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由《文学评论》编辑部、苏州大学文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学料反思与拓展”研讨会于2007年11月9日至19日在苏州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苏州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等校的30多位学者专家,从反思与拓展两个层面,围绕当代文学史及其史料,以及当代文学的文化延伸等话题,讨论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会议较为集中地讨论了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宏观认识.蔡翔(上海大学)强调要把“当代文学60年”看成一个复杂的过程,而要把握这个过程,首先必须回到历史语境中去考察,要求把文本放到具体历史语境中,揭示出文学与其他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既要注意文学本身的特殊性,同时也共享人文学科的普遍性.当代文学60年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表现在前30年和后30年之间的关系上,即使强调挑战和断裂的一面,也应该看到延续和继承的另一面.南帆(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具体地探讨了文学史写作中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他认为文学史写作不必局限于时间次序来处理文学现象,可以从空间次序上来考察文学史现象,因为当代文学面对的中西文学的关系就不仅仅是时间的次序,比如西学一旦进入中国,各种主义在西方的时间次序已经解体,只能在空间次序上加以把握,不能接受原有的时间次序.仅仅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就看不清楚中国文学内部的复杂性.今天的文学史写作需要更丰富的文化想象.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提出以“经典作品”为主角的当代文学史想象,并且较为深入地展示了如何通过对某部经典作品解读来显示出文学史的深度.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表达了对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方式的新思考：能否用现象学的方法,从作家作品的解读开始,不追求以某一种理论统摄当代文学史,而以一种散点扫描的方式,从多角度对当代文学进行整合,逐渐消解目前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模式.郭舂林(同济大学)则认为文学史的写作需要注重文学性、历史性和文学场三方面的平衡.
其次,把“当代文学史”写作与当代文学研究中倾向性的问题联系起来.贺仲明(南京师范大学)提出了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方向”问题：整体性研究如何处理阶段性的问题,宏观研究怎样对待微观的问题,文化研究如何兼容审美性的问题.栾梅健(复旦大学)认为当代文学研究要重视从文学感受出发,将文学史研究区别于思想史与文化史研究,真正回到文学自身.谢有顺(中山大学)指出当代文学史的解释能力匮乏,应该提倡具有差异性的文学史,不要用“共识”来束缚文学史想象.徐德明(安徽师范大学)指出“文学是如何经验了当代历史”,这是一个不容轻视的问题,文学与历史的互动过程的研究需要加强.施战军(山东大学)认为在目前的学术体制中,文学批评的意义被忽略,应当重视文学批评对文学史写作的价值,重视文学批评为文学研究提供的经验.刘锋杰(苏州大学)分析了“意识形态”与文学本质论争的三种解读策略,指出从人类的精神与认识活动的起源来看,存在一个“意象形态”的阶段,意象形态性才是文艺的第一性质与本体性质,而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只是它的第二性质与功能性质.
其三,关于“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些具体问题.王尧(苏州大学)认为,在重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时,要处理好当代文学史的独特经验,不能简单化地理解当代文学与当代史的复杂关系.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发生、发展的,而当代文学不仅与当代史、也与当下生活有着更复杂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新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不同,是“新主义文化”演变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过程.何言宏(南京师范大学)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学术政治行为”,当代文学研究者需要寻求学术独立,颠覆既往的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研究的不平等关系,寻求以学术的方式介入中国历史与现实.董之林(《文学评论》编辑部)着重分析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她认为一个学科能否成立,与其历史叙述能否形成有关.关于近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史,越来越变成一个聚讼纷纭的场所.现在需要的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具体分析,探索它们得以生成的条件,包括以往赋予它们定义的那些文学概念,实际上是寻找“被组装起来的各种规则是什么”.范培松(苏州大学)从写作中国现当代散文史的实践出发,谈到了文体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以及作家作品的选择标准.他认为不管用什么理论、方法,在作品面前人人平等.丁晓原(常熟理工学院)的发言也涉及文体史与文学史的关系问题.汤哲声、曹惠民(苏州大学)提出当代文学史研究应当重视通俗文学与华文文学,他们认为对当下这些流行文学不要一味地批评它们浅薄,更不要视而不见.文学批评除了分析文学中的人性之外,还应该分析作品中的时代情绪；除了评点作品的精神理念之外,还应该分析作品中的传统文化结构及其当代性.李遇春(华中师范大学)提出了上世纪50－70年代旧体诗词研究的几个问题,特别讨论了旧体诗词能否或怎样进入“当代文学史”.刘旭(华东师范大学)通过对高晓声的个案研究,指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着以偏概全,缺乏整体观的问题.高秀芹(北京大学)介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的出版与译介情况.毛尖(华东师范大学)指出影像对当代文学的强势影响,她具体分析了影像特别是电影对当代小说的速度的影响,在今天,小说的速度越来越快,而慢速则成为艺术电影的特征.
“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必然涉及史料问题,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把“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称之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文献保障体系”.他指出当代文学史料由于历史原因,有着自身的复杂性,除了一般意义的文学史料外,还应该继续扩大史料的范围,譬如档案资料、日记书信、潜在写作和检讨材料,都应该纳入当代文学史料文献.但这也为如何使用这些材料增加了困难.王尧认为从文学史出发,首先要处理好甄别文献的问题,譬如会议记录,编辑意见等一些当时没有发表的史料.罗岗(华东师范大学)认为扩大当代文学史料范围很有必要.譬如致博古的一封讨论家庭问题的信,把它和当代文学研究联系起来,既关系到文学史研究视野的拓展：以“家庭”问题为切入点,重新理解“五四”文学和“延安”文艺之间的复杂关系,又涉及到对当代文学作品研读的深化：以赵树理为例,从《小二黑结婚》到《三里湾》,“家庭”以及与此相关的“爱情”、“婚姻”,既是他作品的形式化了的“内容”,同时又成为他把握农村社会变革的有意味的“形式”.
与会学者共同意识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拓展必然要求文学研究与其它人文学科共享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和理解.王鸿生(同济大学)提出当代文学史写作如何处理“中国经验”的问题.中国经验,包括作为叙述对象的中国经验和作为经验对象的中国叙述,而文学史叙述当展示这双重复杂经验的形塑过程和困难.面对现代、后现代的诸多价值困惑,文学史写作当如何作出回应,如何激活自身的经验和叙事资源,并促成新的可能性领域的开放,还有赖于文学史界长期而艰难的努力.丁帆(南京大学)指出当代文学不断被重写,是因为缺乏某种共享的价值观.他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可以共享的立场,确立价值立场有助于对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把握,以此来看前30年的当代文学,可能会有比较统一的认识.文学史研究要从“人”的文学出发,坚持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他将“五四”以来的文学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认为这样划分并不是要否定“20世纪中国文学”,而是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背景的“非关联性”,这种非关联性正深刻地影响着当下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复杂构成.刘复生(海南大学)认为当代文学要突破学科体制的限制,成为新思想新观点的策源地.汪卫东(苏州大学)则以“鲁迅文学”来反观“当代文学”,他指出,鲁迅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传统”和“范式”的历史存在,已愈益显著,今天我们反思当代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不可绕过这个历史资源.而这一资源的最可宝贵之处,就是对“中国问题”深刻的敏感和执著的思考.
(王尧罗 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