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从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角度来看,客观形势的严峻是沈从文被动搁笔的外在原因；从独立的学人品质角度看,反对文学沦为政治的工具,坚守文学的自由独立,渴望文学的纯洁,保全自己独立人格的尊严,出现创作资源危机是沈从文主动搁笔的内在原因.
关 键 词 ：沈从文；搁笔的深层原因；坚守文学的自由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2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面对社会的苍黄巨变,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要做出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驰骋文坛20多年的多产作家沈从文面对社会政治的变化,悄然搁笔转向远离“意识形态”的文物研究,从此一文不名,这给喜爱他的读者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疑惑和遗憾.
作为现代文坛最高产作家之一的沈从文自步上文坛到全国解放总计约出了70多个作品集,而小说集就有50多个,这样一个能写的作家,为何过早终止文学创作,这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分不开,更和他坚守文学纯洁的信仰密切相关.沈从文是一位把文学事业看得异常神圣的作家,他竭力主张作家要坚守人格独立,反对把文学沦为政治的工具.但从1923年出现革命文的口号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呈现出日益紧密的趋势,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文学与政治更为紧密地胶着起来,于是沈从文思想上那种强烈排斥政治干预文学、坚守文学纯洁的信念将他推向一次又一次文学论争之中.从1927年沈从文第一次表示对把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不满开始,他就和处于文坛最前沿的文学观念与创作有所背离.30年代,由沈从文而引起了一场关于“差不多”问题的论争,1936年末到1937年初,沈从文相继发表了《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和《再谈差不多》等文章,对文学创作中的“差不多”现象进行批评：
近几年来,如果什么人还有勇气和耐心,肯把大多数新出版的文学书籍和流行杂志翻翻看,就必然得到一个特别印象,觉得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等凡事都缺乏系统的中国,到这种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恰恰见出一个圆现象,实在不可理解.[1]
文中虽然没有特别指明是左翼作家,但是显然包括部分青年左翼作家在内.抗战时期,沈从文因在《一般或特殊》一文中把宣传和鼓励抗战的作品统称为“抗战八股”,说它们是“一会儿就过去”的“宣传品”再次遭受左翼文学家的批评.
在30年代和40年代激烈而复杂的文学论争中,沈从文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的某些观点,在文学发展上,有其极为宝贵的价值.但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等的看法上的偏颇,导致了他对左翼文学整体评价上的失误.另一方面,左翼文学显然也曲解了沈从文的文学观点.沈从文所反对的仅是那种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文学作品,他主张文学应该有更高的功利要求,不仅要用“崭新观点去建设这个国家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而且还要表现“真正的时代与历史得失”.他断言那些记录说明“这个民族遭遇困难挣扎方式的得失,和从痛苦经验中如何将民族品德逐渐提高”,“在思想上能重新燃起年青人热情和信心”的作品,才是“增加文学光辉”的作品.[2]由此可见,沈从文坚守自己的文学观是为了捍卫文学在反映生活所必需具备的原则,并非主张文学超越一切功利,摆脱一切政治.
文学论争虽然激烈,但基本上还没有超出文学批评的范畴,所以,沈从文还能从容面对,但这些论争仅仅是个前奏,紧随其后的上纲上线的批判,让沈从文感到一股巨大的压力.1948年,国内革命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与战场上的隆隆炮声相呼应的是文化领域的一场暴风骤雨,沈从文成了批判的靶子,左翼文学开始正式向他算账了.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最后,上纲上线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同年3月1日,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刊出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该刊同《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邵荃麟）和冯乃超的《评沈从文的熊公馆》等文对沈从文等作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说他们“为艺术而艺术”,是“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凶文艺”,是“直接作为反动派的代言人”.郭沫若的文章还联系沈从文在抗战时期的一些言论和小说《看虹录》和《摘星录》,说他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的“桃红色”作家,“是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着”.由此可见,沈从文的全部文学活动被彻底否定了.这些痛快淋漓的文字大有将沈从文彻底逐出文坛之势.年底,沈从文任教的北京大学又出现了“打倒新月派、现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和抄录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全文的大字报,在如此猛烈的攻击下,沈从文的压力非常大,甚至绝望,直至最后选择寻求“解脱”,幸亏被人发现,抢救成功后,尽管亲人、学生和文艺界的朋友反复劝慰沈从文,但仍无法减轻他沉重的精神负担.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沈从文竟然不是代表.不久,北京大学中文系又将沈从文教了十多年的写作课程取消.面对如此环境,沈从文心中越来越感到恐惧,这种恐惧不是来自对他的批判,而是来自其背后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威胁.沈从文把它所处的形势归结到了文学创作上,既然如此,他只有告别文学,就此搁笔.
