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漂泊”,是一种饱含动感的生存状态,是一种在他乡异国的孤独行走.“漂泊者”作为负笈远游、超越迁徙之痛的“两栖人”,通常被想象为勇者的化身,成功的象征.漂泊者在他乡的奇闻异见、生存的辗转变迁、事业的筚路蓝缕、情感选择的冲突、以及文化心态上的何去何从等等,作为一种具有历史性和普遍性的“漂泊者的特有体验”,经常被赋予文学的形式谱写成人世间一片沧桑的风景.
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漂泊者的世纪.无论是世纪之初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具有典型的集体主义意味的“别求新声于域外”的莘莘学子,还是在60年代前后带着沉痛的家国记忆以及历史般的苍凉感漂洋过海的台湾“纽约客系列”,以及80年代后在涌动不息的留学大潮中致力于在西方社会中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搏击者,他们均以其特殊的人生体验以及切身的言说为处在不断变化中的中国历史勾画出了一段段独特的精神轨迹,这个轨迹也呈显着中国曲折复杂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应该说,不同历史时期的漂泊者文学均产生出了各具特色的代表性作品,且深深烙上了时代印痕、情感取向乃至个人体验.中国现代作家一直居于异乡进行写作.现代时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体现在时间的历史从传统的停滞转变为移动,缓慢转变为加速,循环转变为前进.空间变化从终老家乡转变为漂泊异乡,从过去土生土长转变为土生不土长.时空的坐标系发生了本质变化,过去参照的是传统时间,现在是西方时间；过去是以天朝皇城为中心,现在是以西方文明国家为中心.时空的双重改变必然影响到中国人的生活变化、心理结构和精神状态.国家从中心变为边缘,个人从传统的生存轨道上脱离为歧路上的过客.一切似乎都动了起来.正是在动中,人们愈来愈远离了家乡故土,走向城市,走向西方,走向不可知的远方.所以,现代意义上的写作是一种行走中的写作,是漂泊状态下的写作,是从边缘→中心、从乡村→城市的写作.既是一种回望式的写作,又是一种想象中的写作.现代中国人面临着传统断裂、无根漂泊、工业文明异化、长期战争同时带来的现实世界动荡不定而引发的内心对寻找精神归宿的巨大焦灼.在这样的语境下,鲁迅等作家都是以自我灵魂的寻找为内在的创作动力,都以全部生命的痛苦思索与追寻参与到文学书写中去（心灵参与）,都在自觉建立现代中国自己的生命诗学系统,都以炽热深沉的爱的血性与义无返顾的牺牲精神抗拒传统、西方、时间的多重压迫,怀抱对中国、自然、庸众的苦难的承担,作品主题都书写着生命的爱与自由、灵魂的皈依与抗争,内心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孤独感（立于人群中才有的）,都处在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漂泊状态,都有着渴望终极家园的现代乡愁,在本质上都是真正的诗人,都以人生的悲剧告终.当然,这种悲剧既是个体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
与前辈相比,80年代后的漂泊者对迁徙海外有着较多的自觉性和适应性,虽然他们也经历了孤独、失落的过程,但却能冷静、自觉地摆脱其牢笼,走向抗争、生存、求发展的道路.他们渴望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以及改变自身的生存世界,他们卸载了前辈那种理想主义的和文化启蒙的重负,尽管也存有“漂泊者”的乡愁余脉,但对于这些新漂泊者来说,种族、地理、文化背景乃至社会制度的差异,对于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其作品既有倾诉性、经验性的一面,也不乏思辨性和哲理性,有更多积极、乐观、奋斗的表述.
