠读者判定.但现在炒作之风盛行,而且这些人是既得利益者,从不脸红,更不心虚,我对此往往也是无可奈何,这不是文学界孤立的现象,好在时间是一张无情的筛子,那些沙砾总是会被筛掉的.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做到了言之有物,做到了追求真善美,似乎可以不归于文学垃圾一类中去.作家面对自己的作品,只有一句话:“写自己的作品,让读者去评说吧.”

赵:有人说,在湖南文学界,您更大的贡献在于文学组织工作和培养文学新军,为此,您牺牲了自己的许多创作时间.

梁:在我看来,文学创作是非常个体化的工作,他不像工厂的生产,是一项协作性生产.对于作协目前这种体制,业内外都有非常多的议论.我身在其中,对其历史的沿革、作用、弊端等等,都有着较为深切的了解,任何偏激的做法,我以为都是不合适的.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没有作家就没有作家协会,作家协会千万不要变成安排“官员”的地方,作家协会的组织工作,实际上便是怎么写作工作,怎么写作作家、怎么写作创作.从这个角度说,在近二十年的工作中,因为自己也是一个作家,懂得创作的艰辛,知晓出现一个优秀的作家是何等的不易,所以,愿意为他们做一些怎么写作工作,这是职责所赋予的.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怎么写作同样可以获得成就感.

赵:您太谦虚了!

梁:谦虚是一种美德,我不喜欢那种自我吹嘘或邀功揽功.我喜欢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确,在许多已经发生过的大事中,有我一份劳苦,但国家给你发了俸禄,该做的呀,为什么总要事无巨细表功呢?生怕人家不知道呢?


赵:您主持文学院的工作已长达十年,在文学界获得了良好的口碑,湖南的许多青年作家对您深怀敬意和谢意.

梁:对于培养作家一说,首先就面临一种理论的挑战.在业界,许多人便认为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这话乍听起来好像有几分道理,但细细分析便觉不当.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那便是天生的了.其实,说到“培养”,所涵盖的意义是比较宽泛的.母亲的培养,书本的培养,老师的培养,生活的培养,自我的培养等一个作家的成长经历,应该是受到多种的培养.即便是像高尔基这样未进中学、大学的作家,在社会生活中,他也接受过多种培养.即使是一个编辑对你的稿件进行认真的修改,这也是一种培养.所以,在文学院,尽管我也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我坚定不移地举办青年作家班,不断改进培训方式和内容.在六年中,让300多名青年作家在学院接受一点系统的训练.许多人经过这里的学习,创作有了质的飞跃.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文学院的建设,其目的是培养人才.如果能从这里走出一个两个文学大师,足矣.如果在更长的历史中,它能够像岳麓书院那样,成为湖湘文化的重镇,成为文学湘军的摇篮,那将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我看重它的现在,更期望它的未来.

赵:您曾经有过一段矿山生活的经历,这段经历对于您的文学成长有何帮助?

梁:我大学毕业时,与同为文学青年的魏文彬分到涟邵矿务局,在这里,我结识了当时在文坛已有影响的谭谈.那时,在涟邵有一大批文学青年,谢春阳、姜贻斌、林家品、安鹏翔、李育凡、姚作军等.文学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为文学而意气风发.可以说,我是从这里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谭谈和魏文彬,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最初的一些反映矿山生活的散文发表之后,在全国煤炭战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那时的煤矿都非常活跃,每年都有文学笔会,我因此认识了“窑哥们”陈建功、刘庆邦、程豁、孙少山、孙友田等.我离开涟邵矿务局后,被矿山授予了“终身矿工”的荣誉称号.我非常在乎这一称号,因为这段生活,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在这里,我收获了爱情、友情、亲情.我一直想写一部反映这一时期生活的长篇,但苦于繁琐的事务工作,一直未能动笔.更重要的是,我从煤矿工人的身上获得了一种品质,这便是奉献.每当受到委屈时,我只要想起煤矿工人,我的心马上就释然了.

赵:您最近的新作《欧行散记》,是您散文创作中新辟的领域,您为何想起写这么一部书?

梁:关于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我在书的《后记》中说得非常清楚.我以为,搞文学创作的人,有机会一定要到欧洲走一走.如果说这世界有一种与东方文明并存的文化形态,那便是欧洲的文化.这本书的写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当然,除了自己亲历的感觉,同时也查阅了大量的资料.阅读和亲历完全是两回事.这本书送给未央先生读时,他给予了我许多的鼓励,他认为许多亲历的感觉非常好,他读过不少写欧洲的书,而且也在欧洲呆过,他认为书中许多直觉和感性的描写,是更容易引起人的兴趣的.他的评价,让我非常惊喜.我以为,文化的完全融合是不可能的,在冲突中有融合,这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但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得到尊重.这如同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一样.所以,我非常主张我们的作家,视野要更开阔一些.在广泛的审视中,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会有更深的认识.

我一直是断断续续写一些散文、随笔类的作品,很想写长篇,但至今还不知何时可以动笔.我希望我的那个长篇,能够写得更纯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