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季宇有两副笔墨,一手写历史,一手写现实.谈起他的创作,人们会不但想起《段祺瑞传》、《共和,1911》这两部优秀的史传文学以及《当铺》、《盟友》、《县长朱四和高田事件》、《权力的十字架》、《徽商》、《王朝爱情》等历史小说,还会提起他的《灰色迷惘》、《割礼》、《名单》、《证人》、《最后期限》这些揭示当代生活的小说.一般人倘若涉及两个领域,就会有所偏重,或者虽然主观上也都下过功夫,但却给人一个更适合某一领域的感觉,可季宇两副笔墨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并让人产生阅读的快感.
季宇是一位喜欢泡史料的作家.《中篇小说选刊》1997年第一期转发他的《县长朱四与高田事件》时,他应邀写了创作谈之类的短文《爱国者的苦难及其它》,文中有这样的文字：
这两年,有意无意地,我时常泡在故纸堆中.先是写长篇《段祺瑞传》、《权力的十字架》,后又写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徽商》,这些都离不开史料.查找资料是件艰苦的事,但也有不少乐趣,尤其是当你发现一条新的线索,弄清一件事情的原委,或者拨开原本笼罩在某件事上的迷雾之后,就如同解开一个谜,令人兴奋不已.当然,读史料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使你的思想变得丰富起来,因为历史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老师.它为我们认识今天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①
有一次我和潘小平女士闲聊时,她说季宇的题材优势在清末民初.确实,虽然季宇的史传文学作品中着力描写的如段棋瑞、冯国璋、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黄兴等,这些人物和生活跨度都是从晚清到民国,可他们人生叱咤风云、光华四射或显赫一时的一段是在1911年前后,即围绕民国的建立跌宕起伏而展开的.因此,我同意潘女士对季宇的这种概括.
对民国史有研究的爱好,促使季宇翻阅了大量历史著作,包括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读了这些学术著作会使人视野开阔,不至于陷入历史的迷雾之中.但是倘若光有上述著作垫底,就开展史传文学创作,我以为即使能写出来也是粗线条的,没有多少吸引力.我曾经在评论一位学者的传论著作时提出一个观点,写传记文学必须走访知情人,搜集传主和与传主有关人物的轶事,可季宇在十多年前就遵循这一思路.他在《段祺瑞传》后记部分写道：
在引用史料方面,我选择较多的是当事人的回忆,尽管有些人的观点不尽正确,但却更接近历史原貌；有些有争议的事件,我力求客观陈述,这种不确定性或许能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思索空间.对于一些符合人物性格的轶事,我也适当地进行了选用,以增添可读性,使人物更为丰满.②
我以为当事人的回忆和一些历史人物轶事介绍偏向描写和记事,而描写和记事则是文学常用的手法.所以采用这样的史料写出来的史传文学作品一方面比较可信,一方面又能尽显作者的文学才华.不久前,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导朱文华曾在中国很有影响的《人物》杂志上发表《抵制文学的诱惑――我的传记文学的立场》一文,他认为传记文学作家要戴着镣铐跳舞,不能有太重的“文学情结”,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史实记述本身力求准确可靠,只是在相关问题进行评论时才充分运用文学语言.季宇写作史传文学时,总是力图在文学和史料二者之间,最大限度上向史料偏移.比如《共和,1911》根据档案,不仅叙述了汪精卫的供词中“同谋并无别人,即黄复生在二月四日以前尚不知情.罪只兆铭一人勿望株连”的满不在乎的口气,还根据汪精卫的回忆录说汪犯了弥天大罪以后照吃照睡,然后季宇进行了这样的一种分析：
按理说,照他这种态度是难以被清廷所容忍的,可偏偏善耆发了善心.法国作家蒙田曾说过一段名言：“当被我们触犯过的人握有我们的生死支配权时,感化他们心灵最通用的办法是低三下四地服从.然而,与之相反的勇敢和顽强,有时也达到过同样的效果.”汪精卫的情况或许就是如此.有回忆说,肃王善耆本是新派人物,爱惜人才,汪精卫的才华和勇气打动了他,使他不忍加害于汪.且值民气方张之时,他一直主张缓解矛盾,于是动了曲全之心.③
这样的表述,既是哲学和心理学的,又是历史和文学的,或者说历史和文学的外壳内是哲学和心理学的思维.有了这样的分析,汪精卫的奸雄形象就是立体的,而不是漫画式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在季宇灵动之笔的表现下,才呈现出多姿多彩、情趣盎然的面貌.前些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传人大陆,一时洛阳纸贵,知识界争相传阅,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万历十五年》是用文学笔法写历史,写人物,如果我要说季宇的史传文学是《万历十五年》的大陆版,可能会有人说我在炒作,但是如果我要说季宇的史传文学作品,尤其是2001年出版的《共和,1911》在笔法、文字方面与《万历十五年》很是相象,恐怕不少人会同意,为了使读者诸君同意我的观点,我们不妨比较《万历十五年》和《共和,1911》两段文字.