对于自身身份的寻求和确认,是人类主体性的重要表现.对于生存在外的漂泊者来说,他们对于身份的确认问题亦是相当敏感的.在异域与故土之间,在不同文化的碰撞当中,他们需要不断地调整与确认着自己的身份,始终面对着居民身份以及文化身份的不确定性和矛盾状态,由此也直接影响着其心态上的取向归属.有别于“五四”以来由鲁迅、萧红、穆旦等人为代表的具有悲剧精神的内质的文本实践, 80年代以来的漂泊者叙事首先是以“海外成功者”的形象来结构故事的,而且多是以功成名就作为叙述的前提,大量不成功的生存经验在文本中被有意或无意地省略.在这种文化书写当中,最早给读者以新鲜冲击力的,一部是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一部是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两部同属自传体的小说不约而同地讲述了中国人在美国带有传奇性的拼搏经历和成功故事.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异域他乡求学、打工,还是经商,他们对于自身生存境遇的选择均呈显出了一种独特的理性、顽强、奋争、以及乐观的价值取向.《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作者周励在她的《代序》里这样诉说：“而我这个在1985年夏天闯入美国自费留学的异乡女子,虽然举目无亲,曾给美国人的家庭做过保姆,在中国餐馆端过盘子,却能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取得了使那些天使般的美国姑娘羡慕不已的成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经营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我在曼哈顿公园边上拥有自己的寓所,并可以无忧无虑地去欧洲度检测.当我在瑞士,在托尔斯泰写了《琉森》的湖畔大饭店里,还打给纽约第五大道的总裁们,指挥调度着我和我先生麦克度检测期间仍源源不断地从太平洋远航而来的集装箱等”（1）通过作者的这些自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富于奋斗精神、有进取心的现代商业女性形象.《早安,美利坚》中的主人公伍迪,在和美国女子伊娃结婚之后开始经商.在他的第一笔生意以失败告终时被岳父母赶出家门,甚至被他们用指着脑袋.无家可归的伍迪后来在商界上摸爬滚打,生意越做越大,他不仅在生活上力图融入美国社会,在商场上奋力拼博,还竭力参与华人竞选,以争得政治上的地位.后来伍迪和伊娃展开了一场颇费周折的离婚诉讼.我们看到,在与伊娃这一象征西方符码的较量中,伍迪虽历经磨难,但最终胜出,这一中国男性与美国女性形成了一种颇具意味的对应式寓言结构.
漂泊也意味着寻找.对于许多漂泊者来说,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他们之所以离开故乡去漂泊,常常是为了寻找一种理想的生存形式和精神形式,是为了建立“新的自我”.中国现代作家的寻找面向的是两个方向：一个是面向西方,面向强大的异质文明；一个是面向未来,面向与传统割裂后的新生活的可能.这本身根源于近代西方文化思潮涌入后的变法求新.从鲁迅的生命终极家园探索的寻找开始,萧红现代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寻找,穆旦生命探索的深度,自我的清醒与觉醒,与作品浑然一体的自我,作为书写文本真正中心的“自我”身份的确立,从现实世界突围,从固有秩序中突围,认清人自身局限后的渴望超越的过程书写,都具有强烈的指向性,指向的是精神家园.而80年代后漂泊者的海外寻求及其“海外发迹”,昭示的则是财富积累带来的世俗幸福.使我们看到,直接决定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存在方式的不只是历史与文化,而是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政治经济关系.“物的匮乏与贫瘠无疑是第三世界困境的最为直接也最为尖锐的征兆.”（2）只有告别这种贫困和无奈,才能获得对自身国家身份的优越感体认.这些成功者既是个体的,又具有某种巨大的群体性的象征蕴含.诸多文本在凸显曼哈顿、、纽约和悉尼等等现代化大都市的意象,描述豪华别墅、跨国公司、检测日海滩等西方富裕图景的过程中,讲述的是关于一个富裕“中国”的集体想象,传达出了中国在80年代以来的走向世界的现代性焦虑.
