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揭示与阐明电子传媒时代的文学实际存在状况,是目前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课题,也是建构符合现实文化语境要求的文论话语的前提和基础.对此,笔者曾提出了如下看法：在今天的电子传媒时代,“西方19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以‘纯文学’或自主性文学观念为指导原则的精英文学生产支配大众文学生产的统一文学场走向了裂变,统一的文学场裂变之后,形成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生产次场按照各自的生产原则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各行其是,既斗争又联合,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的多元并存格局.”（1）不过,如此重大的理论问题,单作上述现象的描述是远远不够的.本文的任务是继续从场域理论和现代传媒研究视角出发,进一步探讨文学场裂变现象的背后成因.
一、声像符号挑战
当代文学场的裂变,首先源于艺术场中电子传媒带动的新型视听声像艺术对占据中心位置的文学的竞争、挑战和挤压.
如果把文学与音乐、绘画、雕塑、舞蹈、戏曲、影视和网络多媒体艺术等并列视为社会艺术的一个门类,那么,由它们之间形成的结构关系和斗争关系组成的小世界,就构成了一个艺术场.在范围上,艺术场是社会权力场的子场域,又是文学场的母场域.在印刷文化时代,通过语言符号和纸制媒介进行的审美信息传递与交流,占有绝对优势.因此文学自然会占据着艺术场中权力结构的中心.然而,20世纪电子传媒搅动了这种权力关系.“就艺术符号、艺术形态的变化演进而论,20世纪被形容为一个动态视听形象文化向字符印刷品文化节节进逼竞争并取得成功的时代.”（2）电子声像艺术的兴起,从不同符号形态的艺术形式之间的斗争方面来说,它构成了对文学的竞争和挑战.
以传媒研究角度分析,文学的地位受到电子艺术形态的挑战,是语言符号与仿真声像符号的性质不同带来的.一般情况下,审美活动应该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通过某种符号相似度检测进行的审美信息的沟通活动.这一过程中,作为沟通相似度检测的符号形式的性质,往往可以左右审美活动的发生情况.在文学欣赏活动中,处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是复杂而抽象的语言符号.语言符号作为人类对世界、事物的形、音、意的抽象,是在人类文化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无数世代的积淀才形成相对稳定的形式.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能指）与它所指称的事物和概念（所指）之间没有绝对固定的关系.“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连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3）由于是任意的,语言符号与世界、事物之间在形、音、意方面的诸种复杂关联,都需特别记忆和思考才能掌握.正如索绪尔所言：“因为这个系统（语言系统）是一种很复杂的机构,人们要经过深切思考才能掌握,甚至每天使用语言的人对它也很茫然.”（4）而文学是语言艺术,文学中的种种意象、意境、意蕴都既以语言符号为创造手段,又以语言符号为欣赏相似度检测.这些都在文化和技术上对文学创造主体和文学欣赏主体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印刷社会里,一个人如果想完全接触社会的知识和传播网络,就必须要有良好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即使是廉价的小说也需要有基本的阅读能力.”（5）对文字符号的掌握和阅读能力的培养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就根本不具备通过文字符号进行文学鉴赏的前提.与此同时,在审美过程中,文字符号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又要求主体必须积极调动各种意识和心理要素进行从抽象到形象、从模糊到具体的二度转换.因此,没有一定的审美经验积累的主体很难达到一定深度的审美境界,特别是以意蕴深邃的文学作品为审美对象时,更是如此.所以,在印刷文化时代,即使是降低审美能力要求的大众阅读和欣赏也不能实现彻底的大众化.一方面,“即使在文化和文明程度最高的社会中,有文化的成人比例也从未达到过100％.即使在有文化的人当中,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具有最高水平的阅读和写作技能”,更不必说,“非常小的儿童和文盲”更是被“排除在了所有印刷传媒之外” 了.（6）
而摄影、电影、电视等电子传媒与印刷传媒相比具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征：一是信息传递速度无比快捷；二是除文字符号之外,又发明了一种极其真实直观的信息传递符号――仿真声像.从符号学角度来说,声像就是皮尔斯的三类符号（肖像、指标、记号）中与所指涉事物的形象密切关联的符号类型――肖像.“肖像酷似其所指涉的物体,这在视觉符号里尤其明显.”（7）这样,当人通过电子传媒获得信息时,几乎可以达到“实时性”效果.特别是,由于作为事物“肖像”的声像符号几乎可以直接把事物的真实面貌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使在人的感官感知事物信息时基本不必经过复杂的二度转换,这就大大降低了对人的感受器感受能力的要求.以此为基础,对人的思维、理解、记忆、分析能力也不会有更高的要求.梅罗维茨写道：“电视的电子信号代码,复制了日常生活的图像和声音,它的难易度基本上是1.只要你知道如何去看一种电视节目,那么你基本上掌握了如何看所有的电视节目.你可能对所看到的东西不能完全理解,就像在真实生活场景中对人们的所说和所做可能并不完全理解一样,但是你不必为了‘进入’传播的场景,去穿过印刷符号所附带的复杂的过滤器.”就是说,当人们通过影像符号捕捉审美信息时就省去了“穿过印刷符号所附带的复杂的过滤器”的麻烦.这样,被印刷传媒负载的审美对象拒绝的文盲和儿童也可以成为电子传媒艺术的欣赏者了.“据统计,2―5岁的小孩每周看电视超过25小时.当字母表中的字母对他们来说看起来还仅仅是奇怪的形状和线条时――也许‘芝麻街’节目中展示的动态字母画面除外,这种年龄的小孩就已经成为了活跃的电视观众.”（8）可见,电子传媒艺术形式更能达到向大众普及的效果,也更能得到最普遍的大众的青睐和支持.
