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翻译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和理解的纽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交际活动.勒菲弗尔（Lefevere）把翻译研究和诸如权力、思想意识等更广泛的领域联系起来,认为文学翻译研究是社会的、历史的,必须要考虑到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1].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特殊作用在国内也已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但其关注的对象,大多仅限于对译者单方面的影响；而实际上,意识形态对读者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读者意识形态的作用决定了译者文学翻译活动的进行.笔者试图从译者和读者两方面来探讨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活动的影响.
一、译者活动中意识形态的显现
(一)翻译文本的选择
自有翻译活动开始,翻译的文本总体而言是形形色色,数量众多.但如果细心考究,不同时期的翻译文本的选择却各有重点和特点.这些重点和特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译者的意识形态,所翻译的文本大都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体现了顺应社会变革的历史要求.中国近百年的文学翻译史上,经历过几次翻译.其中,20世纪前30年就先后经历了两次文学翻译的时期,一次是在晚清的最后十年,一次则是在“五四”运动的后十年.如此短的时间内,连续两次出现了文学翻译,这是与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分不开的,是与当时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剧烈变化分不开的.20世纪前30年,中国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到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再到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期间社会意识形态变化之剧烈可见一斑.前一次文学翻译时,译者选择的翻译文本多为通俗文学作品.这类文本较之纯文学作品更加通俗易懂,情节也更引人入胜,很容易抓住初次阅读的读者的目光.而当时的中国因为之前的闭关锁国政策而导致夜郎自大,对中国以外的情况极度缺乏了解,此类通俗文学文本的翻译引入,满足了中国读者对故事类题材的特殊热情,给了目标读者更为亲切地接近外国事物的机会.这些文学作品的翻译符合了当时的译者希望让民众了解国外的情况但同时又不想对现状有过分激烈改变的意识形态.第二次文学翻译则不然.“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命运的严重危机感,让他们掀起了新的一轮学习、介绍西方文化的浪潮,新文化运动随之兴起.为适应这一文化运动,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以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以配合当时的政治和文化斗争.当时所选择的作品大多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比如：莎士比亚、莫泊桑、易卜生的作品；或者是具有反抗精神、充满斗争热情的作品,比如：惠特曼、雪莱、泰戈尔的作品.这些作品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能够满足译者希望鼓舞国人,为争取国家的美好未来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进行抗争的意识形态.而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了翻译的重点之一.1920年,瞿秋白在《〈俄罗斯短篇小说集〉序》中谈道：“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们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2]他的一番话透彻地说明了,是当时译者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大量俄罗斯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引入到中国.
(二)翻译策略的选择
庄柔玉指出,“翻译的意识形态,即翻译行为背后的思想和解释系统”[3].意识形态隐藏在翻译活动的“背后”,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是巨大的,往往能够决定一部文学译作的整体风格.译者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必然会受到社会主流意识的影响,进而影响其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在从事文学翻译活动时,译者首先需要对原作进行仔细地理解、感知和欣赏,充分把握原作的内容、精髓和行文风格；其次,必须对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进行预测,尽量体会目标读者在阅读该译文时的心理状态和偏好,了解其阅读期待；最后,还需要考虑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通常译者会努力寻找一个原作、目标读者与译者自身的平衡点,并将其作为自己进行翻译活动时策略选择的基本标准.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是与目标读者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但是,译者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决定翻译策略,挑战社会主流意识的情况也有不少.此时翻译策略的选用虽不能顺大众之意,译作也很难为民众接受,但却充分体现出了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这种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译作,往往是译者对主流社会的一种批判和扬弃,以及对社会变革的呼唤.如果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认同原作的语言和内容,希望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源语文化,那么在翻译时采用的保留原作内容、源语风格与文化的策略就会更多；反之,则会更多地采用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受当时批判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安徒生童话》的译者叶君健先生以“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民性”为尺度进行翻译活动,结果是使中国版的《安徒生童话》大大偏离了原貌,而安徒生也变成了一个阶级立场鲜明的无产阶级英雄[4].这种翻译在体现了叶老作为译者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也符合了当时中国读者普遍的意识形态,因而受到欢迎.
