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文学的世界性

写一篇文章,想一个问题,找一点结论,这种化约主义倾向,明知要不得,可是依然为之.理由只有一个：要是不这样做,结果可想而知.编者会皱眉头,文章没有主心骨；读者更要抱怨,这篇东西是散架的.

摊出底牌,不过是想说明,国别文学的生路,在于世界性.南非文学即是明证.

开门见山,先谈学术.

是南非文学的核心母题.库切的《耻》大红大紫,折桂成典,其轴心,就是两起事件：卢里的和卢里女儿的被.南非文学的其他重镇,如奥里芙·施耐娜、索尔·普拉特杰、萨拉·格曲德·米林、恩甲布罗·恩代贝乐、左易·卫孔伯,无不以笔代,瞄准南非的特产——.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人性灭绝者竟然连婴儿也不放过.劳拉·芙特一牛顿的戏剧就描绘了婴儿舍胖被这一血淋淋的事实.无独有偶,扎克思·莫答去年的新戏也有这触目惊心的一幕.

南非怎么啦?

看来,南非的问题确实不小.据国际组织统计,南非发生案的频率,让人叹为观止,每17秒钟就有一起.不知是否有南非人以此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所以,南非被人冠以“世界之都”,也就不足为奇了.最近几年,南非最引人注目的发明,不是来自自然科学,也不是来自社会科学,而是源于.南非女子索尼特·爱勒斯别出心裁,发明了一种“斧”,也有好事者名之日“夹狼套”.这是一种类似避孕套的东西,但内设齿状机关,施暴者一旦人套,就疼痛难忍,抱头鼠窜,最后只得赴医院解套,束手就擒.这种先进的发明,据说在中国批量生产.中国工人能够参与南非妇女的抗暴事业,想象罪有应得的色魔疼得鬼哭狼嚎,知道“中国制造”的厉害,或许会望洋兴叹：有魔自远方痛,不亦快哉!

因为中国工人的贡献,南非的抗暴事业就不仅仅是南非的了,从而具有了一种世界性.而有关的研究,世界性则更强.露西·格拉海姆（Lucy Valerie Graham）曾在英国的牛津攻博,钻研的却是南非的文学.博士论文尚未出炉,就被出版社相中.最终成果《国祸：南非文学里的种族与》（State of Peril：Race and Rape in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由分社在纽约的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流通的渠道,一下子国际化了.格拉海姆博士细究的文本,全是南非的,地道的国货,而所用的理论,主要来自法国的大牌思想家福柯和美国的学界翘楚巴特勒.福柯的性学和生物政治学,巴特勒的种族观和文化忧郁症理论,是其著书立说的思想资源.不难看出,格拉海姆的研究已关涉四大国——南非、英国、美国、法国,广及三大洲——非洲、欧洲、美洲,其世界性不言而喻.

是南非的国货,进而升格为“国祸”,让世界瞠目结舌.格拉海姆敏锐地意识到,母题是南非文学的金矿.种瓜得瓜,采金得宝.选题固然重要,但深挖精采,才是关键.她穷本溯源,细细梳理,发现叙事滥觞于殖民时期,中经分居和隔离时代,直至后隔离的当下,贯穿了南非英语文学史的始终.显然,南非的文学枝繁叶茂,但数其荦荦大者,不外乎两大主干,一为“黑祸”文本,一为“白祸”叙事.“黑祸”文本,主要由白人作家炮制,刻画他们的心头之患,即害怕白人女性遭黑手,背黑锅.对这种文化抹黑行为,黑人查重复率不以为然,竭尽游击戏讽之能事,不少人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做起了“白祸”叙事,凸显白人性侵黑人女性.白人给黑人抹黑,黑人朝白人泼墨,种族问题因性暴力而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这么复杂的现象,很难一言以蔽之,格拉海姆的阐发,给人的感觉是,欲言又止,论而少断.她指出,无论“黑祸”言说,还是“白祸”戏仿,或许可以视为一种症候,一种忧郁症式的无能.这种无能表现为,无法与他者认同,无法想象“跨种族之爱”.“言翻空而易奇”,我们不妨借力发力,来个后空翻,做点翻案文章.可以说,格拉海姆这一论断的反面,大概也能成立,也许更有说服力.跨种族的行为,特别是作品里想象的那种跨种族,也是一种“跨种族之爱”.不过,它们是“跨种族之爱”的一个阶段,一种表达方式：以恐惧来表达亲近,用恨来表达爱.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们只会这些.由此推演,把“黑祸”“白祸”叙述解释为忧郁症的无能,有待商榷.相反,用强迫症的重复性来说明,似乎有些合理.事实上,正如格拉海姆所指出的,南非跨种族的案并不多见,而有关跨种族的叙事却比比皆是,从不间断.这说明什么?南非作家,无论黑白,都患有想象性强迫症,一代又一代不断地反复书写这一母题.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渴望进入他者的世界,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世界.于是乎,南非特色的世界性凄然而生.

