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的坚守与开阔的视野

更新时间:2024-01-08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0220 浏览:141799

毕光明先生一直是我所尊敬的学者.在当代喧嚣浮躁的批评环境中,毕光明先生一直有着安静的研究心态,有着坚定的学术立场.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扎实厚重,朴实稳健,更重要的是始终贯穿着其坚定的“学术之骨”,即毫不含糊的“纯文学历史批判”的价值立场和精神向度.这本《纯文学的历史批判》就是他和姜岚近年来研究成果的结晶,他的纯文学是对于文学启蒙化审美维度的坚守,他对文学的评判、衡量和褒贬,都是建立在启蒙化的审美性探寻之上的.这种姿态和风格,延续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理想与学术热情,在文学价值面临巨大分歧的当下文学研究界,可谓旗帜鲜明,独树一帜.

90年代以后,新一轮研究方法论的更新热潮,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三两天,无论是文化研究,还是“后”思潮,大都来势汹汹,有席卷天下之势,这也使得求新、求变的研究界趋之若鹜,很多学人,特别是中青年学人,罔顾文学的基本特性和存在价值,试图在不断的学科越界和方法论更新上吸引眼球,博得关注,却往往对理论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在边界的泛化中丧失文学应有的价值,既很难实现所谓的“大学科综合”,也很难达成文学研究的真正繁荣.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些批评家故弄玄虚,生拉硬扯,丧失了文学审美的基本判断,将文学批评沦为其他学科的辅助阐释工具.这其实是“种了别人的菜园子,荒了自己的地”,无疑值得文学研究者高度警惕.在这种背景下,毕光明先生的研究就尤为难能可贵.他对纯文学性的坚守,并不是一种故步自封,而是在坚定的文学立场之上,追求海纳百川的从容、为我所用的气度和争鸣创新的勇气.用毕光明的话说,就是“选取当代富有艺术创新价值的作品,将其置于社会历史变迁和文学思潮演变的背景上,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构建,多角度地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解读,着力阐释作家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对革命话语及其社会实践规制人生和扭曲人性的艺术批判,论证纯文学以想象性的内心生活证明人的自我生成本质的独特价值”.无论是具体的文本细读,还是对文学史的梳理和总结,毕光明总是在文学性的标准之上,充分运用历史的、发展的观念,对评判对象进行历史的批判.他不排斥诸多阐释方法的运用,但阐释的目的,在于对作品的文学性,或者说,文学性如何“发生”,如何“构成”,如何“显现”,进行细致扎实、有理有据的论证.他的研究同时又不失史的视野,他追求阐释的历史化与反思性.他注重还原文学文本具体复杂的历史境遇,并以“理解”的姿态,找寻它们内在的文学规律,探究它们独特的文学品质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纯文学的历史批判》涵盖范围广博开阔,研究视角细致独到,话语阐述明晰准确,学术态度严谨认真,做到了审美性与文化性的统一,从整体概念到研究细节,都为纯文学研究开拓了广阔的话语空间.既有对宗璞、王蒙、莫言、苏童、韩少功、铁凝、范小青、池莉、路遥、牛汉、曾卓、北岛等当代实力作家的研究,也有对麦家、鬼子、陈希我、王手、盛可以、阿袁、方格子、陈蔚文等新进作家的解剖,既有对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背景下文化冲突与人性实现问题的审美思考,也有对思想解放语境中纯文学写作的新的可能性的挖掘.毕光明的研究是以他对“纯文学”的理解为出发点和基础的.他对“纯文学”作出了新的界定,他所谓的“纯文学”,不是一种语言学化的,精英化的纯文学观念,也不是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秩序的单方面认可,而恰恰是建立在历史性地反思文学史和文学体制的基础上的.毕光明既对新时期文学体制中遗传自十七年文学生态的“遗毒”,抱有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又对当下无限制、无边界的解构狂欢持否定态度.对于纯文学性提法的局限,很多批评家都表达过真知灼见,例如,李建军就指出:“纯文学”一般被用来强调文学的美学品质,尤其是被用来对抗文学上的极端功利主义主张――作为一种反抗的力量,它有助于克服庸俗的拜金主义对文学的扭曲,有助于对抗压抑性的外部力量对文学的异化,显示出一种抵抗和解放的性质,这就是说,这个概念具有很强的“语境性”和“工具性”,是一个权宜性的概念.如果无限制地用它来阐释文学,就容易用“唯美主义”误导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容易将一个时代的文学引入一个脱离现实的纯粹“想象”的世界,从而将自己时代的文学引入格局卑浅的困境甚至死胡同里. 而在毕光明看来,纯文学的定义,并不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即纯文学与现实批判性的天然二元对立――纯文学就不关心现实,批判现实的就不是纯文学.在毕光明的视野中,当代文学可以分为严肃文学、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三个板块.纯文学从来就不是权力话语也拒绝权力话语而具有另外两类文学不可相比的超越性,它以想象性的内心生活证明了人的自我生成本质.它对审美性的追求要大于其他两种文学类型.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审美主义(纯文学)反拨政治功利主义(严肃文学)的深刻原因.而他又马上认定,纯文学研究不过是多元研究中的一元,它对审美性的关注,是它永远的合法性基础.而纯文学的标准,又是历史建构而成的,但正是不断重构又瞬间稳定的文学现实,在层构性的动态关系中,呈现了纯文学的价值.由此可见,毕光明对纯文学的定义可谓煞费苦心,他试图在永恒的普适性价值标准和历史性的构成主义之间,找到自己的文学理想之地.其实,毕光明对于纯文学的审美性品质的认定,无疑扩大了通常流行的审美性的概念.这种纯文学的理想,包含着他对经典启蒙文学形态的偏爱,即普适的人性标准和不断创新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毕光明坚持的是一种开放的“纯文学性”,既坚持文学性基本功能与中国文学的启蒙精神,又能在历史的反思维度上,利用多种方法论,以开放的姿态,对多样化的文学形态进行有效阐释和引导.

