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当下,以新中国60年文学为讨论点,涌动着对历史与学科研究走向的思索.
与“十七年”、“”、80年代、新时期这样一些年代对当代文学的总体研究不同,近年来,由于对当代文学不同时期的断代研究不断深入,对研究对象复杂性的认识也日渐深入.在此基础上,当我们试图把原来的三段叙述(大体分为“十七年”、“”和“新时期以来”)组合为一个整体,对当代文学史加以重新阐述的时候,当前的情况,与过去有关当代文学史的概括相比,将必然有所区别.比如以往有关中国当代文学史宏观叙述的某些定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文学、从伪现实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文学、从非人的文学到人道主义的文学主潮等.这些概括与后来对历史进一步发掘的情况并不十分吻合.这些问题和难点,恰恰为今天的历史叙述开辟了新的可能.
实际上,60年还是一部断代史,但把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日常生活转向”年视为一个单元,视为一个由不同断代研究组成的合成体,我认为现有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当代文学史研究将不再以往的理论框架内周旋,也不再像过去出于一种政治运动惯性的影响,把不同己见的结论设为靶标、检测想敌,挑起又一轮政治运动式的攻击与批判,而更注重60年文学不同阶段之间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包括那些对立观点之间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并因此使这60年文学成为上下文关系比较紧密的一个整体,成为一部有机的、有历史活力和文学生命的断代史.这不完全出于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基于一种事实:以往有关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观念,在现实文化语境下正发生迁移,乃至转型.
一、
有关文学史的整体研究,并不否认其间的阶段性研究.而且在一定意义,无论宏观叙述还是微观分析,无阶段划分就无历史研究.同时,阶段性研究还可以不断细分、细化,以致无穷,从而改变一些缺乏事实根据、仅凭印象式的结论.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细分与细化的结果,又容易把历史细部看作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并抽出某一历史现象进行道德评判,而忽视了这些看似孤立的个体的历史成因.
在中国文学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代文学是距离当代人最近的学问,也是最能牵动叙述者个人情感好恶的部分.因此,将历史进行道德判断和处理,褒贬好恶,旗帜鲜明,往往出于单方面理解某一文学流向、文学思潮的直观印象.西方历史哲学家所谓对历史的反思精神,中国人常说的设身处地的思考问题方式,均与上述那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不同.而且令人尴尬的是,当一种直观印象日渐变成一种压倒趋势,甚至成为一种判断个人道德立场的准绳,从而成为一种压抑的力量,意味着新一轮“拨乱反正”又将开始.这种肤浅的循环往复,总是以所持观点一方的自我道德相标榜,并以忽略或有意不计其它历史因素、切断不同阶段和层面的联系为代价的.
对于一个学者,“历史之同情”的态度,固然在于他长时间关注某个问题,对研究对象感兴趣,就像情人赴约会,有感情,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真正的要点在于,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分析,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原来的某些印象、想法或前人的结论,于是产生动摇.他发现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并非决定于个人的主观意志,他们的所作所为,之所以能存留于历史,有顺应历史和借助时代影响一面,也必然有受到历史和现实制约的一面,所谓时势造英雄.换句话说,研究者从中看到了一种历史相关性,也就是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因此,这种历史相关性,不仅看到差异,还可以从两种截然不同的论点之间找到联系和共同点,可以从那些个人欣赏趣味并不认可、却在历史上得以留存的作家作品中,发现有可成立的充分的理由,还可以从那些曾经在历史中奋力拼搏、挣扎的文学个人身上,从他们无法摆脱历史宿命的处境中,感知后人对历史的谦卑是如此重要.
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轻易下结论,其实并无大碍于对象本身,因为他们已经化为历史,而这样的结论如今俯拾皆是,缺乏思考能力,只表现出今人的无奈.历史人物遇到的矛盾、问题或两难处境,作为一种遗传基因,同样会以他种方式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今天仍有一个如何选择和对待的问题.如果说,文学史也是一部关于人性的历史,那么关于人性和历史的同情心和道德感,与对于历史的这种相关性理解有重要的联系,历史道德应该建筑在历史科学基础之上,而非孤立、简单的真伪、善恶评判就可以了事.传统史家所谓皮里阳秋、暗藏褒贬的用意之一,也有不逞一时之气的含义,不要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把话说得过满,而舍弃了中立状态下事实的本相.换句话说,缺乏历史科学基础的道德评判,终究像冰雪的房屋,或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时过境迁,不足为凭.
总之,通过对历史的细部研究,发现历史各个层面和不同阶段相互纠葛或联系的纽结,不仅使相对宏大的历史格局得以成立,也使历史不是在“断裂”观念作用下材料的堆积,不是配合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成为一项充满智性的基因工程,追求真理的一门科学.
二、
当代文学史从一开始,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政治历史事件紧密相连.在60年历史进程中,又有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都与文学有关,文学往往成为政治运动的导火索,也就被称为了判断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因此,与战争年代或上世纪十年代大规模开展现代化等现当代历史上其他时期相比,说新中国初期文学与政治有更紧密的联系,一点不错.问题是这一时期的作家是被动地适应形势,使自己和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还是主动地响应形势,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或者既不完全是这样,也不完全是那样,而是文学对政治的反叛和颠覆,尽管这后面的一点许多人都不会同意.对这些问题如不作具体细致的分析,很难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而且与人们对历史善良的期许十分不同,在新中国初期、甚至在这60年文学进程中,并不能找到未经时代政治“污染”的一方天地,如果以政治左右文学的程度作为评价当代文学的标准,实在不知何以安放这一段文学的历史.