格拉海姆的学术著作,虽系处女作,却点到了南非文学的死穴,因而“内线”学者说,《国祸》是“一部崭新的南非文学史”（罗伯特·杨）.这一断语,质之于《国祸》,是否中肯,姑且不论.倒是另一部学术专著,说它“崭新”,名实颇为相符.

首先,它是文学史.《剑桥南非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引人注目,因为它是部大书.部头大,几近千页,重达三斤.洋洋洒洒,分量厚重,似属应有之义.其次,说它“崭新”,也不为过.众所周知,南非文学史不好写.语言众多,种族纷争,要写一部货真价实的南非文学史,难于上青天.这就是为什么已有的几部文学史要么被批得一文不值,要么被说得一无是处.早期的南非文学史,分别出自贝赛拉尔和内森之手,根本无视非洲本土语言文学的存在,放到今天的语境,自然成为“反面教材”.的文学史要不得,民族主义的文学史也不能要,卡奈麦野的史著就因此遭人诟病.即使查普曼的文学史,也躺着中,被说成厚此薄彼,英语文学一统天下,非语文学形同花瓶.其结果,写一部“崭新”的南非文学史就成了几代学者的心病.文学史大家葛拉德曾提议,真正的南非文学史,应该多语文学摇曳生姿.可是,谁有能力驾驭南非11种语言?事隔三十多年,面对葛拉德的倡议,无人应战.最后,大卫·阿特伟尔（Did At-twell）和德瑞克·阿特理奇（Derek Attridge）联手,组织了一支43人的别动队,耗时六年,成就了这部崭新的大书.说它崭新,是因为它第一次解决了“葛拉德难题”,把南非十多种语言写成的文学熔于一炉,把更多小语言口传的佳什海纳其内,从而铸就了这部文学史的“定本性”. 这部文学史的新,还在于它有不少特色,如它的“多声部性”.这是主编阿特伟尔的得意处.多人合作的史书,自然跟单人独调的文学史不同.可多声部的乐队,能否奏出交响效果,还有待行家洗耳恭听,辨识滥竽.另外,这部史书的结构,以分期与主题为经纬,细大不捐,颇为可取.但它的最大特色,无疑是其世界性.

流通的世界性,让这部文学史墙头上放风筝,高人一头.南非作为国家,不大不小,南非文学比之欧亚美的列强文学,不上不下.要是南非的大学出版社,如UKZN Press之类出这本书,北大图书馆迫于外汇压力,未必见得写.但剑桥出,那就另当别论了.广而言之,第三世界国家的图书馆在购写外版书方面应该大同小异.可见,南非文学一入剑桥史,仿佛升级为航母编制.它就不再局限于南非一国,而是游弋于整个世界.其次,撰述团队的世界性.43位撰稿人,分别来自南非、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遍布四大洲,所以,把《剑桥南非文学史》改为《世界南非文学史》,应该说当之无愧.当然,其中也有难言之隐,据说“南非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南非颇有式微之势,而在国际上却相当红火.最后,也许是最有趣的特色,就是“潜在读者”的世界性.主编阿特伟尔玩起了“中国元素”,或者说,他玩的是“中国噱头”,似无不当.无论是讨论,还是修改阶段,他不断提醒撰稿人,一定要把文学史的叙述语境化,想象一下,读你书的人是一位“北京读者”.你会怎么写?这位“北京读者”,也可能是其他读者,身处贝诺尼、贝尔维尔或者包福特·卫斯特.这些读者散落在世界各地,但有一个共同点,对南非文学,他们几乎一窍不通.写这部文学史,怎样让他们读懂?抓住主编的“中国噱头”,好事的学者乌任,写了一篇挑刺的书评,题为：“想象中的‘北京读者’尤明：评《剑桥南非文学史》”.这位尤明,执教北京某高校,看到这部肥硕无比的文学史,疑窦丛生,摸不着头脑,找出一堆问题来.看来,尤明不明,叫他丈二,好像更妥帖些.主编们一看惹火烧身,就不得不站出来有限地认错,同时,也为书适度撇清.不妨说,北京的“潜在读者”倒像个核潜艇,随时会给人带来隐忧.世界性里有个核潜艇,让人多些隐忧,生于忧患,不也挺好?

《剑桥南非文学史》的发布会,相当风光,叫好者如潮,捧场者更是大家云集.文坛名流,如安德烈·簿睿克、玛来呐·梵·倪科克,一一亮相.当然,其中少不了南非文学的教母戈迪默.