这种双向的坚持,是与毕光明对当代文学史的看法一致的.在《社会主义与“十七年”文学生态》的长文中,毕光明对十七年文学形成的革命文学体制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他认为,十七年形成的红色写作,成了无与抗衡的文学主流,成功地建构了新主义革命成功后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形态,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着意追求的新型文化生态的象征.红色写作的成就是以可以与其在民族新文化建构中形成功能互补的其他各种写作的胎死或夭折为代价的.这种从的角度,介入十七年文学本相的方法,非常有勇气,也很有眼光.更重要的是,毕光明对十七年文学的这种解读,不仅是关乎当代文学的整体构架、分期和价值判断,而且关乎着对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各种问题和症候,比如后现代问题,价值杂糅问题,化写作症候问题等的“关键点”所在.毕光明认为,正是十七年革命文学的结构,导致的这种不正常(不平衡)的文学生态,才造成了当下文化困境与文化颓败.他大胆指出,由社会主义冲动支持的十七年的以政治教化为目的的文学,并没有实现它的倡导者所希望的让劳动人民登上历史舞台的理想.因为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在文化上的同构对应(群体本位、政治道德化与强求人的圣化),决定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不可能完成人的觉醒(人被鼓动投身革命集体,成为社会主人,获得的是外加的主体性,而不是自省的主体性).另外,阶级斗争的鼓吹,严重地恶化了人性,破坏了人际关系,从根本上伤害了社会道德.所以,我们有理由把新时期的私人化写作、化写作看成是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背弃了文学的人文传统、切断文化血脉,用阶级性和斗争意识取代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带来的后果,是十七年文学批判运动营造的红色文化生态的后遗症. 这种“看似旧的,却是新的”纯文学观点,具有很强的精神指向性,对整个当代文学史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角度.在本书中,对于十七年文学经典的重读,是毕光明最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比如,对于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的青年人》的新解,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细读个案.在这篇长文中,毕光明敏锐地从小说题目的变化中,发现王蒙小说的一种心理和精神冲突的人格类型,并发现小说以林震的心灵为端点,形成一个扇形结构.它有两极,一极是与韩常新、刘世吾的冲突,这是与机械力量的摩擦.另一极是人的纠葛,即与赵慧文的心灵感应,两者相遇引发的情绪波流.这种从小说的细微处见创作主体心理,从细节处考察潜文本的功夫,十分精到.而从“林震是个个人主义者”“被组织:刘世吾的悲剧”等人物角度的分析,既有扎实的细读和形象解剖,又有比较新潮的对福柯权力关系的洞察和对文化研究的社会学分析视角的运用,显得视野开阔,论证有力.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析和阐释,其目的和旨归在于说明十七年文学体制的化机制是如何对一个有独特个性的作家进行驯服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作为文化权力的内部复杂关系,即抵抗和规训的双向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其中洋溢的是评论家的真诚的启蒙精神和对现实制度的反思.在对《山乡巨变》的解读中,毕光明通过复调理论,发现在该小说文本中,存在着风景描写对主流阶级话语的抵牾,而潜文本中让拟作者虚化为国家干部和革命作家身份,将叙述立场偏向农民,不加掩饰地表现他们对这场要拿走寄托他们发财致富梦想的土地的革命运动的怀疑态度和抵触心理.正是建立这个坚实解读的基础上,毕光明认为,《山乡巨变》的文学性要高于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更为同质化的《创业史》,这种发现的独到眼光和勇气,无疑令人钦佩.对杨朔散文的解读,曾呈现出一边倒的道德化批评态势,认为杨朔的散文,是典型的主流宏大叙事,存在着叙事的虚检测和夸饰,从而远离文学的本质.