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新潮》作为“五四”前后北大学生文化实践活动的历史产物,编辑与作者身份的重叠使期刊的风格更加受制于编辑的文风,更依赖于主编的兴趣与审美.丛书和文艺丛书的出版既延续了《新潮》的精神,又显示了历史的独特文学选择.
[关 键 词 ]《新潮》；编辑主体性；历史语境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1)03-0117-03
《新潮》是“五四”前后影响力仅次于《新青年》的期刊之一.历来研究者大多侧重将《新潮》作为“五四”运动的一个部分,有的探讨新潮社或《新潮》期刊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建设的关系,有的将新潮社作为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之间过渡的早期社团,有的探讨新潮社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有的探讨《新潮》的文学观、社会观与期刊委顿的原因等等.作为一份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和文化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期刊,《新潮》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编辑主体与作者身份的重合,作者的知识资源、教育背景和政治理念,对杂志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被深刻挖掘出来.特别是在《新潮》停刊之后,新潮丛书和新潮文艺丛书的出版及其对新文学的影响,作为《新潮》的延伸与继续,更体现了新潮社及《新潮》期刊存在的价值.本文试图将《新潮》期刊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还原“五四”前后真实的历史语境,从编辑主体性出发,理清《新潮》的踪迹及其独特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内涵.
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新潮社的成立以及《新潮》期刊的编辑出版与发行就是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一批北大青年学生在校长和老师影响下有意识的文化活动和批判实践.“五四”时期的期刊,大都带有社团期刊的性质.新潮社创办之初,拟定的社章虽然带有实验的性质,但已经将提供稿件作为社员的职责,这就决定了编辑与作者身份的重叠,这种编著一体化的模式使期刊的本质特征更加受制于编辑的文风,更加依赖于主编的兴趣与特长.1918年秋季,新潮社成立,1919年1月,《新潮》正式出刊,1922年3月《新潮》停刊,共出版3卷12期.从社团成立之初的21人,慢慢发展为40多人,从主编的更换到社团成员的流动,从国内社会环境的变化到社员面对更加广阔的西方科学文化土壤,“五四”前后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消长等都对《新潮》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和冲击.
编辑的主体性,即编辑者“自己的编辑思想”,编辑的个体生存体验必然渗透在编辑的角色中,成为基于编辑生存方式的一种行为,成为编辑思想的主体性特征.在傅斯年、罗家伦、周作人不同时期对刊物的主持中,编辑个体生存的方式与角色转换直接影响了刊物的内容,使《新潮》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质.
一、傅斯年编辑思想的旨趣
傅斯年1896年出生于山东聊城的一个读书世家,六岁入私塾,八岁读完十三经,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开始系统接受新式教育.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大中国文学系,以深厚的国学基础博得国学大师刘师培、黄季刚、陈汉章等人的赞赏,曾有“黄门侍郎”的美誉.在蔡元培主持北大改革、陈独秀作为文科学长的时候,已经有一大批从国外归来的学者,如鲁迅、李大钊、胡适等,将国外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带回中国,提倡以科学理性为基础,救治中国的政治、学术与思想.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收,鼓励各种新思潮新文化的传播,―方面引进各类教员充实北大,另一方面鼓励学生依照自我兴趣,组织各类学会,培养校内的学术研究空气,为北大注入了新的活力.年轻的傅斯年被新文化运动之初的崭新观点所吸引,他冒着背叛师门的罪名,开始和同学组织办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他深受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胡适的哲学思想和陈独秀的革命思想影响,在《新潮》第一卷一号上,就写了11篇文章,思想纵横开阖,内容无所不包,从《人生问题发端》、《万恶之源(一)》中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对旧家庭的批判,到《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中的政治问题,再到《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马叙伦之庄子札记》、《英国芳斯之科学原理》等的学术探讨,既体现了《新潮》的主旨“批判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又充分展示了青年们的精神担当.在《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文中,傅斯年用超越学生、超越青年的思维对师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做出了强烈的呼应与支持,充分表现了青年学生对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改革理念的接受.《新潮》陆续刊登了400多篇文章,有人将《新青年》和《新潮》的关系比作“师生刊”,从内容的呼应和历史价值的承继与传递角度,这种评价不无道理.