若选2012年的焦点人物,戈迪默榜上有名,估计异议不大.她的新作《更待何时》（No Time Like the Pres-ent）,南非人一般不写,但这不妨碍它成为焦点.各种大会小会,戈迪默有邀常到,一到就讲这本新出炉的红山芋.内容相当烫手,触及的全是当代南非的时弊.它之所以成为焦点,主要是国际媒体结成“统一战线”,推波助澜.《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时报》《纽约客》《卫报》《电讯报》《今日世界文学》《南非人》等等各色报刊,无不争先恐后,刊登书评,把这本书弄得“山雨欲来,风满世界”.媒体的全球共谋,让《更待何时》走出南非,成为年度的世界之书.

《更待何时》甫一出版,就成为世界之书,究其根源,是因为戈迪默乃“世界之人”.她的声望,因各项大奖,更因其终身成就,而跨越国界.但细挖其根,她是真正的“世界之人”,其父系犹太人,其母乃英国人,东西合璧.而她小说的主角史狄夫也是“世界之人”,不过其父母正好相反.他的父亲属英人后裔,母亲具犹太血统.他的这一遗传基因让他组成了“世界之家”：她的妻子丫卜是祖鲁人,一白一黑,两种肤色,一个世界.因为共同的事业,他们结为同志,终成“战友”.“斗争”时期,他们有着同一个理想——捣毁那恶贯满盈的种族隔离制度.男的是化学家,自制,充当“恐怖分子”；女的搞活动,蹲大牢.种族隔离制度推翻后,他们进入了另一个时期——郊区时期.郊区的居住权,代表着特定的身份.可是,这对夫妇,从“斗争时期”转入“郊区时期”,却有一种幻灭感.种族的大山,推了.阶级的大山,来了.曾经的同志,那么热血满腔,那么理想冲天,可是一旦大权在握,贪污腐败,无所不用其极.犯罪猖獗,仇外横行,对黑人的歧视从前门走了,可另一种歧视却从后门溜了进来.南非,怎么这么黑?南非,还能待吗?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世界之梦,由此而生.小说的核心,围绕着移民问题展开.离开生于斯,战于斯的南非,谈何容易.同志眼里,这无异是背叛.即使夫妻之间,性别不同,种族迥异,也会有不同的移民后遗症.更何况,比起史狄夫来,祖鲁人丫卜更深深地扎根于南非.为此,他们探讨着,计划着,准备着,何时才有着落?何时才能飞赴澳大利亚,实现他们的世界之梦?

世界之书,讲世界之人,追世界之梦,谱写的是一种世界性.南非文坛的另一位巨擘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扎克思·莫答（Zakes Mda）者,世界之人也.生于南非,学于南非、莱索托、英国,就职于非、欧、美三洲.目前,主要穿梭于南非与美国,任俄亥俄大学教授.尽管是南非土著,土生土长,却因政见分歧,不能见容于南非当局.他曾坦言,“南非性”只是他的身份之一.言外之意,他是世界人.他的自传,把自己写得相当不堪,说自己是“肉体上的胆小鬼”.他说,年轻时,有人分派他去一名特务,他不但没有开杀人,反而吓得要死,从石头背后出来,抖抖霍霍把交给了特务.可是,他的道德勇气,却威震南非.批南非现政权,火力之猛,无人能出其右.他声称,尼日利亚因其庇护恩赐和任人唯亲而臭名昭著.现在,南非“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抨击,横向比较,掷地有声,具有“世界之人之眼光”（梁启超）.

2012年,莫答双喜临门.开普敦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名头是,其于世界文学,功莫大焉.不错,莫答深谙世界文学,这可以从他刚刚出版的剧本里窥见一二.新戏《我们的贝诺尼夫人》（Our Lady of Benoni）冷嘲热讽,波谲云诡,其主题为“贞洁”问题.这个世界,污染无孔不入,腐败无处不在.这个世界,已根本没有“贞洁”可言,甚至连三个月大的婴儿也被艾滋病患者.据说,这样可以根治那可怕的绝症.莫答的戏,不但糅合了布莱希特的戏法,更具有荒诞派的元素,外兼美国视角,欧风美雨,从而铸就了这部世界之书. 新戏表现了弥漫世界的梦魇——贞洁之殇.这难道不也是一种世界之梦?可见,莫答这里,世界之人,著世界之书,演世界之梦.

梦之源,根植于南非,南非的政治.