事物的变化总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正值文学创作年龄的作家,撇下未完成的事业而转向古代服饰研究和文物研究,这决非外力作用能完全达到的.因此,沈从文搁笔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们知道,沈从文步入文坛前,曾有一段曲折的人生道路和坎坷的经历,他是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离开乡村来到都市,其目的是想：“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4]在他看来,拯救国家的根本途径就象当年的鲁迅那样,要“重造民族品德”,而其工具就是文学.文学具有“一切由庸俗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的力量.[4]如何“重造民族品德”?沈从文根据自己对湘西的了解,全面比较了乡村与都市两种人生类型的优劣后,认为重造民族品德的模本只能是湘西,于是,记忆中的湘西世界赋予了沈从文生气和活力,推动着他从湘西世界一路走来.我们也知道,沈从文的作品有两个系列：一是关于湘西生活的描绘；一是对都市绅士阶层生活的写照.而这两个世界根本不相称,湘西世界丰盈而绚丽多姿,都市世界单薄而缺乏光彩.有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两个相互参照的世界,每一种后面都隐藏着另一种,都市世界使湘西世界具有理想化的形态,而湘西世界则使都市世界呈现出一种病态.而我自己认为,作者写城市世界的目的是为了与湘西做出对比,这样更能证明把湘西作为“重造民族品德”的合理性.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实在是一个美与善都达到极致的世界,作者不仅描绘了边地令人向往的美景,展示了边地健康的生命形态,而且由衷地感叹边地民风之纯朴,“由于边地的风俗纯朴,便是作,也那么浑厚.”[1]但是,湘西只是作者记忆想象中的艺术世界,一旦把湘西置于现实中,情形就不一样了.沈从文后来的几次湘西之行,打碎了他的湘西梦.亲眼目睹风雨飘零的湘西后,他说：“当时正因为所看到的好的农村种种逐渐崩毁,只是大小武力割据做成的最愚蠢的争斗打杀,对于一个年轻人教育意义是现实,一种混合愚蠢与堕落的现实,流住浸润,实在太可怕了.”[5]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一堆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灭亡之路走去,一切人生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它原来的纯朴型范!”[4]“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6]沈从文无法预见湘西未来的出路,看到了心想维护的记忆中的湘西一去不复返,为了保有对湘西的美好形象,他只好在创作中放弃湘西,可湘西是他艺术生命的根,也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离开了湘西,便遇到了创作资源短缺的危机.同时,沈从文明白,他的文学理想、审美追求、创作风格都与建国后的文艺理论、文艺政策存在着冲突,如果想继续从事心爱的创作事业,不仅要彻底放弃自我,转换风格,追随时代创作潮流,与新生代要求保持统一,而这谈何容易.
由于离开生命之根,出现了创作资源危机,心想转换自己的创作传统而力不从心,难于适应新的文学政策和文艺理论,无法与新生代保持一致,沈从文只好痛苦离开文坛.他说：“由于学习了几年主席关于文艺的许多指示,从工作全面去考虑,照‘文艺面向工农兵’的原则,我懂得的极少,即或短期参加过土改、五反、较长时间却在午门楼上陈列室、文物库房、图书馆.若重新搞写作,一切得重新学习.
面对新时代,沈从文清醒的意识到自己的格格不入.新时代对文学艺术从内容形式到表现手法都有全新的要求,其结果必然是文学艺术中千百年来的以个体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创造热情、创造动力和创造理想被摧毁了.作品已无所谓伟大与否,适时即伟大.伟大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已有了根本改变.这对在旧时代已经成熟的文学艺术家来说,要他们在政治行为、生活和工作中迅速转变并非难事,而在写作上迅速转变却有相当大的困难.沈从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外两种形式,他不写,他胡写.”沈从文无疑不愿“胡写”,只能选择不写搁笔而转向文物研究.此后几十年,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恶劣,他都年复一年地埋首于斑斑驳驳的文物之中,潜心研究,孜孜不倦,取得令人惊叹的累累硕果,成为一代文物研究专家.
从感情奔放激越的文学巨匠到冷静理智的文物研究大家,人生转折的跨度如此之大,他似乎心甘情愿,心如止水,似乎把过去的一切全都淡忘.其实不然.1961年沈从文所写的一篇尚未完成,当时也未准备发表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表明,他对自己后半生的转变其实心有不甘,深叹这是把生命浪费了.
深叹将生命浪费了,这是沈从文在文章中发自的内心深层的感叹.作为成熟的艺术家,沈从文深知艺术的生命在于个性化的独创,但他的艺术生命不被理解,不被重视,时代强调的是共性而否定个性,对此,他说：必须明白机器不同性能,才能发挥机器性能.必须更深刻一些明白生命,才有望更有效的使用生命.文学创作有一般性,但也有它的特殊性,不适宜用同一种方法,更不是用揠苗助长的方法所能完成.否定个性就是否定生命,因为人不是机器,何况机器还有不同性能.随着文学标准完全为政治标准所取代,文学已经完全成为政治的工具或简单的传声筒,沈从文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和担忧：认为文学的困境在于受到过度严肃的要求,使得作家在写作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和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
与沈从文相比,新文学史上有许多跨代作家并未选择沈从文的搁笔之路,他们紧跟在时代步伐的后面,努力创作,他们懂得在什么样的山上就努力学唱什么歌,因此,他们在新时出的作品虽有才华横溢之作,但也有大量让人不忍卒读的应时遵命之作,对他们来说,文学可以是一种多变的工具,而对于沈从文来说,文学是一种信仰,因而在特定形势下,他不得不用“放弃”来“坚守”它的纯粹性,一任命运带给他屈辱与磨难,仍象无从驯服的斑马,执着地认定自我之路,不惜割舍自己生命中最心爱的事业,依然搁笔来守望它的纯洁.我们在遗憾中定会赞赏他的高洁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