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国文馆发展,先秦为一阶段,秦及西汉为一阶段,东汉魏晋为一阶段,南北朝及隋为一阶段.东汉魏晋最大的变化是藏书机构官署化,管理制度化,数量减少,质量提高,地位抬升,与文学的结合更紧.西汉末年的社会动乱虽然使得书阁毁坏,典籍散亡,但东汉初年又承前制,设置兰台统管图书,另置东观延儒著述.年深月久,府库之书数倍于前.不仅如此,还尝试将书馆建设纳入制度化轨道,建成秘书监这样的国家机构,它的性质就不再是书馆那么简单了.至汉末魏晋又进入乱世,旧有的文馆大都消亡,或被新的官署取代.权臣在易代之际成为国家事实上的权力中心,文人都依附在权臣周围,权臣府馆成为国家事实上的文馆,朝廷书馆反而相形见绌甚至悄无声息,文馆再次发生剧变,文人对君权的依附进一步增强,文人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纠结,这些新变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东汉藏书机构有兰台、东观、云台、白虎、鸿都、石室、宣明、辟雍、仁寿等九个,魏晋则仅剩秘书监和崇文观两个(按,魏晋文馆另有著作局,但它是秘书监的下属单位,故言魏晋秘书监即等于是包括了著作局.曹魏兰台亦藏书,但不开展学术活动,是书库,非文馆.蜀国制度简陋,未设文馆,因此遭到史家刘知畿的讥笑.东吴虽有东观,但乃是前朝制度的延续,非新制,依理只能附载于东汉东观,在文馆史上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所以说从学理上分析,魏晋虽长达二百年,文馆却只有秘书监和崇文观两个).这一时期虽然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但学术和文学却在加速发展,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学这时有了大的调整：经学中许多旧有门类衰微,史学则从中分化出来独立成学,并给文学以滋润,子学诸门也加快发展,新文体和新著作如雨后春笋,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文学逐渐从经史中分离出来显山露水,专门名家和作家专集都日益增多.上面这诸多变化,都对文馆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促使它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
其一,数量减少,质量提高.西汉书馆合计内外多达十八个,数量在古代最多,但到东汉却锐减到九个,至魏晋又仅剩秘书监和崇文观两个,整体上呈递减趋势.尽管如此,但从前分散在众多书馆的图书、人力、财力都逐渐集中到这少数几个书馆里面,国家对书馆也更加重视,加强了制度建设和财政投入,将其建为官署,提高了它的地位,因此数量虽然少了,水平却在上升,作用也在变大.类似兰台东观这样的文馆,其作用就不是任何一个西汉书馆可以相比的.至于数量减少,一则是书馆枢纽化、中心化的必然结果,是书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结晶.像西汉以前那样多而散的藏书格局毕竟是不可持续、不堪垂范的,必然随着封建国家权力的中心化而有所改观.东汉以兰台统管宫内图书,东观总领国家著述,原来分散于各个部门的储藏、撰述之事逐渐集中到这几处.魏晋更进一步将典藏、校雠、著述三事合并一处,交秘书监统管,一个部门担当了原来三个部门的职任.经过数次整合以后,从前那些藏书延儒之地遂失其旧职,被空置荒颓,或改作他用.二则也是因为国力不济,办事须从实用出发,只建了必要的几处,非必需的则被裁省.东汉迁都洛阳后,国力衰颓,都城规模大减于前,宫观数量减少.西汉长安城有三十六平方公里,东汉洛阳城则仅东西十里,南北十三里,面积不到长安的一半.西汉长乐未央两宫宫观上百,另有郡国宫馆一百四十五座,东汉洛阳宫殿累加起来都不上百.魏晋洛阳虽屡经营建,规模扩大,但遭逢世乱,都城数次被焚,宫观数量总体是减少而不是递增.然而学术和文学却在向前发展,实际生活中对宫殿的需求并未因时危世乱而减少,势必将部分藏书之所移作他用.
其二,功能多元,分化加快.东汉九个书馆,类型却有五种：兰台东观为综合性文馆,主校雠著述；云台仁寿石室宣明为内禁书馆,主典藏图籍；白虎观为讨论经学的基地；鸿都门为儒者待制之所；辟雍为培养文学书法人才的学府,性质任务各不相同.论来历有的承自西汉,有的为本朝新置.成立以后又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有的被办成一个宫廷文艺机构,离经叛道,很不严肃；有的被建为政府职能部门,政教色彩和专业性质越来越强,越来越不像文馆,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分化的另一标志是内禁书馆迁出宫内,外台化.兰台和东观在东汉都是内禁书馆,至于魏晋则都移向外台,变为官署,不仅改变了机构性质和隶属关系,也使得它们原来的宫禁书馆特色不显.秘书监在汉魏问也发生了类似变化,官制一变再变,先是独存于宫内,后又改隶于中书,再后又独立为台署.原来分藏十多处的国家藏书,经过汉魏之际的数次改革重组,到西晋初年被整合为“中外三阁”,归秘书监统管.这其中的每次改制都暗含了统治者对于藏书机构作用性质的不同考量,不是没有意义的.
