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作为中国著名的诗人何其芳,不仅以其早期唯美的诗歌散文成名,而且为其在文艺工作中的突出贡献而终成大家.然而由此出现的“何其芳现象”一直都备受学者所关注.这种现象的产生表现在背景环境的改变,促使其诗人、散文家身份的转变,进而文学风格相应改变.本文就以这三个方面来审视这种变化的成因和过程.
关 键 词 ：何其芳；文学风格；身份转变
作者简介：薛逸珺,湖北民族学院201在读研究生,方向：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0-02
何其芳（1912-1977）,我国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人.他早年创作的诗歌、散文被广为流传并以此声名鹊起.他在艺术上追求诗歌的精妙柔和,其早期的许多诗歌最后成集《燕泥集》,在诗歌有所成就之后才转向散文.他的散文集《画梦录》在当年获得《大公报》的文艺创作奖,因此产生了很强的社会效应.后来何其芳与卞之琳、李广田并成为汉园诗人.
无论是其诗歌还是散文,他特有的精致语言,华丽辞藻,以及清新的风格、婉转而丰富的想象空间赋予了其诗歌以特有的颜色,这便形成了早期人们心中的何其芳形象.1938年到达延安之后,何其芳的创作风格和形式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他此后在文学创作方面,几乎再也没有什么建树,而转向了对文艺思想是继承和宣传,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刘再复曾将这种现象命名为“何其芳现象”.
任何事物的转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这个变化自然也由多种因素引起而发生.“何其芳现象”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这里就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何其芳现象”的出现原由.
一、政治历史环境的变换
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文学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诞生的作品无疑不是代表了当时大背景环境的真实写照.文学是时代的产物,自然会带着或多或少的历史痕迹.同样的,政治与文学也一直纠缠不清、无法割裂.任何作家的生活环境、心理构成等方面都与政治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他们在进行创作之时不可能不带有任何时代的烙印,因此特定的时代必然导致特定的文学创作的发生.
何其芳是五四后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五四时期的中国军阀混战,国内动荡不安,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家的现状激发了一大批文艺学者奔赴延安,何其芳就是其中一员.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代,很多作家的心理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从国统区进入解放区后,环境的差异和政治思想的影响使他们改变了创作风格,甚至转变了文体性质.何其芳在这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也就是学界所称的“何其芳现象”.
何其芳在开始写诗之时,深受新文学的影响,加之幼年时期孤寂的私塾和家庭生活,让他成为一位追逐凄美梦境的唯美诗人.这才塑造了诗歌集《预言》和散文集《画梦录》的忧郁孤独的气质,充斥着何其芳青年时期的落寞和孤苦.这个时期他的诗歌和散文几乎没有政治的痕迹,同时也是造就何其芳名气的著名作品.随着社会的动荡,政治的不安因素持续扩大,作者逐步走出自己的小天地,接触到更多的现实社会,看到当时的中国充满了阶级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让他开始摆脱过去活在“自我”的圈子,摒弃封建桎梏,开始寻求一种新的力量,使之成为奋斗的信仰.1938年何其芳在进入延安后,这种政治的影响就日益凸显出来.解放区积极的革命热情感染了这位年轻的诗人,广大的人们群众让他融入到革命的生活中去.特别是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后,更加坚定了何其芳的政治信仰,使他蜕变成一位革命战士,这也是必然的结果.
何其芳一生经历了社会环境的巨大转变.翻开何其芳文集,他在后期关于文学评论的文章和他对诗歌理论研究以及其他文学理论的文章都是极其专注的.在他到延安之后,只不过是创作的侧重点转移了,并非所谓的“思想进步,艺术退步”.他在创作时包含的、真诚、善良以及他对文学的热爱,对社会的负责和对读者的尊重、对自己的苛刻,无一不是保持了高度纯洁的品质.
二、文人身份的转变
早期的何其芳就是一位天生的诗人,早年的生活经历使其敏感而忧郁,不论是童年时期的孤寂抑或是恋情的失败,让这个孤独而寂寞的人对现实与未来缺乏信心、对自身和他人缺乏信任,从而只得去梦想中寻求安慰.然而进入诗歌创作中的何其芳却一发不可收拾,展现出其特有的天分和气质,表现出青年人朦胧的理想和淡淡的忧伤.此后,何其芳开始创作散文,他对意境的追求让他的文字与其说是完全意义上的散文,不如说是散文性的诗歌.终究他还是个诗人.
