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由北京市文学艺术联合会与沈阳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北京市文联研究部和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联合承办的“中国想象”与文化消费时写作技巧论研讨会于2006年5月9日至11日在沈阳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十几所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三十余位参加了这次会议.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索谦先生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词,沈阳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于文明教授致欢迎词,山东师范大学吴义勤教授代表与会学者在开幕式上发言.
一、中国想象中的主体意识
在会议发言之初,朱大可（同济大学）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是想象?想象什么?怎样想象?谁在想象?想象者怎样被人们想象?他认为,知识分子只有既具有乌托邦想象的能力,又警惕想象的虚构性,才能将中国想象进行到底.针对这些问题,与会学者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在怎样想象这个问题上,高楠（辽宁大学）在题为《大众文化理性中的文学想象》的发言中指出,文学史证明,历史上非凡想象总是从历史纵深升起,文学想象的有效性在于其理性根据,胡塞尔称这种理性根据为“经验关联体”,以大众消费文化繁荣为特征的社会转型使即在理性即“经验关联体”获得了被悬置的时代可能性,这为维柯所说的造成想象超越的“诗的智慧”的活跃创造了条件.既要反思于即在理性又要激发非理性的“诗的智慧”,两者兼备的文学想象主体眼下尚待形成.
在谁在想象这个问题上,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认为有这样三类主体：权力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和大众阶层.他指出,权力阶层正在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构建着数字神话.而知识分子阶层或是以个体的身份勾勒着文化的乡愁,或是以启蒙者的身份描绘着破败的乡土中国、丑陋的传统中国以及国民阿Q式的灵魂.这些都构成了主要的中国想象符号.与之相比,底层人民的中国想象却是无声无息的,因为他们的想象只存在于没有任何叙述的,存在于没有任何媒介权力的个体的内心世界.他们处于底层社会,他们的中国想象由谁来关注?他呼吁：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对这类想象给予应有的支持.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陈晓明（北京大学）将目光集中在导演身上,关注着中国导演的中国想象.程光炜关注的是乡土中国、乡村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那种断裂的、矛盾的、冲突的状态,并以导演贾樟柯的电影为例,分析了乡下人进城后的焦虑和压抑的心态,这既包括城与乡之间的空间困惑,又包括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身份的不确定性的痛苦.影片所描绘出来的“中国想象”可以看作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一种理解.陈晓明从文化分析的角度,分析了张艺谋电影两个时期的不同的“中国想象”.前一个时期是以《黄土地》为代表的,后一个时期则是以《英雄》为代表的.张艺谋电影创作的转型是以911事件为契机的,是一种对当今现实看法的转变,特别是冷战之后的现实.张艺谋在80年代的电影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表现的是后革命时代的人性压抑和焦虑.而《英雄》,从表面上看是一场宏大的叙事,是一种重新构建中国形象或想象的能力.在《英雄》中,“天下”是它的关 键 词 ,“剑”是其中的中心意象,这里,“剑”具有双重性：既代表着暴力,又化解和超越暴力、维护和平和安宁.从《黄土地》里的“地”到《英雄》里的“天”,标志着张艺谋电影视域的变化,或者说意象的变化,实质上暗含着中国历史进程的变迁.蒋原伦（北京师范大学）指出,时下的电影和房地产是构成中国想象的两个十分主要的组成部分.像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导演以电影的方式重构着中国的形象.而房地产商们用钢筋、水泥把北京这样的城市打造成为西方化的城市,到处竖立着欧式的建筑物,这也是西方文化渗入的一种表现.他在这方面的分析是以社会学知识丰富了文学.
在想象主体意识方面,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程光炜、蒋原伦都提到了西方想象对我们当下的中国想象的渗透和影响,西方想象早已成为中国想象的一种参照.
二、中国想象中的文化因素
贺绍俊在题为《想象的自由度与意识形态控制》的发言中指出,想象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想象,它应该是一个美学的概念,专指文化的创造功能.想象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是人类使自身的精神增殖的方式之一.而中国想象则是指中国文化的创造功能,就是说通过想象这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对中国自身的精神资源和生活经验进行创造性的扩展,从而使得中国的文化获得新的成果.这是想象中的文化因素.
对于文化,施战军（山东大学）提出疑问：本土文化想象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他认为,这实质上反映出的是一种焦虑.而现在在文学艺术领域包括影像这样的艺术领域里面,对于西部以及少数民族的风情历史的描绘意味着：快对慢的消费；时间对岁月的消费；瞬间对永恒的消费；可知对不可知的消费；科学主义对人文主义的消费；全球化强势文化对异性文化的消费；城市科技工商工作对文化工作的消费以及中国想象对想象中国的消费.吴义勤（山东师范大学）也这样质疑：为什么中国人对于中国的想象成为一个问题?他也认为这是一种焦虑,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身份的危机.这种危机实际上是担心中国形象再一次被改写、被遮蔽.而中国形象被改写、被遮蔽的历史是很漫长的.这种焦虑在我们当今这个文化消费的时代更为明显.他还指出就中国形象、中国想像而言,中国文学事实上在进行着一种主动的改写过程.关于中国想象的问题,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着,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因而,从文学角度来讲,中国形象的文学性的建构是建立在一种片段的、零散的、混乱的、暧昧的形象上,而不是一个清晰的、主体的形象上.因此,也不必过于强调中国想象的问题.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中国想象与世界想象并不呈现一种对立的关系.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想象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参与到世界想象中去.在张柠（北京师范大学）那里,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文化妄想”的状态,这是一种精神病人的症状.想象本来是文学领域中的熟悉的话语,但今天又如此的陌生,那是因为它已经转移了,转移到大众文化之中,转移到消费领域中来,转移到房地产商的策划里面,转移到广告商的广告词里面.它们把想象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以致于我们无法用传统的美学观念、文艺学理论对它进行解说.