更重要的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符号形式之间是一种双向建构关系.一方面,对一般受众而言,感受力和思维的惰性,使他们在面对繁难抽象的印刷符号和轻松逼真的声像符号时,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另一方面,如果人们长时间地面对不需要宁神静观和深思熟虑的审美对象,就会越来越养成对瞬间、逼真声像的依赖,从而改变印刷时代培养起来的具有抽象度的审美感知习惯.而一旦这种审美感知习惯被培养起来,就会使人越来越远离印刷文本.因此,电子传媒艺术形态的优势,就不仅仅表现在它收拢了不具备文字符号能力的观众方面,更体现在,它正通过对人们的审美习惯的建构,把越来越多的识字人群,甚至文化知识精英培养成为了自己的消费者.目前这个范围在逐渐扩大,影响在逐渐加深,以至于很多学者认为“视觉文化时代”、“读图时代”已经到来.
电影、电视、网络多媒体等电子传媒艺术形式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审美受众群体,而且在与文学争夺原本应是阅读文学作品的艺术消费者.在这场争夺战中,具有浓厚纸质媒介情结和坚持“纯文学”价值观的精英文学节节败退,这不仅使它在艺术场中的位置开始由中心向边缘移动,而且大大消解和动摇了它在文学场中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一向走“群众路线”的大众文学却抓住了发展机遇,借助声像艺术对精英文学的冲击,利用与声像艺术的合作,开始向文学场中心移动.新兴的网络文学也趁机不断扩大势力,从文学场的边缘向中心辐射.可见,电子声像艺术形式的崛起,不仅在总体上削弱了文学在艺术场中的影响,而且作为一种强大的外在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学场内部发生了权力结构的分化重组,进而使之走向了裂变.
二、新闻话语染指
如果说影视、网络多媒体等声像艺术形式,是在艺术场中造成了对文学的竞争和挤压,那么,新闻话语对文学话语和文学场的染指入侵,不断以商业逻辑和新闻法则消解文学自主性原则,则在更大范围的社会权力场的斗争中构成了文学场走向分裂的另一显著推动力.这里的“新闻话语染指”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新闻话语染指文学话语,即新闻话语“越界”到文学领域,自行借用文学手法编织具有“文学性”的新闻故事,与文学话语争夺表征空间.自15世纪中叶德国工匠古登堡机械印刷术的重新发明开始,人类信息传媒的发展进入了现代阶段,传媒也走向了自主化道路.对大众报刊、电视、网络媒体而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自主化程度,必须开发自己独有的“经营项目”.经营社会新闻话语就是其中的主要形式之一.关键问题是,如何编织新闻话语,使之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把几个世纪印刷传媒培养起来的阅读文学作品特别是阅读通俗文学作品的读者争夺过来.美国第一份便士报《太阳报》的创立者本杰明戴一开始就掌握了这个秘诀：“用一种新的、‘通俗的’新闻形式――包括犯罪、性和人情味报道的活泼混合――吸引大量受众.”（9）布迪厄进一步揭示了其中的秘密：“社会新闻,这向来是追求轰动效应的传媒最钟爱的东西；血和性,惨剧和罪行总能畅销.”（10）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提出了“构架（framing）新闻”的理论,从更深入的理论层面,解释了社会新闻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性”.这一理论认为：“新闻故事是以影响公众领会其内容的某些方式被构架（framing）出来的.构架是通过选择某些故事而舍弃其他故事而进行的,还借助于那些用来被表现选择供广泛传播的故事所使用的技巧,例如,将信息融会在叙事格式之中,将特定的角度强加给观众,这些角度强调某些细节而舍弃其他细节,例如争执、危险或冲突.”（11）
以这样的文学手法编织出来的社会新闻话语,与其说是一种“新闻”,不如说更像一种文学样式,或者是新闻事件与通俗文学的混合物.它不仅具有通俗文学所具有的话语优势,同时,它的事件的真实性和当下性又是一般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于是,逐渐兴起的新闻话语更加迎合普通大众的思想甚至审美趣味,使很多读者把阅读的目光从文学文本转向了新闻文本.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新闻话语染指文学,并进一步达到了分得一杯羹的目的,给文学话语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这在印刷文化时代曾经是精英文学走向自主化的反向作用力.（12）但电子传媒时代,精英文学的价值观和自主化生产原则已经失去了往日“化负为正”的威力.换言之,此时,新闻话语染指文学话语的后果只能构成精英文学退出文学场中心,当然也是文学场裂变的助推力.