到了“抗战初期,由于客观实际的要求与文艺工作者们的热情”[1]何其芳也跟随这种热情,来到延安,“然而那时大家只有朦胧的为抗战怎么写作的概念,缺乏明确的为工农兵并如何去为他们的认识”[2],这都是包括何其芳在内的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初到延安的心态.延安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人们的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源泉,如果一个诗人只为了自己和周围的那个小圈子而歌唱生活,那该是多么渺小啊!而在此时期,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何其芳完开始主动对自己诗人和散文家身份进行蜕变,逐步走向革命战士和革命文艺工作者.
何其芳文人身份的转变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在延安的经历和历史背景的压力也使他必须接受党的指示,贯彻延安的文艺方针.1938年何其芳加入；1939年回到延安继续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尽心培养文艺宣传人才；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深受影响；并于1944年至1947年间先后两次被派往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进行文艺界的调查和统一战线工作；解放后又担任全国文联委员,兼任《人民文学》《文艺报》编委等.何其芳在延安工作中逐步进入了另外一个角色,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同一时期的许多文艺工作者都无法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现实的革命生活又使他们不得不去接受这些“进步思想”,而此时何其芳的革命战士身份也是延安经历与生活的客观结果. 针对“何其芳现象”,许多评论家都有过思考与评论.这种普遍现象几乎是发生在当代文学历史之中包括何其芳在内的一大批文人身上,例如巴金、茅盾、郭沫若以及沈从文等当代著名文人.他们正是在革命政治的生活中逐步转变了其原有的诗人、散文家、作家的身份,有些是积极主动的对革命信仰的追逐,有些也迫于形势而不得不做出的转向,但结果几乎是相似的.
三、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
何其芳早期的诗歌、散文所书写的往往是一种弥漫在梦境之中的幻想,有着青年人的苦情和孤独的感触,可以说是一种对梦的追逐和沉浸在梦中的想象.“此时感到成人的寂寞,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这正是青年的何其芳展现了一个避世孩子的内心世界.他的代表诗集《燕泥集》和散文集《画梦录》无不描写着对爱情的无奈以及对梦的恋恋不舍.例如他的诗《墙》中的一段：
朦胧间觉我是只蜗牛
爬行在砖隙,迷失了路,
一叶绿荫和着露凉
使我睡去,做长长的朝梦.
醒来轻身一坠,
喳,依然身在墙外.[3]
可以说这时的何其芳一直都生存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几乎没有现实感.然而正是这种虚无缥缈的感觉让他有着异乎常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加之清新的格调,典雅的辞藻,构成他早期作品的独特风格.
何其芳在到延安之后,不仅在诗歌散文的创作风格上与之前截然不同,而且几乎放弃了创作,转向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的领域.在延安的革命精神熏陶下,让何其芳认识到“我曾经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把我个人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对照起来,我的确是非常落后的”.这个时期的何其芳投身于文艺理论的创作中,献身于对文艺工作者的培养活动中.他的方向发生转变并不能否认其艺术创作的退化.
在建国之后,他对文艺理论的研究颇有成绩.先后出版了《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即使在的十年中,也结集出版了《关于写诗和读诗》、《论<红楼梦>》、《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诗歌欣赏》、《文学艺术》等多部关于文艺理论研究的论文集,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之一.
“何其芳现象”的影响因素中政治历史环境、文人身份和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这三者是一脉相承又相互影响的.由于中国近代大背景的制约,必然制约着何其芳身份是作家、战士和学者的统一,也必然相应地决定着其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
何其芳在其几十年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的生涯中,勤奋刻苦地钻研,即使在不同的领域中都颇有建树.是一个成功从“汉园诗人”走向文艺批评家道路上不懈努力的人.他无论在文学创作上的艰辛探索,还是对人生价值的步步追寻,都是我们在研究“何其芳现象”中不可忽视的人格品质,并给予我们留下深厚的文化遗产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注释：
[1]、何其芳.何其芳文集（六卷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四卷38页
[2]、何其芳.何其芳文集（六卷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四卷38页
[3]、何其芳.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何其芳[M].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