对于消费,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以沈阳为例,探讨了“中国想象与的都市”,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探求文化符号的内在意义和历史构成.他以典型的北方城市沈阳为例,展开了他的文化想象.并以铁西区变迁的历史分析了沈阳由一个重工业城市变为一个消费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由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蜕变成充满的身体.这是当代中国的一次惊险的变化.并且将沈阳的大卫营与巴黎的红磨坊进行比较,进而把我们当下的中国社会与19世纪的西方社会作比较,说明两者都处在社会、时代的转型期.在这样的时代转型时期,文化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张恬（北京市文联）从经济学角度对现代中国的重新阐释与建构,探讨了中国想象与全球化互动的中国的关系.首先,她谈到了全球化的中心逻辑与市场、文学的关系.其次,关于“中国想象”,她认为中国想像走出了写实主义,不仅意味着美学形式的转换,更意味着知识论上的重整和观念的更新.
在消费的时代里,新已经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发展态势.张未民（《文艺争鸣》杂志社）以《新与中国想象》为题,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指出文学由“创作”到“写作”,从文学意义上讲,是一次巨大的历史变迁,标志着一个文学时尚的变迁.文学从对历史的想象演变为一种个人的行为,一种文字符号的操作问题.文学写作随之成为一种想像的方式.在文学创作时代,强调一种创新或创造；在文学写作时代,突出的是一种客观和平实,是对一种“写”的状态的描述.现实中国是一个写作性质上的文学中国,是一个创作性的文学中国.“写作”一词赋予中国新的文学性质的同时,也需要我们对待文学写作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理解在新文学想象指的大文学,而不是一种小文学.因此,我们不应用十年代的文学眼光去看待新.季红真（沈阳师范大学）所谈的母系家族历史的写作实际是在重说女性文学叙事.她在《母系家族史的写作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一文中追溯女性家族历史的过程中,建构着现代中国的焦虑.从生物学意义上、文化学意义上,甚至优生学角度探讨国家文化的优化问题和民族优化问题.
三、中国想象中的途径问题
陈晓明认为,本次会议将“中国想象与文化消费时代”作为会议的议题很有现实意义.这个议题是从文化想象的角度,对文学叙事的概括.从“中国叙事”到“中国想象”,这种学术词汇的变化也反映出当写作技巧论建设的深入.而“想象”比“叙事”更具有理论的合理性.“叙事”强调是文本本身、语言本身,是一种符号意义上的文本操作；而“想象”则突出了主体及主体意识,注重主体与历史的关系以及主体处理文本时所采取的态度.当下的时代是一个文化消费的时代,这不能不影响当下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提出中国想象的问题,就是要从谁在想象、想象什么、怎么想象等方面入手,解决知识分子在中国想象中发挥作用的问题.
贺绍俊认为,想象作为一种精神创造,应该是对抗文化消费主义的途径.需要警惕的是,文化消费主义具有强大的侵蚀力.当前,中国想象就面临着被新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收编所左右的危险.以消费主义为代表的市场意识形态正在全面地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传媒已经成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力执行官,中国想象越来越听命于传媒的调遣,中国想像也成了传媒手中最有力的武器,于是中国想象就沦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奴仆.中国想象应该抗拒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利用,其最佳方式就是把想象从现实层面拉向未来层面,也就是说,中国想象不要去想象中国的现实,而要去想象中国的未来；不要去想象中国的物质世界,而要去想象中国的精神世界.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由于媒体的介入,使得问题本身的学术含量明显下降了.关于中国的真实想象、一个真实的话题不能被讨论,问题的真实性被解构掉了.话题本身所隐含的学术内涵和在文化消费时代当中一个关于文学走向、文学遭遇这样带有真实性的话题被迅速媒体化了.
张伟（鲁迅美术学院）则通过对理论想象的阐释来说明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他认为,当今知识分子有两种倾向,一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对现实的一种消解；二是对未来、对想象加以关注.在文化消费时代,从80代末开始,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在被消解着,然而,不但没有被消解掉,反而日益强化了.大众文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统治大众的一种方式.其原因就是知识分子缺乏理论想象.理论是以思想为对象、以概念为前提的一种精神活动,应该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想像.强调理论是一种想象,也就是不把理论当成一种概括或是一种总结,而是一种综合.综合既是一种对话的过程,是多元文化精神的融合；也是各学科的渗透；更是一种创新.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