二、读者活动中意识形态的显现
(一)阅读文本的标准
读者在选择阅读文学译作时,到底什么样的作品是自己希望阅读到的呢?读者从众多文学作品中选择自己阅读的作品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读者的意识形态是关键.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认为,意识形态绝不仅仅是些“自觉的政治信念和阶级观点”,而是“构成个人生活经验的内心图画的变化着的图像,是与体验着的生活不可分离的审美的、宗教的、法律的意识过程”[5].可见,读者的审美偏好、宗教信仰等是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的形成,来自于社会和个人条件的共同作用.读者最终会如何选择自己要阅读的作品,主要是由读者的个人意识决定的,是由读者对作品的期待决定的.而读者总会不自觉地选择符合自己期望,符合自己的审美偏好、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的译作进行阅读.因为,对读者而言,只有适应个人意识形态的译文作品才具有被理解和接受的基础,才具有被阅读的可能性.而与读者意识形态冲突严重的译文作品,作为“不受欢迎的作品”,则很难得到读者的关注.人总是处在特定的社会当中,而社会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本身就体现了当时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意识形态,体现了大多数读者的意识形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会促进个人意识形态的形成,而且对个人意识形态有明显的掌控作用,有时甚至会出现个人意识会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压迫下被刻意淡化、扭曲和忽略的情况.因此,读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读者个人对所阅读文学译作的选择,而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则决定了一部文学译作是否能广受欢迎,拥有大量读者.比如,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苏联模式、价值观念和社会体系的推崇,让人们愿意选择阅读苏联文学作品的译作；而到了60年代中苏关系进入困难期后,读者的审美偏好则发生了转变,苏联的文学作品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再比如,清末掀起的翻译中,尽管译者也翻译了不少政治小说以开化、启迪当时的民众,介绍西方的先进经验,但是比之同时期翻译的侦探小说等,读者的阅读量却并不大.这与侦探小说更符合当时民众的主流意识形态,更符合他们的审美偏好等是分不开的.
(二)译作评价的标准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一般来说,读者在阅读译文作品之前总会对作品有所期待,对内容有所偏好.这些期待和偏好是由读者头脑中的先在结构决定的,也即是由读者的期待视野决定的.它包括人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直觉能力、承受能力和接受水平等[2].期待视野这些要素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对人的影响,大众对个体的影响,同时个人自身的生活、工作经历,学习态度、学习成效,性格等也会在其中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期待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读者的意识形态.读者在评价一部文学译作时,是依照译作与自己的期待视野的契合度高低进行评判的,或者说,读者是依照与自己意识形态的符合程度对译作进行评价的.契合度高的译作获得的读者评价就越高,而反之则越低.也即是说,如果译作能符合目标读者的主流意识形态,译作获得读者较高评价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更能为大众所接受.如果译作偏离目标读者主流的意识形态,则所获评价会比较低,甚至根本不能获得认同.这一点从不同译者翻译英国作家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的小说《迦茵小传》（Joan Haste）时读者做出的不同评价,就可见一斑.在蟠溪子的译作中,小说中关于亨利不顾父母之命追求自己的真爱等内容被删除掉了；而几年后,林琴南和魏易在翻译时,却选择充分忠实于原作的内容,比较完整地译出了这些内容[6].蟠溪子删除一些原作中的内容,并非是译者不能理解原作的真意,而是从如何更好地让读者接受的方面考虑,有意为之.当时社会主流意识仍然盛行着封建旧中国的传统礼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封建礼教仍然深入人心.所以,当时的读者对蟠溪子的译文多半觉得能够接受,评价较高,而对于后一种虽然高度忠实于译文,但是明显有悖于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译文却大加批判,认为译者传播,有违中国的道德.
文学翻译是有限的艺术创作,它的进行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及个人意识形态会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不管是译者的翻译活动还是读者的阅读活动都不是绝对中立的.因此,译者在从事文学翻译活动时,必须对意识形态会多大程度影响翻译及阅读行为有足够的认识,才能最终确保译作的成功.
【参考文献】
[1]汪庆华.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论董秋斯的翻译实践[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4）:55.
[2]邓红顺.意识形态对“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影响[J].长沙大学学报,2010,（2）：109.
[3]庄柔玉.用多元系统理论研究翻译的意识形态的局限[J].翻译季刊,2000,（16、17合刊）:125.
[4]梁志坚.意识形态对安徒生童话译介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6,（1）:31.
[5]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
[6]夏锡华.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46-47.
（作者简介：陈琪,四川理工学院外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