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本土性·人类性

摘 要 ：全球化语境中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既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面临着新的机遇,本着这一文化背景,本文主要从中国性、认同焦虑和人类性关怀三个方面来重新反思东南亚华文文学新的生长点,以期望东南亚华文文学有更良好的文学前景.

关 键 词 ：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国性；本土性；人类性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63（2006）3－0003－04

全球化话语作为当今世界快速趋向的文化状态,席卷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东南亚华文文学在这种新的格局之下,既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面临着新的机遇.本着这一文化背景,本文主要从中国性、认同焦虑和人类性关怀三个方面来重新反思东南亚华文文学新的生长点,以期望东南亚华文文学有一个更良好的文学前景.

一、

皮特斯曾主张“把全球化看作一个杂交混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导致了全球化混合的出现.”[1]事实上,在这种杂交混合过程中,必然出现本民族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全球化的冲突.对于华文文学来说,一方面作家身为华裔,其本根流淌的是华夏文化的血液,另一个方面又必须接受当今文化一体化潮流大势的洗礼.这一文化悖论,是每一个作家所思考的问题.

文学的产生总是趋于某种文化的自觉,然后才是文学的自觉.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文化是海外文化、华人社会构成的基础和形成巨大凝聚力的纽带,也是华文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华文作家不可避免地要扎到华夏文化的本根中,在文学创作中担负起文化传承的任务,因为文化的全球化决不等于全球文化的单一化.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南亚华文作家深受祖国大陆文化的影响,包括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东南亚各国汲取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的精髓,对发展当地的华文文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嫁接在中华文化这棵大树上,东南亚华文文学在20世纪上半叶取得了重要收获.这种文学传统,决定了这一区域的作家们表现出对中国文化之根的深深眷恋,这是华文文学中最动人最突出的音符.正如白凌在《墙》中所言：“殊异的文化是思想的墙,分布在温柔的水上,深入心灵的泉头.”[2]老一代作家的成长历程,决定了他们尽管远离中国大陆,但他们从道德、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情感归依等方面,依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息息相通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众说纷纭的所谓中国性问题,我理解其核心的内容应该仍然是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古典大文化传统和现代小文化传统）.中华传统文化本应该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得以立足的基本,是不容质疑的问题,正如黄锦树不能不承认的：要写出典雅、精致、凝炼、辞藻丰富的中文,无疑要向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吸取养分,深入中国古典文学.有些作家则比较干脆,显得自信十足,如诗人孙文波就认为：“我们从自己的生活中导出的一切关于生活的认识、反映和态度,就是‘中国性’,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来自于它.不管别人的看法如何,不管别人认为这样的中国不是中国,我们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我相信,我们有权利这样说.”[3]在东南亚地区,黄皮肤、黑眼睛并不是华人的标志,中华文化才是华人流淌在血液里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基因,是无法割舍的东西.如果出现所谓的去中国性的问题,最终只能好比大树被连根拔起,枯萎而亡.因此,我认为,中国性问题在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及研究中,不是去讨论该不该有的问题,而是应该抓住全球化语境提供的话语平台,对中国性在文学创作中的继承与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把中华文化的优质鲜活的机能嫁接到自身的创作中来.

值得一提的是,与欧美华文作家相比而言,东南亚的华文作家受西方现代主流文化的影响相对不是太强烈.但是20世纪以来东南亚各国与中国一样,都面临着国家现代化的文化想象过程,因此,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身处东南亚的华文作家无疑还存在着作家文化价值的选择或平衡问题.李蕙秀在《清澈的源头活水》中说：“南辕北辙的东西不同文化的国度里,我们很不情愿接受了西方的文明,同时又极想维护旧有的中式传统.在这新旧与东西的双重夹缝中,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就更重了,”[4]她呼吁：“别让下一怎样写失根的兰花,更不能让自己作了夹缝中的罪人.”在这种情形之下,华文作家要保持中华文化传统的根意识意义就更为重大.

从语言表达上来说,中华文化的固守与传承,与坚持用汉语写作密切相关.语言既是人类思维和交流的工具,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因为“语言本质上就是文化层叠穿织而成的一个历史之网,在表达与欣赏之间牵制着作者与读者”[5].正如聂华苓所说“汉语就是我的家”,华人作家在所在国坚持用汉语写作,实际上就是生存意志的表现,是在异型文化环境中努力建构的自身的精神家园,是对本民族文化的理性诉求,毕竟汉语不是他们所在国的主流话语.在许多东南亚华文作家那里,对汉语都有着深厚的情感,如菲律宾作家一东写的《汉字铅写》：“我在保管的铅字房里,看到成堆的铅字,我用手掌按下去,印在掌心的是,殷红的中国字,那是我的血,畅流过的缘故.”在作家的口中、笔下,无不留下母语文化打下的烙印,作家们对汉语写作的普遍认同,其实本质上还是对中国性、中国文化的认同,因为汉字代表的是民族的灵魂,传承着民族的根基、文化的历史.