政治与文学作为不同领域,今天只能是一个大致的区分,因为以往那种断然划分的方式如今已在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背景下显得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实际上,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的统摄与被统摄关系,已无法采取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加以解决,即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你斗倒我,就是我斗倒你,而是彼此之间存在扯不断、理还乱的矛盾与联系,这是由于文学与意识形态存在“结构的两重性”关系.
社会学家在分析这一点时曾经指出:
结构决不能被简单地概化为施加在人类主体之上的强制性因素,相反,它们是能使人有所作为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结构的二重性.从原则上说,结构总是能够从结构化过程的角度去加以认识.探索社会实践的结构化过程,就是试图解释结构怎样通过行动而建构出来,并且,相应地,行动又是怎样被结构化地建构起来的.
结构化过程包含着意义、规范与权力的相互作用.作为社会科学的基本范畴,这三个概念具有等值的分析意义,并且从逻辑上说都既包含在有目的的行动中又包含在结构之中,每一认知与道德秩序同时也是一种有“合法性”的权力系统.
在此意义,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并非由或某个政治领袖的个人意志所能决定,并强加于文学和公众社会,而是生发于这一时期的某种“公共意志”.政治领袖人物不过是敏锐地发现、回应或利用了时代潮流.新中国文学的作家和理论批评家既是这一时期文学的建构者,或者说意识形态的建构者,同时他们的作品也被这种意识形态所建构和规范,这是文学无以逃脱历史和意识形态局限的宿命.有关这一点,我在《热风时节》关于赵树理小说一节中曾有辨析与说明.而且对作家作品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又会发现,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均有所不同,文学在意识形态领域是最为敏感和富于弹性的地带,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但文学具体生产的过程,却是规约不断地撒播、移植与变异的过程.某一时期人的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史固然有大体走向,但绝非铁板一块,无论政治环境多么紧张,像“反右”、“反右倾”运动,重提“阶级斗争”,直到“”.从文学作品的细部,都可以观察和发现其异的过程,包括意识形态变化、迁移和转型的可能.在此意义,“”后新时期文学展现的文学风格、思维方式,包括一些思潮论争,都已经在“十七年”到“”的文学中具备了某种发展和变异的可能性.
三、
不能忽视自近代以来,传统中国不得不加入世界现代化的大背景.特别是1949年当战争造成的动荡局面基本结束以后,这一进程在新中国生活的各个领域日渐凸显.因此,这60年的文学,在如何对待革新与守成、大众与小众、上层与底层、无限与有限等现代性引发的种种矛盾中,真可谓辗转反侧,夙兴夜寐,争执不休,探求不已.但他们无论哪一方面,都为这一最为激剧的社会转型与变革时期,留下最为复杂、也最为生动的文学写照.
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究竟是实行马克思主义还是三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尽管政治上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之间争论不休,但历史学家还是从中国社会在现代性和全球化压力下,不得不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现在各种争论背后潜含的这一关键的历史因素:
我想读者具有同感:我们今日已面临着历史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只举着近身一例:自从1945年内战之展开,已使近两百万的军民,于极短期间自大陆移居于台湾.这即已是中国历史里自洪荒以来未有的事迹.因为如此,再加以很多类似打破纪录的变故,使我们过去用以衡量历史的尺度至此大体失去效用.再瞻望着最近台湾海峡两岸人事的转变,也使我们领悟到内战之真意义也许并不是所谓无产阶级清算资产阶级,而是中国需要彻底改组迎合全世界潮流所带来的不得已的动荡.
特别是在比较海峡两岸这一时期农村生活的变革时,论者发现彼此具有十分相似之处,原因在于都是要“剔除农村里阻挡着全面改革的各种障碍”.不同的是大陆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政策涉及面宽,所需力度更大,“所以为患至烈.台湾这方面倒可以因利就便,只引用了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再配合美援,即先期完成了一个‘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能迅速存积资本,发生了领导作用,这不可能在五十年前一眼看清.也因为如是,当日各方面依据意识形态所写的历史也因为时过境迁,近日都亟待修订”.对当代文学中新中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可否也作如是观,尚可讨论,但在现代化总体格局下中国究竟走怎样的路,才能从上世纪初年,从一个“开祠堂打屁股”的分散、保守的传统社会,过渡到拥有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组织形式的社会,的确是不论来自城市还是出身农家的作家都在文学作品中格外关注的问题,尽管他们给出的答案不同,但现代化的社会发展之路是不能不走的.作品中或激进、或趋向守成的道德立场,都说明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在人心理造成的震荡与反应的多样与复杂.而且这种状态不会发生在上世纪的五四时期或左翼文学的三十年代,尽管它们也都深受新文化潮流的影响,但作为一种“公众意志”,却是参与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他们和总体社会潮流的关系,而且在于其中包含的复杂与变异,也是对未来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潜在因素,或最初的根芽.
注释:
(1)[英]A.吉登斯:《社会学方法新规》,黄平译,韩少功、蒋子丹主编《是明灯还是幻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43页.
(2)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国家遇到社会环境剧烈的变化,“决不可能仅因少数的人一意为非作歹,其他则盲目附从.尤其因为这种行动所造成的局面几十年后上不可能逆转,更不能轻易地指斥其为一种错误,免不了当中尚有公共意志在.在这种情形之下,总是此局面与我们个人的志趣和期望相违,我们也应当在追求真理的前提下,虚心考究其积极性格”.见黄仁宇:《玉垒浮云――书于〈地北天南叙古今〉卷首》,《地北天南叙古今》,三联书店,2001年.
(3)(4)黄仁宇:《玉垒浮云――书于〈地北天南叙古今〉卷首》,《地北天南叙古今》,三联书店,2001年.
(作者单位:《文学评论》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