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的创造中实现文学的创造

更新时间:2024-03-05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18360 浏览:82010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一堂,交流学习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以此纪念《讲话》发表七十周年.我向与会的作家、评论家表示问候,向光临会议的老前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七十年前,1942年,中华民族正在最危险的时刻经受着血与火的考验,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在延安,同志和一群文学家、艺术家一起,热烈、坦诚地讨论中国革命文艺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我们大家都看到过那张著名的照片,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合影,在那张照片中,领袖与文艺家们亲密无间,他们是朋友、是战友.我们注视着照片上每一张脸,他们的脸上焕发着理想的光芒,他们的目光和神情饱含着对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坚定担当.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七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从《讲话》中不断地汲取力量,从《讲话》中最深刻地体认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讲话》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手中这支笔,它属于个人,但是,这支笔同时寄托着人民的期待与时代的重量.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与时代的发展、民族的进步紧密地结合起来,与人民的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

七十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几个月前,我们党召开了十七届六中全会,这是继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做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的蓬勃兴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迎来繁荣发展的黄金期.在这样的时刻,重温《讲话》,我们倍感亲切,《讲话》的基本精神、它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历久常新,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在《讲话》中,有一个词处在核心的、关键的位置,这个词就是“人民”.“人民”是《讲话》为中国文学指明的出发和前往的地方.同志提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怎么写作的.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人民”始终鲜明地镌刻在中国文学的旗帜上,为中国文学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广大作家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文学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文学的进步.中国文学繁荣发展的光辉历程,也正是作家们与人民同心、与人民同行的历程.

《讲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文献,也是中外文艺创作基本经验的结晶.每当我们重温《讲话》,总是会为其深邃的思想力量所打动,为那朴素而确切的真理所折服.文艺为了人民,这不仅指出了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属性,也揭示了古往今来那些伟大作家们恒久生命力的奥秘.例如我们民族伟大的诗人杜甫,他在颠沛流离中走到了人民中间,在他的诗中,我们听到了民众的心声,深切地感受着人民的疾苦和忧患、梦想和期望,这一切,把古人和今人,把不同经历和背景的人们从精神上凝聚起来,他的诗因此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一切进步的文化创作生产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这一论断深刻地阐明了文化生产和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

“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七十年前同志的话,今天读来,我们强烈地感到这些话如同说在今天.我们正身处急剧变化、日新月异的时代,人民的生活、创造和实践,可以说,无时无刻不使我们这些写作者感到“相形见绌”.不少作家、评论家都曾经慨叹,生活比小说、比艺术家的想象更神奇.人民的活力、想象力和创造精神正在灿烂地迸发、壮阔地展开,人民生活的丰富和生动,使这个时代的文学家们深怀敬畏.我们常常担心我们的笔跟不上时代,就如同执一柄小勺而面对浩瀚江海,我们常常会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会怀疑文学的力量,怀疑文学在如此神奇和盛大的生活面前能做些什么?

我想,这是每一个身处伟大时代的作家都会有的困惑.时代全面考验着我们的认识能力、思想和想象的能力,考验着我们的表现能力.恰恰在这里,《讲话》有力地启示着我们:生活本来就是浩瀚的江海,人民的创造和实践永远大于个人的想象,现在是如此,七十年前也是如此.生活的挑战不是我们望洋兴叹的理由,相反,我们满怀惊喜地看到,我们面对的是巨大不竭的源泉,这是时代和人民对每一个心怀壮志的作家最慷慨、最丰盛的馈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志指出,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些教导我们都很熟悉,七十年来,许许多多中国作家在深入生活、贴近群众这条道路上跋涉前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今天重温《讲话》时,我想,这条包含着“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的路,依然需要我们不懈探索.

七十年前,中国的绝大部分还处于农业社会;七十年后的今天,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中,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这是五千年未有之大变,社会形态、人们的生活形态和思想情感形态都变得远为复杂多样,太阳底下每天都有新事发生.同志所指出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问题,在七十年后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变得更为尖锐和迫切.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知道的事就是我一无所知.我想,我们在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我们每天都身处海量资讯和影像的包围之中,这使我们常常以为对世界所知甚多,而且求知非常容易,只需要你打开手机、电脑和电视;但另一方面,当真正进入创作的时候,当真正开始深入认真的研究和分析的时候,我们又会沮丧地发现,原来我们所知甚少,我们只是掌握了大量零散的碎片,我们很难把这些碎片凝聚成完整的形象和精湛的思想.这时我们就会感到,做到“熟”、做到“懂”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面临着感受和认识的艰巨难度,为了克服这个难度,为了“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就只有迈开双脚,走出家门,老老实实做学生,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无论古今中外,深入生活都是每一个对自己的创作负责任的作家的必修课,这门课对我们现在的作家来说尤为必要.一方面是时代和生活的巨大挑战,另一方面,我们自身的生活准备比之前辈大师们又有先天的不足.在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现当代文学展》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的履历越来越短、越来越简单,在同样的年龄段上,那些现代文学的前辈们已经经历了多少事,已经做了多少事,而我们的阅历和他们比起来是多么单薄.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幸运,我们生活在和平安定的时期,不像前辈们那样动荡颠簸,现代以来还没有哪一代中国作家像我们这样拥有三十多年这么长的稳定的写作时间;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有太多、太长的时间是守在书斋里,我们比我们的前辈更需要走出去,走向田野大地,去经历风雨,去认识世界.