我们说,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作家首先要珍惜自己的文化个性、文化之根,才可能在全球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占有一席之地.融入全球化并不等同于失却文化之本,失却自己的民族身份和特点.中国性的核心内容既然是中华传统文化,那么每一位华文作家都会在返璞追根的过程中,首先享受到文化、情感、价值的归属之美.当然,我们强调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中华之根,并非强调东方“文化中心主义”,甚至是中国主义,而是指善于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现代文化传统中汲取精神,提升那些与现代文化有着相同精神空间的东西.惟有这样,中国文化的辐射和亲和力才能通过内容（文化精神）、形式语言在文学中予以确认,才能保证其继续存在的必要.

二、

吉登斯说：“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自我认同和全球化中的转型,是地方性和全球性的辩证法的两极等这并不意味着否认许多种类的更为中间的纽带,或如有学者所说的‘本土的全球化’.”[6]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在自我认同的塑造过程中,外在的全球现代化制度和制度对个体冲击以及个体对这一冲击的吸纳和强化作用.这表现为一方面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方面是个人素质的改变,而这二者之间的紧张常常就出现一种认同的危机.查尔斯泰勒说：“人们经常用不知道他们是谁来表达,但这个问题也可以视为他们立场的彻底动摇.他们缺少一种框架或视野,在其中事物能够获得一种稳定的意义.某些生活的可能性可以视为好的东西或有意义的.另外一些是坏的或不重要的,所有这些可能性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易变的,或者未定的.”[7]

就东南亚华文作家而言,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显然是自身身份认同或说归属的问题.一方面,他们是流淌着中华血脉的炎黄子孙,另一方面是所在国的公民.这里必然牵涉到母体文化的归属问题,又有对当地文化的认同问题.人是不能离开身份生活的.本质上说,每一个华文作家无一例外要面对着本土文化与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呈现的矛盾状态,并进行离析和选择,选择符合自己国情、民情、族情的发展道路.王润华说：“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所写的戏剧、小说、诗歌、散文或其他文体,在感情上、认同感上、取材上、社会关系上,都跟新加坡息息相关.”[8]新加坡诗人力匡在诗歌《新加坡,19年前》中曾感慨：“凡是诗人,哪能没有祖国,哪能让一颗心,到处漂泊.在地图上,你虽只是一小点,但这一小点啊,是我的水,是我的树,是我放心的地方,是我的全部.”又如小四在《菲律宾才是我的乡愁》中说：“原来,菲律宾才是我的乡愁,我虽不生于斯,却长于斯,她也曾美丽过,也曾风光过,也曾富饶过,也曾像珍珠似的发出迷人的光辉,也曾给过我们好日子,我啜饮她的乳汁长大的呢!”“菲律宾,噢,无论您多贫穷,多破乱,您才是我们的家人,我的乡愁.”

因此,对于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家来说,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有它的现实依据,这一点与欧美华文作家比较而言,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因为重视自己的本土文化情感,而强行割裂自己作为炎黄子孙的文化血脉,那也是行不通的.比如,张锦忠说：“作为新兴华文文学的马华文学作者,有职责去寻找出和当代中国文学语言决裂的言说方式.这决裂的大前提是：华文不是中国的语文等海外的华文,总已是一种在地化的话语,一种道地海外的语文等换句话说,新兴华文文学的华文是‘异言华文’(Chinese of difference),另有一番文化符象,走的是异路歧途,文学表现也大异其趣,这样的新兴文学才有其可观之处.”[9]而黄锦树在承认“要写出典雅、精致、凝链（疑为‘炼’之误）辞藻丰富的中文,无疑要向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吸取养分,深入中国古典文学”这一事实之后,马上话锋一转,说：“这一来同时导致文化、思想上的‘中国化’,很可能会造成情感、行动上的‘回流’,而认同中国等然而设使不深入中国传统,又会受限于白话文本身存在的体质上的虚弱.深入传统外,还需紧紧盯着海峡两岸‘新’文学的发展,吸收白话文在这两个中国文化区的实验.这种‘关注’本身就含有比较的成份,无疑中国文化区的文学创作是相对的优越,因此‘本土的文化传统’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忽略轻视,而无法呈现一种血缘上的连续性.”[10]他在这里俨然将本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对立,认为过度发展汉语白话文学会使本土文化传统受冲击.很显然这一观点带有很强的本土保守文化主义倾向,是不符合华文作家独特的双重文化身份特质的.它实际上彰显了东南亚一些华文作家身处边缘的主体阐释自我身份的焦虑感.但从另一方面说,在全球化话语的冲击之下,华文作家在注重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培固时,的确应当充分重视与文化本土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如何确定自身的问题.面对多种文化困境,东南亚的华文作家们需要尽快确认自己的生存身份、自觉认同自己的文化身份,从而确定一种可行的、正确的文学道路.

