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思潮中的话语

摘 要：关于寻根文学思潮,李庆西曾说：“‘寻’意味着撇开成规另起炉灶.至于‘根’在哪里,并不重要.”[1]笔者认为“寻”正是彰显了寻根思潮中蕴含的话语.本文意在从寻根文学思潮中的话语主体以及在文本中话语的载体“奇人”形象的塑造来探讨寻根思潮中的话语.

关 键 词 ：寻根文学 话语

一、“寻根文学”思潮中的话语主体

寻根文学家们在八十年代的喧哗其实就是他们潜动的一种表征,他们集体无意识地对于同一话题的关注,既是他们对于文学前景发展焦虑的表现,也是他们寻求自身话语权的表征.他们纷纷表达了自己对于“根”的理解,如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明确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2]但笔者认为他们的概述终究还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他们在自身的实践创作中始终不能很好地贯彻,我们更多感受到的还是他们强烈的时代焦虑感以及话语.这其中的原因,一是,随着八十年代前后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开放,文学也受到西方新潮的影响,这就势必需要文学自身的突破；二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得到西方文学界的认可也增加了寻根文学家自身的焦虑感与繁荣中国文学的责任感,再加上八十年代中期的新儒学热又恰到时机地激起了后压抑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传统文化意识,寻根者内心那股潜在的“拯救文学”的就爆发了,但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创作者本身的话语.

寻根文学的创作群主要是“知青”,他们经历过时代,而在稍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重建被“文化大革命”颠倒的混乱秩序,他们回城时,却发现竟然没有自己的位置,他们的头脑依然是狂热的,因为急于展现自己的话语,所以一些人又拿起了笔杆子重新呐喊,这是一种“心理补偿动机”.但是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他们的行为还是抚摸着之前“政治权力”所带来的伤痕,反思给一代人带来的伤痛,只是将“我们这一代”打扮成无辜的受害者的形象.一直到了“寻根文学”,他们才开始寻求对狭小天地的突破,或以作为背景或者干脆回避这个环境,选择一种自己认同的民族话语来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与在这个时代的存在价值,他们追寻民族生存之谜与民族精神,来重铸民族之魂.韩少功说：“作者们写过住房问题,特权问题,写过许多牢骚和激动,目光开始投向更深的层次,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3]暂且不论寻根作家们在自己所设计的路上会走多远或是否成功,单就他们的创作身份来讲,他们是有的一代,他们凭借着时代唤醒的记忆,抛洒着自己内心最原始的渴望,其实他们的文学作品展现的不仅仅是原始部落或者边疆地域的原始自然的力量,也展示着他们自己内心的,而这种发泄的凭借就是文本创作中的“奇人”形象,它不同于之前反映“”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

二、话语指向下的“奇人”塑造

寻根文学在对地域风貌进行描写和刻画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人的力量,毕竟在构成地域文化的各项因素中,生活于其中的人,他们的思想、精神和气质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寻根文学中几乎都存在着一个“奇人”的形象,他们是被新中国以来的文学尤其是文学所遮蔽的人物,他们不管何时都有着个人的坚守.而正是这个“奇人”的塑造完成了作者的叙述以及话语转移,促使创作者试图构建新的价值观与文化秩序.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他们身上具有隐喻性的文化特征.这是作家们所选择的叙事策略——的话语转移.“所谓对的话语转移,就是通过话语叙述,用一套价值与意义引导人们,使其对注意的重心发生转移,或者说,使其转移发展的方向,使人、人群走向心灵具有家园,社会具有秩序的轨道.”[4]寻根文学作家正是把这种话语的赋予了文化历史色彩,人被叙述成了具有历史深度的主体,文化也成了叙述的主题.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中的丙崽是一个“痴呆失语症患者”,只会说“爸爸”和“x妈妈”,但是神秘怪诞的他却是楚湘这种荒蛮文化的象征.阿城的“三王系列”中的主人翁也都是当时的奇人,如《棋王》中的王一生把喧嚣倾轧的尘世置之度外,他的全部生存的焦点集中在“吃”和“下棋”上.他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神韵既可以说是他的生存的操守,也可以说是作者用一种传统的庄禅精神对现实进行的观照,其有一种沉默式的玄思,作者在他身上嫁接了道家的文化精神气质.王安忆的《小鲍庄》中的捞渣则是那个时代的楷模,其身上所彰显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儒家仁义精神,还有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郑义的“太行山系列”、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等,其中的人物身上也具有文化的隐喻性.

这些“奇人”正是具有宏大文化视野的寻根文学作家们塑造的,是作家们的存在体.他们身上所蕴含的文化既包含了作家们个人文学理想的追求,也有对繁荣民族文化的热忱,选择这种意蕴性及拓展性大的“文化”作为表达对象更能凸显个人当下的担当意识以及话语优势,并且这种象征性的寓言式的表达也符合中国人“含蓄”的思维方式.

二是,他们身上具有原始的自然性.寻根作家们将笔触伸向自然生命中,在旷野、森林、草原、高山中寻求强韧的生命力,用几近虔诚的态度去体味广袤的民间大地所蕴涵的野性与蛮力.郑万隆在《生命的图腾》中写道：“我追求一种极深的山林色彩,粗犷旋律和寒冷的感觉等以及对大自然原始崇拜的歌吟.”因而人物身上也具有了一种原始的自然性.如张承志《北方的河》中的“我”浑身具有活力,灵魂饱满,是一个搏击风浪的勇者,充满着征服北方那些奔腾的大河的,从永定河到黄河、湟水、额尔齐斯河、黑龙江,“我”都如狂野的黄河般威风凛凛地巡视着；李杭育笔下的葛川江透出的是不可遏制的凶险和疯狂,但是生活于其中的人则具有在自然环境孕育出来的蛮力与野性的,如《葛川江上人家》中,当洪水到来,大黑同秋子母女一道,甘冒生命危险和洪水斗法,具有一种征服自然的.

当然这种原始自然性的展现还体现在人物的话语上,作者抛弃了之前雅致性的语言,选择能够表现自然偏僻部落的粗鄙语言,如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中的“狗”等.《爸爸爸》中,韩少功就运用一些古语方言让读者领略到一种原始文化的“神秘”,之后进入语言的混沌境界.

但是不管是对于原始或传统文化的赞颂还是批判,人物身上所体现的原始的自然性正是作家们在那个时代规避政治文学话语,寻找异样话语,构建自我话语权以拯救现代性精神危机的所表现焦虑感最有力的表达,也可以说这是寻根作家们寻找话语冲击力的无意识体现.

三、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寻根文学思潮的发动者们急于选择站在“历史文化”的角度通过这种寓言式的表达方式来构建自己的主体性话语,这是精英文学家们对主流政治权威话语突破的一种深层的叙述表达,选择塑造与众不同的“奇人”形象来寻文化“优根”或者“劣根”,更赋予了文本文化启蒙的色彩,彰显了创作者的时代责任感与对于现代性精神危机的关注.所以我们不应该只关注“寻根文学”思潮中对于“根”的理论探究,还应关注“寻”中的话语的表达,通过对于这个关键字眼的探寻,我们也许能够进一步挖掘寻根文学思潮从喧哗、亢奋到虚脱的缘由.

注释：

[1]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的本身>》,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2][3]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6期.

[4]程文超：《的重新叙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叙事与文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