中国作家协会一直致力于协助和支持作家深入生活.近年来,在以往行之有效做法的基础上,我们努力探索符合时代特点和创作规律的组织作家深入生活的新途径和新方式,比如定点深入生活制度,就是把深入生活与作家的个人选择和创作需要更紧密地对接起来,帮助作家走得出、沉得下、蹲得住、“打深井”.这样的做法受到很多作家朋友的欢迎,现在已经有72位作家参加了这一计划,其中有朋友对我说:走出去、沉下去,然后再回到家里,面对电脑时就感到踏实、感到有底气.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感受.

当然,比起外在的协助,更重要的、更具决定性的是作家的内在要求,是作家们的认识热情和主动行动.的确,我们自己日复一日的生活是生活,我们通过资讯也在便捷地感受和想象他人的生活,这一切对普通人来说也许是足够的,但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会为自己摸索出一条路,这条路直接通向广大的人群,通向深微的人心,通向对时代和生活个人的、第一手的、独特的感受和认识,也通向自身的开阔、充实和丰富.作家的创作并不是从他坐在电脑前打出第一行字开始的,而是从他在这条路上的跋涉开始;作家的创作个性不仅是在文本中形成和展开,也是从他探索作为一个作家的生活之路的时候就开始形成和展开了.

我想,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的共识.人民生活的广袤大地,正在向这个时代的每一位作家发出召唤,召唤着我们走出去,走出每一个人的那一条路.越来越多的作家正在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深入生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深入生活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作家的内在要求和主动行动,成为他们为自己选择的基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特别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年轻作家,他们正在以极大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弥补生活准备的不足,正以各种各样独具个性的方式贴近生活、学习社会,发生灾难时,他们会搭上一辆车奔赴灾区去做志愿者,他们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以普通人的身份去经历、去体验,他们在贴近别人的生活的同时,也在丰富和扩展自己的生活与心灵.

深入生活、贴近生活,绝不仅仅是为了获取创作素材.这是包含理性与情感的复杂的认识过程,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特别强调思想感情的变化.我们要像同志所说的那样“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什么是“了解”和“熟悉”?不是仅仅听到新鲜的故事、掌握表象的细节,而是与人们发生思想感情的深入交流.上世纪30年代,萧军和萧红初到上海,一度写不出作品,他们在给鲁迅先生的信中,倾诉了这种苦闷.鲁迅先生在复信中说:“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那个时代,走在上海的街上,可以看到各种人们的脸,而现在,即使待在家里,我们也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各种人们的脸,鲁迅先生为什么还要特别提醒我们看看“各种人们的脸”?我想,这是因为,在大街上、在电视上看到的脸,其实是外在的,和我们不发生交流.但是现在,你面前的这个人,你注视着他的脸,注视着他的眼睛,你和他就有了情感交流,你要投入情感,感受他的温度和脉搏,感受他的心,所谓人心换人心,文学要获得直指人心的力量,我们先要把自己的心交出去.对文学来说,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是存在于概念和观念之中,而是存在于最具体的“人类关系”之中,在我们面对“各种人们的脸”敞开心扉的时刻被蓦然照亮.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中,我们才能有把握地说,我们熟悉了各种人,了解了各种事情,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和人民深刻地呼应和共鸣,这时我们就有可能酌一勺而知江海,就有可能实现我们追求的目标,去抵达“典型”和“真实”,抵达同志所说的“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境界.我们就可以满怀信心地确认,文学不会失去它千百年来的力量,它现在是、今后也将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是把追求崇高和正义、美好和幸福的人们联结在一起的纽带.

重温《讲话》,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同志对文学艺术家们的殷切希望,他希望我们“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为了实现这样的创造,“第一位的工作”是了解人,熟悉人,是贴近人民的生活和创造.中国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高峰都是建立在对人民的创造的深刻领悟之上,历史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人民在文化创造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也为我们指明了创造之路.


“创造”,这是作家的天职,是时代和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期待和郑重嘱托.我们有幸与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相逢,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生机勃勃的时代,是古老中国在世界瞩目下大踏步前进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召唤伟大的作品,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书写者.让我们把根深深地扎在人民中间,扎在人民生活的大地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周围,为人民而写,为时代放歌,共同迎接社会主义文学更加繁荣的明天.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