莫答的终身纠结,是政治.库切、戈迪默、亨丽塔·罗斯-英呐思,甚至全部南非作家,又有谁例外呢?这两年,南非大事不断,世人为之侧目.但对南非文人来说,国家情报保护法的出台,无疑是头等大事.该法简称机密法,个中条款对记者和揭秘者的惩罚之严,令人拍案惊奇.政府腐败如此盛行,可调查记者动辄得咎,言则获罪,这根本危及.受控,哪有可言?显然,此法伤筋动骨,有人甚至预感,国将不国.因为南非是非洲的领头羊,的表率,自由的堡垒.此法一出,南非的有识之士,就群起而攻之.图图发难,曼德拉基金会不满,就连一向远离是非、游离南非的库切也敲打键盘,发出电邮,诉诸媒体,大开笔戒.当然,檄文非戈迪默莫属：

放眼全球,世界各大机构,我们坐拥代表席位,体面如仪,因而也得到各方鼎助.金砖四国,甚至以南非殿后,而成为金砖五国.谁敢威胁我们?难道是那共产主义的老幽灵?古巴还会派遣侵略军把我们弱不禁风的扶上台（该党现已混迹于非国大主流政府,意识形态上同流）?

经济侵略?渗透,乃得势之道.检测如中国相机行事,服装行业端倪毕现,早已多多少少心平气和,坐以待衣.

.这是我们的权利,而该法案视之为国害,必铲之而后快.可是,在这个国家,我们有知情权,有思考权.这是基本的人权.

Globally,we are honourably re-presented in-thereby supported by-worldwide bodies；we are now even the attached letter“S”to the acronym BRIC,Who else threatens us?The old bogey,muni?Is Cuba going to send an invasive force to bring to power our all Communist party（now somewhere in the ideological mix a-mong the crowd in 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majority government）?

Invasion financially?Infiltration is the succesul means：if China wants to take the chance,a modest start already more or less peaceably accepted in the clothing industry.

Freedom of expression,That's the title to our rights this bill strikes out as a danger to the state in that we he the right to know and think：the righ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戈迪默的信,即使摘译数段,也撼人心魄.我觉得,她还应该再得一个奖,诺贝尔和平奖.公开信虽然发表于2011年年底的英国《卫报》,但冲击波却在2012年.摘译的最后一句,我们不妨将之升华,定格为2012年的“年度语录”.唯有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12年南非作家、评论家大谈特谈政治,似乎给人一种感觉：2012,南非文学的政治年.

事偏凑巧,开普敦开放图书节的基调,用两个字概括,政治.该节的两位基调发言者,一男一女,均为文坛大将.创作研究两栖名宿恩甲布罗·恩代贝乐（Njabulo S Ndebele）做狮子吼,发出天问：“文学,政治乎?”（Should literature be political?）如此标题,发在南非和英国的大报上,其登高一呼之功效,显而易见.诗界领袖安特姬·科若歌（Antjie Krog）则苍鹰俯击,怦然问地：“权贵们,诗安在?”（Should power listen to poetry?）在恩翁眼里,即使非政治的作品,也政治意蕴深厚,因为作家的政治不在姿态,而在于其表现的价值观和深刻性.南非、英国、美国作家除外,非洲大家,他也信手拈来,博及几内亚的拉野、尼日尼亚的阿契贝和塞内加尔的赛贝泥.他特别指出,拉野的《非洲孩子》之所以成为经典,它让人看到,一个非洲孩子如何成为名扬法国的“世界公民”.他非洲人的那种自我肯定的价值观,就是一种政治.

科若歌对南非权贵的文学修养,了如指掌.南非某某政要,引用某某作家,她如数家珍.她甚至细数前总统塔博·姆贝基早期所引作家之富,囊括姆丘哈一、莎士比亚、叶芝,以及传统的赞歌.其目的不外乎说明,眼下南非,要员胸无点墨,斯文扫地,是故昏招迭出,祸国殃民.她进而发难：“我们部长的床头书是哪些?新装修的总统宫殿和部长官邸有多少书架?议会大楼里有多少读书圈子?”为什么要阅读文学?读文足以明世,足以自省,足以细察,足以回答：“我们为何婴儿,为何自相残杀?”跳出南非,遥望域外,俄罗斯诗人艾赫玛托娃排队写面包时,都能听到有人在背诵她的诗；智利人则在聂鲁达铺设的诗境里与萨拉.曲终奏雅,科若歌摘录了一段段金玉良言,为演说添花.英美诗哲,四人出场,有阿诺德、雪莱、托马斯、惠特曼.不用耳朵,仅凭本能,我们就能感受到雪莱的诗仙之风：

为世界立法,无冕而王者,诗人也.

Poets are the unacknowledged leg-islators of the world.

谈政治,戈迪默、恩代贝乐、科若歌各有侧重,但他们的思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们都不是孤立地谈南非,而是把南非政治放置在特定的世界语境里,“为世界立法”,揭示出一种世界性.合而观之,《我们的贝诺尼夫人》《更待何时》《剑桥南非文学史》《国祸》,也在“为世界立法”,无不暗示着同一类型的世界性.

毋容置疑,世界性有多副面孔.南非的世界性属于哪种类型呢?南非特色的世界性,又戴着怎样的面具呢?

（责任编辑 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