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我国新时期文坛上,活跃着一批有胆有识的中青年学者.云德便是其中一位佼佼者.他的评论结合文艺现实,探索艺术规律,辨析文艺思潮；关注文艺创作.先后出版了专著《期待的视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文化的视点》（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审美的视角》（泰山出版社,2004年）、《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直面文坛――人民日报文艺短评选萃》（与人合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发表论文二百余篇,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和主张.
探索文艺规律
一、、 对文艺表现时代精神的规律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受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影响,致使一些文艺作品走向了偏狭,远离了时代、社会和人民.面对此种状况,他在《文学的当代性释义》、《高奏时代主旋律――1990年报告文学概览》、《文学要体现时代精神――读报告文学〈走向天堂〉、〈凤鸣梧桐〉》等文章中,对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作了探讨.
他认为,反映社会生活、书写大众心声、体现时代精神,理应是文学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正所谓艺术随世变,无日不趋新,文学是时代生活的产物.”在他看来,文学永远不会、不能、也不该脱离时代,即便有个别与时代无涉、与人生无染的梦呓式的作品,也不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历史上,文学的遗存浩如烟海,真正流传后世的经典之作,肯定都是那些最具时代气息和审美个性、最能代表那个时代艺术特点的东西.一个时代的文学所表现出的独特风貌标志着特定时期文学发展成熟的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学的当代性”这一命题,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梳理和界定.他认为文学的当代性是指“一定时代文学适应于一定时代与社会需要而表现出的整体形态以及当代文学区别于前代文学所具有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主张作家“应从历史的发展中把握生活”,“让文学渗透当代意识”.文学的当代性作为一种对于当代文学特质的判断和把握,是社会和时代对于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一个基本要求.然而,他并未将文学反映生活的科学定义机械地理解为文学只能反映当代现实生活,而是认定文学的当代性不只属于现实的时间范畴,而且还应当属于历史的时间范畴,它既是文学历史发展阶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又是文学观照社会生活的无限绵延性与点截性的统一.
探讨文艺与时代的关系,当然不是搞所谓“纯学术”研究,而是有着明确的现实目的.他在论述了文学同时代的密切关系后,紧接着写道：“我国正在进行的伟大历史变革,无论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还是对于民族文化的复兴来说都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针对当今某些作者对火热的生活采取冷漠消极的态度,一味地陷入隐私、黑幕、和之中不能自拔,创作不出反映时代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展现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恢弘大气的文学作品的现状,他提出两点主张：一是文学要反映时代精神和社会需求,二是作家要有历史感,找准自己在文学发展史上所处的位置.他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投身时代洪流,关心国计民生,不辱历史使命,不负人民重托,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用无愧我们伟大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点燃民族精神的火炬,吹响人民奋进的号角”.
二、、 对文艺批评规律的探索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因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人们的社会视点转移,文艺被边缘化,文艺批评尤甚.读者对于文艺批评式微、乏力、滞后的抱怨声日趋激烈.云德在承认文艺批评式微的社会原因的同时,又尖锐地指出：“仅就文艺批评自身而言,批评的矫情、媚俗、浮躁、空泛等已成为造成批评委顿的至关重要的原因.”他还提醒人们：“这些问题如不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我国文艺理论的建设乃至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必将受到严重损害.”为此,他呼吁开展健康的文艺批评,先后撰写了《重振文艺批评的雄风》、《呼唤积极健康的文艺评论》、《关于爱护与批评的话题》等文章,从号召文艺批评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思想觉悟,加强历史责任感,倡导求实的批评作风,强化文艺批评独立的文化品格,讲究批评方法、重实效等方面倡导健康的文艺批评.