公元一九0一年,这是历史上又一个新世纪的开始,然而,对大清帝国来说,新世纪却没有一点儿新气象.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两宫“西巡”,一路逃往西安.当时的行宫只好在陕甘总督衙门内临时将就,一切因陋就简,就连太后、皇上的御膳标准也大大下降了,每天约二百余两,由陕西巡抚岑春煊定准.④
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⑤
这两段文字前者是季宇《共和,1911》开头,后者是《万历十五年》第一页和第二页中的一段文字.它们都是表述历史,可都是那么具体人微,可以说文学笔法是两人的不谋而合之处.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两段文字：
袁世凯除了在政治思想上加强对部队控制外,驭下还有一套特别手腕,那就是恩威并重,又打又拉.袁世凯是一个曹孟德似的人物,所谓奸雄本色,大奸大滑,处事果断,也颇有手腕.在朝鲜“壬午之役”,吴长庆让他第一次领兵,他便以不守军纪为由一下子杀了七个士兵,以此震慑部下,树立威望.⑥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关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之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遵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⑦
比较这两段文字,就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抽象地概括与具体事例相结合.
中国是一个注重修史的国家,所谓“史官不绝,竹帛长存”是也.良史是一个极高的赞誉.北大著名教授陈平原最近在《东方文化》2003年第五期上撰文,盛赞了清人全祖望的成就,他引用了严可均和阮元的文字.严可均的文字是这样：
余观古今宿学,有文章者未必本经术,通经术者未必具史裁,服、郑之于迁、固,各自沟浍,步趋其一,足千古矣,祖望殆兼之,致难得也.⑧
阮元的文字是这样：
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以传,而鄞县全谢山先生兼之.⑨
陈平原最后总结道：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合一,就是要突破“学问”与“文章”之间的藩篱.既有学养内涵,又是文章高手,全祖望有这种才华写出的《阳曲傅先生事略》、《梅花岭记》,才能成为千古至文.结果连《清史稿遗逸传》里的《傅山传》也是参照全祖望的《阳曲傅先生事略》才得以写成.其实全祖望的成功就在于既能“咸属良史”,又能“斐然成章”.在现代中国,这样的人不是投有,如黄仁宇先生可以算上一个,而季宇从《段祺瑞传》中便开始有意地朝这方面努力,而在《共和,1911》里,我看到了此种方法的相当意义上的成熟.