漂泊和生存在异域,不仅是时空的转换和迁移,还需要经历从精神、心理上对异质文化接受、适应、再到与之融和（或拒绝）这样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作为被异域与故土文化双重边缘化的“漂泊者”,他们常常为“既不是等”、“也不是等”的“双重边缘”心态所困绕.正如有论者所描述的,“黄河的鲤鱼到了太平洋、大西洋,有一个怎样适应的问题；再游回黄河去,又有一个重新适应的问题.”（3）而“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不断创造、不断融合而形成的.它表现在人们的生活习惯、行为规范、道德、价值观念、思想感情等等之中.这是一种超稳定的心理结构,不容易由于时间与空间的位移而发生变化.”（4）如果想达到沟通、交流和理解,彼此需要接受新的思维范式、文化理念.当《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因为女儿宁宁独自离家出走而痛苦的时候,阿春如此告诫：“要记住,你现在是生活在美国.等别抱着你那种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不放了.这是美国,这是纽约.”但从心灵深处彻底抛弃自己的母国文化传统又何尝容易.文化传统对于每个人都是一种无法拒绝的存在.新时代的漂泊者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进入西方社会,“恰好处在东西方文化的聚焦点上,从静态的农业传统社会骤然进入节奏剧变的西方工业社会,多重矛盾集于一身,不同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在他们身上发生冲突,其精神上的不安和苦痛,确实难以言表.”（5）
其实,文化身份本身是一种“被建构”的过程.因此,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既消除狂妄的“赶超”心理,又避免文化的“自卑”情结,成为清除阐释自我文化焦虑的关键.（6）在反映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矛盾冲突方面,当下文坛的王周生的《陪读夫人》（7）是值得注意的一部作品.以陪读夫人身份出国的蒋卓君是一位温顺、宽容、富有爱心的内向型传统东方女性.为了一份优厚的工资,她不得不去西好莱坞城西比尔夫妇家当保姆,并连同丈夫、儿子一起住进了主人家.由此,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朝夕相处,演绎了一系列矛盾冲突.其中有关于如何育儿、教育儿童的观念分歧,生命的意义是否也包括享受快乐等问题的争论,蒋卓君和女主人露西亚关于婚姻到底是感情的结合还是利益的交换的对话等等,对此中西方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受雇于人的地位决定了蒋卓君在某些问题上不得不遵从主人的意见.但长期的共处必定会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吸收,移民经验的逐渐积淀也会使文化的重构出现某种可能.尤其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世界格局的多极化的发展,“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与杂交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的基本‘特色’.”（8）我们看到,在作品最后,露西亚在东方文明的教化下,蒋卓君在美国现代西方思维方式的熏陶中,在一种全新的开放的心态下,彼此都认识到,“任何民族都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我们自己不是也和前些年大不一样了吗无须一味地跟在别人后头,关键是适合我们自己.无论东西方文化有多大差异,我们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沟通,人类的最高的目的就是互相理解.”当然,“这种交流只能是相互渗透,不能以一个代替另一个,不能以中国文化代替西欧、北美、日本的文化,反过来,也不能以西欧、北美、日本的文化代替中国文化.”（9）“真正的文化认同应该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及其所达到人性深度的理解,对本民族文化成就的深挚热爱,以及对本民族文化前途的信心,这之中也不言而喻地包含着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接受与同情,包含着对他国文化的尊重、欣赏与开放心态.”（10）小说《曾在天涯》（海外名《白雪红尘》）讲述的是大陆青年讲师高力伟所选择的与一般漂泊者不一样的归宿.为了和留学海外的妻子团聚,高力伟千里迢迢来到加拿大,但到加拿大后他在生活、事业、感情上遇到的种种挫折和失意,使其最终放弃了异乡漂泊,重新返回自己的故乡.
当经历过一系列运动的中国走向新时期,当新世纪的太阳照耀着几经沧海桑田的大地,我们依然会想起这样的话：“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注释：
（1）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3页.
（2） 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78页.
（3）于仁秋：《留学生文学座谈会纪要》,《小说界》,1988年第1期.
（4）陈贤茂：《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华文文学》,1997年第2期.
（5）郏宗培：《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当代小说欧美卷)编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第779~780页.
（6）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92页.
（7）王周生：《陪读夫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8）陶东风：《全球化、后殖民批判与文化认同》,《东方丛刊》,1999年第1期.
（9）周谷城：《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4页.
（10）李书磊：《文学的文化含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