其次是新闻话语染指文学场,即新闻话语从新闻场自身利益和新闻属性出发,以商业逻辑和新闻法则裁决臧否文学现象,干扰破坏印刷文化时代形成的统一文学场的自主性原则.随着新闻场自主性能力的增强,新闻场对文学场的势力渗透也在不断增加.布迪厄以电视为例揭示了新闻场在经济杠杆作用下对包括文学场在内的文化生产场的控制现实.他说：“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13）这种控制的常用方式是利用新闻话语权充当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领域中的价值裁判.“传媒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充当仲裁,下达判决的角色.”它们往往通过评选“十大知识分子”之类的活动来对文学家、科学家等知识分子进行评价.由于传媒把持着“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它的褒贬臧否会直接影响到被评价者所获得的象征资本.“当某个电视节目或电台节目制作人邀请某个学者,等于是对他的某种形式的承认,可在这之前不如说是某种贬低.”特别是,如今,这种外行的评价标准――如在某名主持人主持的节目上亮相、杂志上的好评\人物专访等――越来越比同行的评价更权威.因此许多人不顾同行的专业评价纷纷投向媒体.这里的问题在于,传媒的这种评价并不是根据某学科自身价值标准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来的.这种做法首先以他律标准干扰和破坏了各学科的自律原则；其次,可能会使那些“不被当做作家的作家,不被当做哲学家的哲学家”借助这种外部的力量获得“无法从他们的同行那儿得到的认可”.但由于传媒的力量的强大,这些人反倒可能被建构成该领域的权威.最后,布迪厄把新闻传媒对文学和其他文化生产场的干扰入侵归为经济原因：“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在向电视施加影响,而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经济又向其他报纸、包括最‘纯粹的’报纸,向渐渐地被电视问题所控制的记者施加影响,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场.”（14）
毋庸置疑,布迪厄的分析自有其深刻之处.在新闻场影响文学和其他文化生产场过程中,最终必然是商业经济法则起决定作用.需要补充的是,在电子传媒时代,新闻场已取得了相对的自主性.建立在文化市场逻辑基础上的、以新闻选择原则为指导的新闻话语生产在场运作中处于支配地位,是相对自主化新闻场形成的标志.所谓新闻选择原则,就是新闻话语生产者把某一事件作为应该让人们及时了解的事件从大千世界中选出来加以讲述的准则.文学现象自然在这个大千世界之中.也就是说,文学现象成为新闻挑选的对象是新闻本身的属性决定的.同时,不难理解,新闻选择原则与文学自主性原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符合新闻选择原则的文学现象不一定体现了文学自主性原则,反之亦然.这样,当新闻场中的行动者以新闻选择原则对文学现象做新闻选择时,就可能不去遵循文学自主性原则指导下的文学场秩序.从两个场自身方面来看,不是别的,而是具有两种不同规则的场各自的固有属性决定的.在新闻场自主性不强的时候,这种冲突并不显著.进入电子传媒时代,新闻场日益膨胀起了开疆拓土和聚敛资本的野心.新闻话语生产在横向范围上不断扩大新闻选择面,在纵向深度上不断深入事件内部挖掘隐蔽的新闻价值.凭借其越来越掌握“公共空间”话语权的优势,新闻话语不断突破文学场的自主性防线,以新闻选择原则消解文学自主性原则.因此,在新闻话语染指文学场问题上,除了经济的最终控制之外,还应看到来自于新闻场本身的力量.
总之,在当下的电子传媒时代,机械印刷传媒时代形成的精英文学生产统治其他文学生产的自主性文学场走向了分裂.文学场裂变肯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声像符号挑战”与“新闻话语染指”无疑是其中两个重要成因.
注释：
（1）单小曦：《电子传媒时代的文学场裂变》,《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2）谭华孚：《文艺传播论：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3）（4）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2页,第110页.
（5）（6）（8）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 69页,第69页,69~70页.
（7）John Fiske：《传播符号学理论》,张锦华译,远流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69页.
（9）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10）皮埃尔布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11）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12）参见笔者论文《自主性文学场形成的传媒学考察》（《社会科学研究》即出）；另参见朱国华：《大众媒介时代的文学权力》（《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13）（14）皮埃尔布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第67~71页.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