季宇的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历史小说都是以现代意识重写历史,如《当铺》,写的是一个父子相仇的故事.暴露家族的黑暗、家长专制是现代文学小说中的一个重头戏,因此父亲压制儿子、儿子反抗父亲曾是这些小说表现的重点,季宇借用的是这个壳,表现的却是他的一种现代意识即用现代意识烛照中国传统家庭.朱华堂和朱辉正的矛盾起初都是生活和教育问题,比如朱华堂节俭小气,而儿子却大手大脚,朱华堂的严厉管教,反而造成一种逆反心理,结果儿子学会了,偷起了家里东西,最终是与朱华堂的妾发生了关系,而导致父子关系的彻底决裂.现代文学作品中反抗家庭专制这种严肃主题似乎被消解了,家庭矛盾似乎只是一个教育方法和性的问题,但是这种对现代文学反封建的家庭问题小说主题的解构则是确立了一种新的对传统家庭的认识.即教育方法的不重视,性的问题的回避都可能酿成某种问题,朱辉正的疯狂,朱华堂事业的衰败不就起因于此吗同样,《盟友》也是以五湖二次革命的失败为外壳,写了一个五湖二次革命失败的故事.革命失败的原因过去总是归结为准备不足、内奸、资产阶级性格软弱、不敢发动群众这些看起来非常重大的客观原因.可是季宇写的五湖二次革命的失败却是因为“重色轻友”这一主角的性格因素使然.菊妹因为酷似马新田过去爱上的一位日本女人和子,所以马新田便无法自制,狂热的占有欲和不乏真情的混杂,使马新田对菊妹下了手,因为怕事情被蓝十四发觉,最终使马新田向清政府密告蓝十四,从而使起义流产.“重色轻友”曾经是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一个反复表现的主题,而用弗洛德心理学理解历史、理解人性则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和作家之间一个沸沸扬扬的话题,但是能够把西方历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新观点与中国古老观念结合起来却是少有人做到的.“性”的作用不可忽视,因此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也有可能与性有关,这是西方人的意识,可是我们古人对此也是有类似认识的,如果说“红颜祸水”(西方也有,如说特洛伊战争就是因为美人海伦)是夸大了性的作用,可是说“重色轻友”有可能是某一历史事件真相的原因,这个结论应该能够成立.中国传统文学和历史中就曾经上演过数不清的重色轻友的故事.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色轻友”这个个人化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再受弗洛伊德的启发,就具备了创作一篇超出传统、融汇中西观念的现代优秀历史小说的基础.我以为《盟友》就是这样的一种创作思想背景,我甚至说《盟友》不会过时.我和季宇说,这篇发表于1993年的小说如果现在寄到某杂志社,编辑若没有读过,仍然会发出来.我不认为这是一句奉承话,而季宇则说那是因为历史小说往往不存在时效问题,但是不是所有的历史小说都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倒也未必.
用人物故事承载一段历史,思考人性,反思历史,这是季宇历史小说的基石.《当铺》中父子反目成仇是如此,蓝十四、何天毅、马新田从结拜兄弟到同室操戈是如此,《权力的十字架》是通过冯国璋的浮沉写出权力对人的诱惑.小说中冯国璋在民国前尽管有时也能以清廷为重,可是最终还是服从了袁世凯的安排,成了袁世凯的一枚棋子.民国建立后,冯有时也能申明大义,比如不愿为袁世凯复辟效力,可是当黎元洪、段棋瑞的“府院之争”对他有利时,他还是静观其变,即使有所行动,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终于黎、段一同被扳倒,他走上了权力最高层.季宇写的冯国璋的故事证明了权力对人的诱惑是那样强烈,可是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袁世凯觊觎无限的权力,结果走向了毁灭,黎元洪、段祺瑞为权力之争结果两败俱伤,冯国璋会受到权力的永远青睐吗作者没有说,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权力的十字架》这个题目取得好,只要权力对人心灵腐蚀的土壤没有铲除,季宇笔下冯国璋的故事就仍然值得一读.
如果说《权力的十字架》是着眼于中国政治文化,而《徽商》则是着眼于中国商业文化.徽商的崛起和消亡,这是一个学界讨论多年,甚至今天仍未有定论的问题.季宇通过《徽商》写了潘浩璋这个商业世家的兴衰史.徽商的精明过人靠的是诚信、节俭、吃苦、仁义,《徽商》中潘浩璋没有在商业中失败,可是奸商吴廷寿与官府的勾结还是让他险丧自己的性命,这说明季宇对徽商的最终不兴是有自己的思考的.在《序言》中,季宇写道：“等任何事物的兴衰,归根结底,最深刻的原因还在于自身”.⑩我想,吴廷寿这个人虽然在《徽商》是作为反面人物来写的,可是他的勾结官府,利用官府力量横行商界,恐怕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也不是个别现象.因此中国商人受制于官府,常常要看官员眼色行事,这是不是传统社会商业的时盛时衰的一个原因呢季宇没有说,可是读了《徽商》,我们还是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表现传统商人的历史小说除了《徽商》之外,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