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眼中的历史与文学

更新时间:2024-02-04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0529 浏览:143418

摘 要:对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一书进行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着王德威眼中的历史观与文学观,而这种历史论述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重新审视打破了传统的对于历史和文学的习见,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历史与文学的承担,从而反思人文主体的建构和挣脱历史目的论的宿命.

关 键 词 :王德威;历史观;文学观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1)09-0000-01

王德威的《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一书,并不是十篇论文的简单罗列,而是围绕着一个统一的主题进行精心的编排,而这一主题正是全书的序言的题目:“历史迷魅与文学记忆”.

这种对历史论述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重新审视是王德威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和研究兴趣.王德威认为,以往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强调经典大师的贡献、一以贯之的时间流程、历史事件和文学表征的相互对照,形成了所谓的"大叙述".综观20世纪,我们往往立意于文学的单线史观,考察中国文学如何步步为营,从日趋僵化的刻板文言,进化成通俗大众的国语白话,文学遵照逼真的律令,揭露黑暗,针砭时弊,成全了“写实主义”或曰“现实主义”的崇高地位,执意要将传统与现实中不够清明正确的信念去除殆尽.“呐喊”“彷徨”务求摒弃病态,“启蒙”“救亡”俨然科学祛魅.宏大叙事逐渐成为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旋律.而上个世纪末以来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则对"大叙述"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并将研究的范式由“宏大叙事”转为更加具体和深入的“小叙事”,比如对胡风、路翎的重新定位、对写实现实主义的再批判、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省思、对被忽略的文类如散文、报告文学的探讨,还有"上海摩登"的再发现等等.后现代的诸多历史观,从福科的谱系学到德里达的解构说,再到怀特等人的后设历史、新历史主义等,为其提供了理论资源.这与大陆八十年代末以来"重写文学史"的号召正相呼应.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性不只是指过往经验、意识的累积,也指的是时间和场域,记忆和遗忘,官能和知识,权力和叙述种种资源的排比可能对历史性的多元化认知,已成普遍的共识.对"文学"与"历史"紧张关系的思考,也是王德威念兹在兹的重要话题.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论述过小说的虚构性想象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无论小说还是历史都要用文字来表现,文字意义的真实并不因叙述标示的文类而定.历史叙事的可信度与小说想象的真实性,孰优孰劣不可一概而论.他通过对莫言等人小说的阐释告诉我们,"当历史不能满足我们诠释现实的时,寓言升起",又说"在历史的尽头,小说升起",他强调"如何把历史变为寓言甚至预言的努力,才是我们的用心所在",由此,历史与小说之间泾渭不再分明,小说完全可以成为历史的存在的又一种可能,而且更加丰富.

王德威的历史与文学观打破了传统的对于历史和文学的习见,即“以历史为过往人事的纪录,真实(甚或真理)不言自明的指针;相对的,文学则以虚构为能事,纵然触及史实,也不免平添玄奇幻想的因素.”而在西方解构主义者和新历史主义者眼中,历史或成为庞大的叙事符号架构,或为身体、知识与权力争夺的场域;文学或为政治潜意识的表征,或为记忆解构、掩映的所在.这样的新理论提醒我们去打破既往的历史决定论和文学反映论的迷思,破除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文学这样一种二分法的思维惯性,深刻认识历史与文学在深层次上的同构性:他们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话语,是权力运作和话语实践的产物.因而本书着眼于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和历史的互动,研究文学如何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也就是书中所说的“改造国魂的利器”而参与到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和历史构造之中;而历史又如何在革命和启蒙的号召下,以“除魅”为名,将原本多重复义,众生喧哗的文学加以规训和筛选,将其规约到统一的构造中去,并获得自身的合法性.然而时移世异,新时期以来,当我们用新的眼光去检视百年现代文学经验时,我们发现我们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获得了深刻的教训:历史的运作和诠释竟然如此的不可思议,一如虚构的文学,结果是失去了本身的神圣性,而文学的创作在深受现实规约,放弃想像的自由同时,又从中顽强地折射出真实的历史光影.

本书在编排体例,资料选择和切入角度上,都有着突破创新之处,同样体现着作者本身不落窠臼的历史观念和学术视野.长期以来,大陆的中国文学研究,一则出于线性时间历史观,区分为近代、现代、当代,二则自限于地缘政治,规划为大陆、港台、海外.不言而喻,此一学科建制有其政治的、学术的考虑,当然也为自家的研究带来方便.但是,夹处近代与当代文学之间、又雄视港台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其身份因此颇有吊诡意味:不但凸现学科自身的意识形态功能,亦加剧中原边陲间的紧张与对抗.“截断众流”与“画地为牢”之最负面的效果是:研究者视野狭窄,无法对历史流变的痕迹,作整体把握.而本书在内容的选择上表现出王德威的独特视野:作者并非根据传统的线性的、单一的编年顺序来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而是描绘一幅多重性的时间图像,抽丝织锦,迂回前进.

本书虽然名为《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但内容又没有仅仅限定在小说和文本分析上,例如《革命加恋爱》中对茅盾、蒋光慈和白薇三位作家写作经验和情感历程的描述和揭示,采用一种评传式的讲法,追查个人际遇与文学记录间的虚虚实实,若即若离,将文本的解读和历史的还原与叙述结合起来;再如论诗人之死的文章――《诗人之死―――闻捷、施明正、顾城》.作者试图藉三位男性诗人的,勾画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诗人面对文学、政治、生命的抉择间所作的惊心动魄的辨证,以及令人肃然或悚然的下场.这样的探讨显然已经越过了其一贯关注的小说领域,而显然就是一种超越文本的文化解读了.这也蕴涵着王德威的文学研究中文化的取向.另外作为对大陆文化研究热的呼应,大约从二十世纪九十年始,王德威开始关注文学创作中“城与人”的关系,例如本书中的有关“记忆中的城市,虚构中的城市”的三讲,从上海、香港与台北这三座充满了历史积淀与文化记忆的城市入手,结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有意从地域文化的角度阐释文学书写与文化记忆的关系.这种侧重城市文化与文学创作关系的研究,与李欧梵等海外学者的研究取向有着或隐或显的承传关系,也与王德威近年来与陈平原等大陆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相关.


综上所述,本书是作家作品,文学史,文化和理论研究的多元综合体.从实际创作情况来看,本书并非有着严谨架构的学术著作,而是不同时期创作,主题也不尽相同的论文集合,作者虽然巧妙地通过序言揭示了各篇文章主题深层次的内在统一性,并以此来加以整合,但我们看来还是难以掩盖其散乱杂糅,难以统一的弊病.毋庸讳言,这些文章不免会有挪用西方理论"六经注我"的"过度阐释",也有牺牲文本的文学性以"文化研究"大包大揽的偏颇,还有脱离中国现代文学现实语境和史料基础,以理论预设先入为主的局限,但是正是由于它们在学术视野、对象选取、方法抉择、理论取向等方面,与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异其趣,才呈现出它独特的学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