然而,在毕光明的阐释中,却对杨朔的散文,进行了充分“历史化”的批判,即既能看到他创作中的问题,又能以历史化的批判态度,以历史的“同情”的目光,看到杨朔散文中残存的“悯农意识”真实成因和表现形态,一方面肯定杨朔的真诚,另一方面更看到这种真诚是如何被统治阶级的红色革命话语方式“改造”的,这种改造如何变成作家内在的感恩之心的.类似的分析,还有对国民党统治区的诗人和作家臧克家是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新诗革命话语的权威化过程,隐藏并销蚀自我个性的精彩阐释.这些具体的作家和作品研究,从不同层面丰富了当代文学的阐释空间,对当代文学史建设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纯文学的历史批判》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对于路遥的解读.路遥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说他特殊,是因为他的创作,具有一种浓厚的现实主义启蒙精神,路遥的创作,实际上是新时期启蒙文学精神最后的光芒.路遥以理想主义的道德品质,打动了广大读者的心.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启蒙的退却,文学的碎片化、娱乐化导致了启蒙精神的慢慢衰落.而作者姜岚恰恰抓住这一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当代文学史重写的冲动,对启蒙精神的推崇.她以对路遥小说中的城乡差距、路遥小说的爱情模式及其人文功能的揭示,来说明路遥小说的现实主义启蒙品质.对路遥的小说,在80年代,多强调他的现实教育功能,而在90年代,则因为它的现实主义笔法和柳青等小说的联系,而被视为一种落后的文学实践.到了新世纪,在新左派的兴起的背景下,新的路遥热和柳青热作为对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一种遥远的祭奠和追忆,被用以批判当下理想主义的丧失和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姜岚的解读则与此有着明显的不同,她从启蒙的精神来考察路遥的小说,认为这些小说的主题是反映农村知识青年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和他们在苦难中奋斗向上的人生体验.她认为,路遥对“历史夹缝中的一代”的精神气质的发现,以及对人物性格现代性品质的注入,塑造出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代表的与十七年文学有否定关系的文学新人形象.这种对路遥的认可,和新左派的价值姿态有很大差别,但同样具有现实批判性,她的批判姿态是历史化的,将社会主义制度对农村的不合理安排作为农村的苦难根源,这是非常有勇气和见地的.也就是说,姜岚对路遥小说的再解读,不仅重新发掘出了路遥小说对新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批判眼光,而且,通过在新世纪的语境下的再解读,表现出了批评家本身对历史问题延续性的理性忧虑.城乡差距还在不断扩大,甚至有些地方的乡村在房地产的狂潮下,已渐渐地消亡,出现了郊区化等新的情况.胸怀理想而在现实中苦苦挣扎的乡村新一代孙少平和孙少安们,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在肯定路遥小说的现实主义启蒙品质的同时,论文作者依然将“审美性”作为现实主义纯文学性的内在要求,对路遥小说的现实主义美学特质的发现和总结,也有利于深化我们对路遥作品的认识.

除了对新时期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精彩解读之外,对当下作品的现场跟踪,对当下优秀作品的及时推介,对当下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准确批评,无疑也是毕光明和姜岚的学术研究值得称道的地方.毕光明他们并没有因为现场批评的琐碎和庞大的阅读量而望而生畏,反而将对文学史的颠覆性思考,贯穿到了他们对现实的人道主义的启蒙文化关怀之中.他们对当下作品的批评,不隐恶,不溢美,不抱名作家的粗腿,对于盛可以、王手、麦家等新锐作家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从没有对普通作家有高高在上的态度,而是怀着一颗对文学的谦卑和好奇之心,客观分析,大胆论断.他们的批评追求,对于建立绿色的、生机勃勃的批评,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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