新时期文艺批评式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人在对爱护与批评的认识上发生偏差.惊悸于“文化大革命”的,文化人对于爱护和尊重的渴望更显得无比迫切,对于任何爱护和尊重的行为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受用和珍视,而批评一词在近年来受到的非议颇多.爱护有时就成了抵御批评的挡箭牌,不尊重、不爱护也就成了某些作家、艺术家痛斥批评的最有力的武器.为此,云德撰写了《关于爱护与批评的话题》一文.以他之见,文艺感性化的创作形态和浓郁的个性色彩,决定了对于创作主体需要有足够的尊重与爱护,这“首先是政治上的关心”,也包括对他们工作的支持和在生活上提供帮助.但“爱护与尊重不能取代文艺批评”,“因为文艺批评同样也是一种爱护,是一种更直接、更容易发挥实际作用的爱护方式”,“优秀的文艺批评蕴含着评论家的真知灼见,即使这样的批评来得异常尖锐,只要与人为善,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都会对文艺家提供真切的帮助和有益的启迪”.他还分别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海涅,列宁对待高尔基的态度作为光辉范例加以说明,指出前者对后者既爱护、尊重,又热情批评,因而才使得海涅和高尔基的创作水平不断提高.他满腔热情地希望作家、艺术家“对于批评多一些宽容和理解,这于自己的创作、于自己的形象、于自己建立起和受众的相互信任,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三、 对文化市场规律的探索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文化市场迅猛发展,文化市场强劲的崛起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文化经济现象.云德先后撰写了《商品经济的冲击与文学的发展》、《尊重文艺规律,加强引导管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文艺的管理机制》、《众说纷纭的文化市场》等论文,为促使文化市场逐步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
他分析了市场冲击文化带来的正、负效应.一方面,市场对于加快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发挥了不容忽视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管理跟不上市场的发展,政府对文化市场的宏观调控缺乏力度,致使文化市场呈现出繁荣与混乱并存、正效与负效同在的现象.他指出：“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已成为关系到文化市场能否健康有序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并且适时地提出了切实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的具体主张.首先,要进一步培育、完善、规范市场,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依法管理文化市场,制定相关的文化经济政策,利用投资、税收等经济手段来调控文化市场.其次,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行政措施,实现国家对文化市场的综合治理.再者,充分利用社会舆论的力量,正确引导群众的文化消费.最后,坚决克服文化市场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同时还要坚持不懈地抓好“扫黄打非”斗争.
重视文化市场的管理,但却未将文化市场混同于一般的商品市场,他强调管理文化市场中,要充分尊重文艺的特殊规律.“就文艺的领导和管理部门而言,尊重文艺规律,尊重文艺家的创造性劳动,就是要求严格按照文艺创作和生产的基本规律来管理文艺,必须绝对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尊重文艺规律与加强引导和管理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它们有机地统一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实践之中.”
在《文艺刊物如何在改革中寻求发展》、《关于我国图书消费现状的忧思》、《我国书报刊市场的现状与走势》等文章中,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翔实的数字、精确的图表,去说明我国文艺刊物、图书、报刊的编辑、出版、发行以及阅读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
辨析文艺思潮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
他认为,“必须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头脑”,因为只有“最大限度地提高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素养,才能真正把党的方针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化为艺术家自觉的创作行动,让社会主义文艺在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审美情趣、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出更大作用”.
当然,文艺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是用经典著作中某些条文去替代文艺实践,而是要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他在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指出：“要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新时期文艺的实践充分表明,只要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善于及时总结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新成果,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文艺实践,就能不断为社会主义文艺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指导作用,但并不排斥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在他看来,我国古代始终与具体、生动的艺术创作密切关联的诗论、词话、书画及音乐理论,以散珠碎玉的形式放射出璀璨夺目的熠熠光辉,但如何让这些主要针对古典文言传统的理论表述,对今天的白话文学也产生有效的理论整合和解析力量,还有待继续进行深入研究.