1919年5月到10月间,“五四”运动使《新潮》的业务出现过暂时的停顿.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傅斯年说,“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他总结了新潮社成员的“勇猛的精神”,“由于觉悟而结合”的纯洁性和“有些孩子气”的优点及与之相应的短处,同时他也看到“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的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他呼吁同社诸君切实求学,“专心致志”办“终身以之”的读书会,这些观点,似乎都在为《新潮》的未来办刊理念和新潮社成员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年底,傅斯年和杨振声、俞平伯等新潮社成员出国留学,从第二卷开始,《新潮》的社会锋芒的确不像第―卷时那么尖锐那么急切了口
二、罗家伦编辑思想的潜在表达
罗家伦1897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幼年入私塾读书.在父亲的开导下,12岁开始读《革命军》,1914年进入复旦公学读书,孙中山担任该校的董事会主席.上学期间,罗家伦与宋教仁之子宋振吕为同窗好友,与国民党人士黄兴、戴季陶等有过多次交往,这些经历使罗家伦的知识视野得以拓展,获得了新的思想观念,并且对国民革命抱有好感.在复旦公学读书期间,罗家伦曾编辑过《复旦杂志》,积累了一定的编辑经验.在新潮社讨论刊物宗旨、刊物名称等事情的时候,罗家伦的意见都非常重要.1917年,罗家伦进入北大,1918年1月,罗家伦在《新青年》上发表《青年学生》,主张青年人应该以天下为己任,求新求变,呼吁青年人振作,强调责任,反对颓废.1919年5月4号,《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与信条,既反映了新文化运动高涨的环境里学生的爱国热情,又体现出罗家伦思想的气势磅礴,反映出以他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勇猛精神,而且,罗家伦的政治才能在随后与各使馆交涉和参加各地的学生联络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新潮》创办初期,罗家伦集中发表的《今日世界之新潮》、《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今日中国之新闻界》和《今日中国之杂志界》等文章,体现了他宏观的历史视野和开阔的逻辑思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可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这种进化的文学观,深深影响了还是北大学生的《新潮》编辑罗家伦.他在《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驳胡先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等文中,界定了真文学所具备的要素,解答了几种对白话文学的疑难,猛烈抨击旧文学的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的文学学说,充分表达了对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主张的认同.在《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中,他指出：“因为文学的思想,最足以代表时代的精神.因为文学的思想,也绝不是无缘无故生出来的,必定有种人类的生活,做他的背景”.该文从文学思想变迁的角度,将近代社会和新文学划分为四个时代,描述新文学的发生,在历史的进化观指导下考察文学思想的变化.该文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价值也由此体现出来.
在罗家伦主编时期,《新潮》的“精神面貌上已有了若干的转变,最显著的是勇猛的精神减退了,笔锋没有以前锋利了.”但是,因为有《新青年》同仁的支持,有新潮社既有社员的努力,《新潮》还是保持了既有的文艺特色,在编辑不断流动和稿源开始紧缺的情况下还能维护期刊的质量与声誉.
1920年秋,罗家伦、康白情、汪敬熙等5名新潮社员在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推荐下,前往欧美留学.随着新文化健将们的z-次离开,《新潮》面临着重大挑战,同时也开始了它完成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的历史使命之后的又一次转折.
三、周作人主编时期《新潮》历史使命的转换
1920年,新潮社改为新潮学会.随着罗家伦出国,从第二卷的第五期开始,《新潮》进入由周作人主编的时期.这一时期,主编的实际工作都是由顾颉刚、毛子水、陈达材、孙伏园等来完成的.此时的新潮社,社员队伍不及此前壮大,稿源面临―定的紧张与匮乏.此时的周作人正经历着人生的转型,思想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游弋,文章的风格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由早期的凌厉浮躁向冲淡平和转化.新潮社在“五四”期间,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胡适自由主义和杜威的实用主义,体现为新潮社后来放弃了社会政治运动,开始走向了学术.第三卷《新潮》只出了两期,与前两卷截然不同的是,第三卷的学术气氛格外浓厚,哲学、宗教、心理学和文学的研究取代了锋芒毕露的对政治变革和社会问题的激烈论证.新潮社的成员,后来陆续参与其他刊物的创办,比如孙伏园作为《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和《语丝》等的主编,影响非凡,李小峰以北大新潮社为依托成立北新书局,继续丛书的出版和其他出版发行业务,都显示了新潮时期的编辑出版实践历练和青年学生的成长.