其三,建置的中心化,地位的枢纽化.东汉魏晋文馆史上的一大特点就是每个时期只维持一到两个中心文馆：东汉前期是兰台,中期是东观,后期是秘书监,魏晋是秘书监和著作局,这四个地方在当时都是作为国家的藏书中心、学术枢纽和文学基地而存在的,秘书监和著作局还被建为官署,其余的则都被裁并,或者不再复建.数量虽然减少了,作用却反而加大,这是因为原来那些被裁官署的职掌功能都被合并到秘书监和著作局里,这就大大凸显了这些文馆在典藏、校雠、著述上的功能主体地位.它们都被建置在宫禁中或是皇城里,地居全国之中心,总领一国之典籍,枢纽国家之学术,赫然为朝廷官府,地位明显比从前的藏书机构要高,也更受世人重视.魏晋的著作局甚至是自东汉末到刘宋初这两百年来的史学中心兼文学基地,对当时文史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像这样功能强大的文馆西汉就没有,它们与宣明石室等西汉书馆的作用就不可同日而语,整个东汉藏书机构的主次关系较之西汉都要分明得多,布局结构也要简明得多.
其四,书馆色彩日淡,文馆意味愈浓.西汉十八个书馆,半数以上都是书库,对文学的实际作用有限.即使称得上准文馆的麒麟天禄、石渠曲台亦不离图书本位,里面从事的多是学术活动,与文学关系并不紧密,唯有金马、承明、玉堂三处和西汉文学关系较密近,然而与其他十三处相比仍然反差太大,不成比例.东汉则不然,它的文馆虽只有九个,但开展的活动却多是奉诏撰述文章,修纂国史,这两件事变成了东汉文馆最基本的业务,无论中枢政局有何变化都不离这一本位,研治经书、校雠典籍则都退居到次要地位,这些都使得它们与文学更接近.里面培养的文史人才、创作实绩也远多于西汉,现在保存在《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里面的大量东汉前中期文章,特别是铭诔颂赞辞赋等文体,多数都是出自兰台东观馆阁文臣之手,与西汉后期辞赋前后映照,证实了两汉文馆创作的实绩.魏晋文馆更多的是以编著史籍为务,实际操作上则是将文学才华确定为修史的第一要求,文才被当成修史的工具,国家对馆阁人才的要求是以史为体,以文为用,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文被包裹在史里面,因此成立的虽是修史之馆,任命的虽是史官,从事的活动却多具有文学性质或与文学有关.魏晋适应史学的发展,从中书省和秘书监中分化出专司撰述的官署――著作局,以著作郎来掌史任,修国史,著作郎被时人视为文章高手,文誉很高；著作局被视为国家司文的机关,看得很重.按照魏晋执政者的要求,那时候凡为著作郎者必撰名臣传一篇,以为个人文才史才的验证,这已经成为选拔和衡量文史兼擅人才的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尺度.在这种制度作用下,魏晋文人都文史兼修,许多史家从中脱颖而出,自张华、华峤、王隐、干宝以下,有名的无名的多达数十位,都身为朝官而又兼领过著作之任.著作郎虽然官阶不高,社会地位却不低,很多文人初仕阶段都担任过著作佐郎,某些人后来又历任过著作郎甚至擢为大著作,总领一朝文字之任.著作郎多博通经史,富有才思,著述不辍,所著史书多兼文学性质,部分书甚至为文学名著.今本《三国志》六十五卷,每卷卷首都标明“晋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汉陈寿撰”,即是史臣而能撰成文学名著的直接证据.
上述现象都是世运、文运交替变化的结果,也是制度改革的结晶,背后都有社会变动的推力和制度变化的因素,都应视为变乱孕育的发展.汉末魏晋一直政局不稳,乱象丛生,但乱世自有乱世的魅力.乱世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为文人生存和文学发展争得新空间.天下太平时,办事都讲究按部就班,真正的人才在这样的格局下很难脱颖而出,分裂则推出多种乱世行用的制度,留下一些乱世空间,有时反而利于文学发展.治世有治世的规矩,乱世有乱世的法则.乱世行事一切以实用为准,简易为先,一切可有可无的制度都将被裁,只从实际出发建立必要的几个.我国文馆由西汉到东汉再到汉末魏晋之所以由十八个锐减到九个最后仅剩两个,反映的正是这一乱世法则.所以尽管乱世危机四伏,但文馆照样可以办得有声有色,文人照样可以干成一番事业.治世的最大害处是大量制造平庸,压抑才俊,乱世则各种新思想纷纷涌现并加速传播,有本领的人往往更易冲决网罗,建立功业.治世和乱世对文馆和文学往往会有不同的需求.乱世国家分裂,时运艰危,侍从宴会、君臣唱和的文馆没有生存的土壤,不拘一格、招贤纳士的幕府却会适逢其时,加速发展.乱世的文人都团聚在权势人物周围,以军中幕府为基地生活和工作,利用余暇从事各种活动.由于时运、环境、心态都与治世有异,文学在权臣使府里、艰危时局中反而会别开生面,一新世人耳目,文馆也会以另一种面目出现,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对待乱世文馆和文学,确实当持另一种眼光,而不当形而上学地按照治世的法则和眼光去看待它,更不能将文馆跟时局对应起来,以为凡是盛世文馆必好,乱世文馆必差,事实证明不全是这样的.文馆作为和文学关系紧密的一个特殊事物,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其发展和时政、国运并不能完全对应,和文学倒是颇有相近之处,因此我们反而应对文馆和文学发展的同步性多加注意,对文馆和时政的不一致性多加留意,不宜在文馆和时政二者之间简单地画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