西方文论对文学艺术的诸多要素的分析,使文艺学以逻辑层次分明、框架清晰的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自有其独特贡献.但西方文论毕竟是建立在西方的语言文字和艺术创作现实、社会历史现实之上的理论体系,它对建构在完全不同的汉语语言文字系统和艺术创作现实及社会发展现实之上的中国文艺现象的解释效力,自然有其不可讳言的短处和弱项.云德认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在新与旧、中与西之间实现文艺理论话语的转轨与接榫,构建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才能充分发挥文艺理论对文艺发展的梳理、总结、引导、匡正和前瞻的作用.这是因为,“马列文论给予文艺在社会历史大背景中的科学位置,马列文论经典理论家和新的承继者们,在深广的历史感的逻辑框架之下,对文艺理论的重要环节进行了高屋建瓴的阐释和解析”.所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当成为我们建构和发展新时代的文艺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 澄清若干重要的文艺观点
新时期以来,某些人竭力贬低甚至讥讽鲁迅、郭沫若、茅盾等革命文学巨匠,这些杂音扰乱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他认为,产生上述问题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背景,“既有艺术见解上的偏差,也有文艺思想倾向的不健康；既有世俗物欲的诱因,也有别有用心的推波助澜；当然也有纯属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噱头”.他针锋相对地撰文赞扬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让人高山仰止的文化巨擘”,称“他们的许多传世佳作已成为中华民族十分宝贵的文化财富”.针对某些“重写文学史”论者以谈论“柳青现象”、“赵树理现象”来贬低这两位优秀革命作家及他们创作的《种谷记》、《创业史》、《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云德则撰文予以高度评价.在《电影百年：靓丽的文化景观》一文中,云德又以饱蘸的笔触,盛赞从《渔光曲》、《风云儿女》、《八千里路云和月》到《青春之歌》、《李双双》、《英雄儿女》,又到《芙蓉镇》、《人到中年》、《大决战》、《生死抉择》等影片.以他之见,“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革命文艺作为党的工作的一个方面军,确实都在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时期以来,鲁迅屡遭贬损,什么“老石头”、“性变态”、“鸟导师”一类的谩骂,什么“正经作家光写短篇小说总可疑”、“光靠一堆杂文立不起来”、“雕虫小技蒙不过去”一类的酷评,什么“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表现,不如说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一类的贬损,可以说,从人格诬蔑、学术贬损到政治攻讦,无所不用其极.而汉奸周作人,则被一些人美化为“文坛圣手”、“一代宗师”、“杰出的思想家”.在《永远的民族魂》一文中,直击那些谩骂、攻讦、贬损鲁迅者们的要害：“那些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喧嚣,说穿了只是一种投机心理,目的是想靠骂名人来哄抬自己.”他还通过大量翔实的论据和充分的说理,证明鲁迅“以其一生的辉煌业绩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崇高地位”.“鲁迅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也是我国先进文化繁荣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前进方向.”针对一些人蓄意贬低鲁迅而抬高周作人的做法,云德实事求是地指出,周作人虽为鲁迅胞弟,在“五四”前夕登上文坛,并曾引领,名噪一时,但在30年代末公然投敌,沦为汉奸,成为民族的罪人.在这点上,他同被广大人民誉为“民族魂”的鲁迅绝无可比性.他还对周作人和鲁迅的文学和创作作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退一步,即使从文学的层面来看,周作人同鲁迅也不能相比.等如果说鲁迅吹响的是时代的号角,周作人吹奏的不过是路边的叶笛；鲁迅揭示的是河床的走势,潮流的涌动,周作人描述的不过是落花逐浪,蜻蜓点水；鲁迅呼唤的是风暴的力,风暴的悲哀与愤怒,周作人咏叹的不过是小草的拔节,秋虫的低吟.”通过这些论述,读者对两位作家的孰高孰下,自会一目了然.
三、对新历史主义思潮及其创作的辨析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银幕上古装剧和帝王剧一度泛滥.它们在向大众传递历史掌故的同时,也夹带了不少君臣父子、上尊下卑、天命难违、逆来顺受之类的封建糟粕.云德认为,其中“不少剧作不但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且也没有站在当代社会人类思维的高度上去审视历史”.他分析了诸多帝王剧普遍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严重误读,二是对历史真实的漫无边际的戏说,三是把历史娱乐化处理.其严重的恶果就是“历史剧变成了与历史无关的哗众取宠的类型符号,历史的歪曲与误读的戏风势必直接妨碍青少年对历史真实的正确认识,影响着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育与形成”.
无独有偶,帝王剧热高烧不退的时候,文坛艺苑“戏说”风又大行其道,先戏谑古人再开涮名著,从戏说历史到戏说经典,由于“戏说”风的流行,经典与“戏说”这种完全风马牛的事情硬是被扯到了一起.在历史与经典被恶作剧式地“戏说”着的同时,正义与邪恶、英雄与败类、公德与私欲、良知与无耻都被重新诠释,社会公认的历史观、价值观遭受颠覆.他指出：“在某种不健康的审美心理作祟下,在‘戏说’与金钱和恶俗的卑劣合谋的过程中,历史和经典的严肃和神圣被出卖了.”这种辨析与批评尖锐的.
那么,如何恰当地运用历史这笔财富,他也从理论层面给予了关注.他认为这至少关系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二是艺术.“既不能拘泥于历史的细微末节的真实而失去艺术的创造活力,又不能为了艺术解释的目的歪曲了历史自身的真实.”并不一概反对适应市场、消费等商业需要而借历史之喻来制造消遣的材料,但他认为这些应当由不同门类、不同层面的艺术形式来承载.“是严肃的正剧,还是一笑了之的戏说；是无伤大雅的幽默,还是一本正经的‘胡说’,我们必须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上定位准确.”这样的观点就显得全面.