四、新潮丛书与新潮文艺丛书的出版及意义
新潮社的酝酿和《新潮》杂志的诞生与发展,前期主要是有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师长的支持,后期丛书的出版是对《新潮》工作和精神的继承和延续,继续承担着完成新文化运动的使命,得到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帮助.特别是在后期的出版活动中,鲁迅给予新潮社极大的帮助,包括从选题策划、提供稿源到设计装帧、校对等,鲁迅对编校工作的认真态度给李小峰等新潮成员极大的鼓励和帮助.
1920年8月,新潮社改组为新潮学会,正式启动丛书的出版.丛书出版的标准是：材料之本身有价值,编著或翻译之文字有价值和应社会之需要.这个标准与傅斯年早期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论述的四大责任有异曲同工之妙.早期的新潮丛书主要是北大教授的著译,比如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等,但是,真正着手文艺丛书出版是在1923年春节之后,先后出版了冰心的诗集《春水》,鲁迅翻译的爱罗先柯的《桃色的云》、小说集《呐喊》.面对《呐喊》这样划时代的著作,新潮成员的“兴奋是非语言所能形容的”,而且受读者的强烈要求,这本书很快再版.之后是李小峰翻译的法国孟代的童话集《纺轮的故事》、《两条腿》,孙福熙的《山野掇拾》,周作人翻译的《陀螺》,李金发的《微雨》等.其中,《微雨》的出版,标志着象征主义在中国的诞生.1923年出版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曾评价为：“《中国小说史略》乃是这时期最大的收获之一,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基础”.丛书出版的意义,在当时和若干年后的文学实践中清晰地呈现着,证明了丛书出版者的前瞻性和文学选择的独到眼光.
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第一份期刊起到“五四”前后,期刊在中国的出版已有80多年的历史,期刊的内容从早期的宣传宗教介绍西方,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内容渐增,从综合性向针对特定读者的专门性内容转化.期刊的出现与兴起,既是社会变革的需要,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戊戌变法前后到辛亥革命期间的报刊,更多的用来宣传政见,充当政治改革的工具,即使有科学期刊或学术期刊出现,也是以讨论治国大业为中心.真正体现“人的发现”与讨论人生问题的杂志,是从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开始的.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出发点带有一定的实用化目的,它的终极目标是摧毁束缚中国人的旧道德、旧和旧思想,且不说文化革新运动背后隐藏着多大程度的政治救国动机和目标,1919年1月出版的《新潮》,关注社会新思潮,积极进行社会批判,介绍外国社会科学名著,反对封建,对妇女问题、道德及人生观的讨论,对“人的发现”,对白话文学的提倡与实践,小说、诗歌、新式散文的尝试以及对新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都可看作是对《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思想新文化的积极呼应.《新潮》话语文本的多样性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都与“五四”理性精神相契合,显示了在历史面前的进步与主动选择.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公允地评价了《新潮》的创作风气和对新文化建设的贡献,以及推动文学革新和社会改革的前进趋向.
从出版物的规律看,杂志的时效性比图书强烈,图书的内容比期刊更稳定、更长久.《新潮》停刊后,新潮社的成员李小峰等人促成出版的新潮丛书和新潮文艺丛书,以及在新潮基础上创办的北新书局,无疑延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扩大了“五四”的影响,对新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新潮丛书与新潮文艺丛书的出版,实际上是对《新潮》精神和出版理念的延续,显示了新潮后续的精神力量.
20世纪20年代后期,从欧美陆续学成归来的新潮成员,在西方思想文化语境影响下陆续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的“五四”知识分子,已渐渐消退了“五四”前后的狂热,完成了自我的突破与革新、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的重建,体现为研究重点从社会转向学术,在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开创上,做出了新的贡献,显示了中国一代知识精英在时代大背景转换下的集体话语转换,《新潮》特色和形态也由此定格在20世纪前期的历史中.
[参考文献]
[1]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J],新潮,1919,2(1),[2]胡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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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念君“五四”九十周年祭[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63,
[责任编辑 张桂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