三、

世界文化格局承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重新构建新的框架,这是时代的必然趋势.其显著的特征是以开放的心态对世界文化加以展示并共享,在比较融汇中不断创新和发展.面对这一情境,东南亚华文文学应该具有一种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一方面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所在国的本土文化应加以考量,另一方面应该放眼世界,利用自身固有的身处多重文化圈的优势,对人类文明做出世界性考量.这是因为审美文化的发展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传统人文精神的诠释上和总结上,而且还要求作家能就新世纪人类面临的新的人文现象、人文思潮做出迅速的反映.约翰厄里认为应该把全球化传媒作为一个共有的世界布景来使用,而真正的世界主义应当是一种文化倾向,包含着理智的思考与审美立场相结合而产生的态度、对其他民族其他地域及不同的文化体验、尤其是对来自不同民族的文化体验的开放态度.诗人保罗瓦莱里说：“倘若没有整个世界介入其中,那么人类将不再有所作为.”这其实是对每一个作家的基本要求.我们不仅需要蓝天白云掩映下的和谐的自然,体证人类特有的家园感、认同感,也要透过云层看到残酷的战争、的屠杀、毒品的泛滥、疾病的威胁等等,使作品真正达到人类性的人文关怀.我以为,处于多重文化圈当中的东南亚作家更有理由将本土经验纳入世界视野,写出具有本民族特色、本土文化特色的世界性关怀意识的作品,而不只是炮制与“世”隔绝的本土经验.正如一位华文作家说的：我们不必在“原乡”、“异乡”的观念上纠缠,而是应该拥有更广阔的历史哲学视野.今天是21世纪,全球化的大趋势极为明显,我们是否更应该做一个世界人?“世界主义是否可以作为世界华文作家的世界观呢?在这个世界观的指导下,可以发现,‘认同’是一个长期的、未完成的过程.”[11]事实上,对于每一个华文作家而言,都应该有全球意识和地球意识.单从目前东南亚华文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的创作来看,离这个文学境界还很远,他们中绝大多数作家都还没有将创作空间上升到对全人类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诸如生存、自由、平等等观念上面,总是不自觉地流连在自身相对狭隘、封闭的生活场景当中,体验私己的七情六欲,爱恨情仇.我们说,一个严肃的有高度责任心的作家应该具有一个更为开阔的胸襟,来追求人类价值中的公分母,反思人类共有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他不仅属于自己,属于本民族,本国家,还属于全世界,而华文作家在这一方面完全可以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道路来.比如,在作家笔下常见的漂泊、流亡等题材,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一种民族主义的狭隘观念,而是应该把这一精神难民的特征看成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全部生存所具有的一种漂泊的性质.

另一方面,我们也须看到,世界经济和技术全球化的背后所隐藏的特殊价值观,它决定了全球化过程内在的文化可能出现的单一性和压抑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自主性应考虑如何在价值的、的现代华人日常生活世界中寻找到合适的现代性历史经验的表达形式.这种文化定位实际上就是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的互相竞争、如何在当代西方各种强势文化影响下进行华人文化的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由此参与到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问题.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语境中,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双面的过程：一方面是西方式的现代化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现代化不断变异的过程.它与非西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交流和融合,最终会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产生不同的结果.当然,总体而言,全球化的语境应有利于增强华人与所在国文化的共性.各民族通过交流融合、互补渗透,可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现有文化的国界、族界,不断将现行区域文化资源转化为人类共享的资源.全球化的浪潮必然带来文化的全球化互动,东南亚华文文学在这种新的语境下,应该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性、本土性、人类性从本质上说是三位一体的,是华文文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使这三者之间互融、相异的作用所带来的文化张力发挥到最大,从而使这一区域的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共性中更突出个性,通过大家的努力,其美好前景其实是可以看得到的.

注释：

［1］转引自梁展：《全球话话语》,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3页.

［2］白凌：《墙》,《菲华文艺选集》,菲华文艺、总会学术丛书1996年5月版.

［3］孙文波：《中国诗歌的“中国性”》,全文可参《世纪中国》网站.

［4］李蕙秀：《清澈的源头活水》,菲华文艺、总会学术丛书1996年5月版.

［5］陈丽虹：《语言：文化的精神,民族的家园》,《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2000年第4期.

［6］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0页.

［7］转引自汪晖：《个人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载《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8］王润华：《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9］、［10］转引自朱崇科：《“去中国性”：警醒、迷思及其他》,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8月号.

［11］何与怀：《精神难民的挣扎于禁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4期.

作者许爱珠,女,江西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