关注文艺创作
云德坚持以恩格斯倡导的“历史的观点”评论作家作品,首先表现为他总是将作家作品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历史的分析,以作品是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作为评判其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在他看来,“文艺是一个民族社会生活和民族心理的历史”.他热情赞扬那些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作品,在《辉煌的历史画卷――评周而复的长篇系列小说〈长城万里图〉》一文中,他赞扬小说“真实生动而又艺术地记载了从1937年庐山会议到1945年抗战胜利8年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给人们留下了一部辉煌灿烂的抗日战争历史画卷”；在《建党风云的艺术再现――长篇电视连续剧〈日出东方〉观后》一文中,他赞扬该剧“生动记述了从中国创立到、朱德井冈山会师前后近十年的艰难而又辉煌的革命历程”；在《襟抱本无根,大道有异同――评长篇历史小说〈旷代异才〉》一文中,他赞扬小说“真实再现了旧中国知识分子孜孜谋求个人功名、艰难探寻救国良策的曲折过程”.对于歪曲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作品,云德则总是予以严肃的批评.他针对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文坛一度流行的“简单地临摹社会生活”、虚检测地营造世外桃源、荒唐地编造历史、一味地放纵自我的“精英文学”,提醒读者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代某些文艺作品,要给历史留下些什么?”他针对一度流行的某些歪曲历史、美化大清王朝的清宫戏,善意地嘲讽道：“倘若叶赫那拉氏老佛爷健在的话,对大清王朝如此这般地歌功颂德者,封侯拜相那是定而不可少的.”.针对近年来某些以为题材的作品美化、拔高腐败分子和黑帮头目,却贬低、丑化正面人物的现象,他批评道：“从这些作品中,人们看到的只是腐败现象和黑恶势力的嚣张与肆虐,却看不到正义的强大力量,看不到除恶的成就和希望.”
坚持以恩格斯倡导的“历史的观点”评论作家作品,将作品的思想倾向作为考察其价值的又一重要尺度.文艺“只有能够满足时代迫切要求的文学倾向,才能得到灿烂的发展”.他肯定那些具有能满足一定历史时代迫切要求的进步倾向的文艺作品.他评论电视连续剧《苍天在上》,充分肯定该作“鞭挞了掣肘社会进步的诸多顾忌,颂扬了党和人民革除腐败、强国富民的努力和期待,暗示了中国社会不懈进步的趋势,唱出了一曲感人肺腑的正气歌”；他评论电视连续剧《江山》,充分肯定该剧“歌颂了以解放军军管会主任、盘龙市委书记林然为代表的一大批人追求真理、践行理想的奋发精神,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舍弃私我、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怀,深刻揭示出人不仅能打下江山,而且也一定能坐好江山的时代主题”；他评论长篇小说《车间主任》,充分肯定这部作品是“灌注了对工人阶级的深切理解和热爱,充满了对普通劳动者的关心和崇敬,洋溢着乐观向上的体现工人阶级浩然正气的文学佳作”.
坚持以恩格斯倡导的“美学的观点”评论作家作品,坚持他对作品艺术形式的细致分析.在他的学术视野中,“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一种能动的审美观照,体现着作家的审美理想和追求”.而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其艺术形式去实现,“艺术表现方式自身也是文学审美的一个重要来源”.他在《纵横捭阖写春秋――电视剧〈省委书记〉观后》一文中,将该剧与同名长篇小说进行了比较,从而得出结论说：“剧作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有着十分鲜明突出的特点.与同名长篇小说相比,电视剧人物关系更清晰,情节线索更明快,故事进展更紧凑,艺术结构更完整.”他在《从平凡中见出伟大――电视剧〈帕米尔医生〉》一文中,从“作品从平常人的视角来展现英模生活”、“精彩细节的应用使人物的塑造大为增色”、“注重在特定的环境中塑造人物”等三方面,高度评价了该剧在艺术形式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他在《独标一格的叙事长诗――评〈’97诗韵〉》一文中,说自己之所以被这部作品深深吸引,不仅因为它写香港回归,题材重大,“更因其洋溢、气韵生动、文才华赡、可吟、可颂、可放声高歌,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云德在论及文艺作品的不足时,不仅要指出其思想内容方面的失误,而且还指出其艺术形式方面的缺憾.他认为罗萌国粹系列小说的不足,“一是艺术剪裁不太洗练”,“二是叙述多于描写”,“三是松弛快慢节制不够”.他在《意与境浑诗家可尚――评肖汉初的几首山水诗》这篇三千余字的文章中,用了五分之四的篇幅,从“意象零乱”、“格调不统一”、“语言过分雕饰”、“意的表达与象的呈现不相吻合”等四个方面对诗作艺术形式的不足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