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觉得人最最不了解的可能就是自己,所以才会有文学、戏剧,这些东西能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
“昨晚我又吃镇静剂了,”在采访严歌苓时,她告诉本刊记者.“吃得有点过量.后来心跳特别慢,还到医院去了.”
严歌苓最近很火,新作《寄居者》的出版、《小姨多鹤》的拍摄和获奖、《金陵十三钗》的改编,以及早些时候担任电影《梅兰芳》编剧等等都使她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尽管如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仍然认为,她的名声仍远远未能与她的实力相匹配.“严歌苓是中国当代女作家第一人.”他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评价.
而这次回国,多家媒体的猛烈围攻让有过失眠症与抑郁症病史的她很吃不消.对于严歌苓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过于喧腾的地方.“信息轰炸,高密度的人来人往.我没法写作,就连坚持独立思考,简直都有点办不到.”
严歌苓喜欢安静.她的声音也很轻柔,给人以一种娴静的感觉.然而在这种安静的外表下,谁也看不到她心里的波澜起伏.
“写作就是一个自我寻找的过程”
90年代初,在美国旧金山模模糊糊的雾气与阳光中,刚到美国不久的严歌苓默默地看着一条正在晾晒的睡裙.有一点点蕾丝,还带着水滴,很透明.她想,要是有一个男性看到这条睡裙,他会怎样地浮想联翩啊.
回屋以后,她提起笔,写了《女房东》.这部短篇小说后来获得台湾“日报文学奖”一等奖.
《女房东》基本上是一个“独角戏”.小说中,往往别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女主角的内心深处已经天翻地覆.“在那个时候,一点点东西都会引发我的美感和伤感.”严歌苓对记者说.
而那种特有的细腻、伤感与漂泊感,自开始写作以来就一直伴随着她.
包括很多年以后,严歌苓开始动手写《寄居者》,她再次用独特的自述式、视觉化的叙事风格,在血淋淋的战争年代里表达自己对身份认同的思考和漂泊的感觉.
这是一个发生在抗战期间的故事,女主人公爱上一名逃离集中营来到上海的犹太男子彼得,为让他能去美国,她临时找了一个爱上自己的美国青年,只为了能够偷取他的护照让彼得脱险.女主人公也由此在背叛与热恋、良心与梦想之间疲于奔命.
在书中,她这样写：“她(英国豪宅女主人)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烦冗复杂,为了和我那一口美国下层英语有个贵贱、文野之分.”
刚到美国的严歌苓,也和那个身份低下的女主人公一样,拼命地想要融入西方社会.她很小心也很害羞,生怕听错别人的话,自己也生怕说错,只好尽量不开口.但她是那样一个有强烈表达的人,不开口,就只好更加地把感觉内心化.
但是她渐渐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差异和种族偏见.一帮美国朋友经常把中国人的英文口音错误编成笑话,用唐人街有很多老鼠、蟑螂的典故进行打趣.
在她有了一定名气之后,有一次到美国之音接受采访.电台的负责人是过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他问了严歌苓的经历后,对别人说,“你看,这个摇篮里的孩子被水冲到了我们的岸上.”
“这是一句很诗意的话,也说得很温情.但是我还是感到对方那种强势的眼光.”严歌苓回忆说.
1989年,年届而立的严歌苓来到芝加哥,攻读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写作硕士学位.到了1992年,在与外交官丈夫结婚前,在美国已生活3年的她居然还受到了FBI的跟踪、调查和测谎,这也让她的寄居感达到顶峰.严歌苓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怎么受他们欢迎的、可疑的外人.
最后,严歌苓用了两个词来形容自己试图融入西方的过程：“徒劳”和“痛苦”.
直到现在,严歌苓依然困在孤独和寄居的感觉中无法自拔.由于丈夫工作的关系,她每三年就得换一个地方居住.她经常因为跟别人没有共鸣而感到失望,也越来越难交朋友.
幸运的是,严歌苓可以通过写小说来发泄这种矛盾和冲突.渐渐地,她发现,写作就是一个自我寻找的过程.
“我觉得人最最不了解的可能就是自己,所以才会有文学、戏剧,这些东西能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严歌苓对记者说.
她写作的时候总是不断地发现自己、审视自己；而另一方面,在很多作品里,她都用一个20岁出头的少女“代替”自己不断地进行自我探寻.
“每个人都会非常怀旧,我最喜欢的还是我20岁左右的时候,”严歌苓坦言,“非常美妙.”那时,虽然已经是成都军区的军官,但她非常“淘”和“皮”,有时候,在清冷的半夜,严歌苓会跟自己创作组的女朋友一起去偷别人的莴笋,然后再给人家放几毛钱.
“那种友情现在不太容易建立了,我恨不得再去走一遭.”她说.
在故事语调与自己非常契合时,比如说写自传性很强的《穗子物语》时,严歌苓也会把自己放回20岁,重温自己的少年时期和早恋.
而在《寄居者》动笔前,她设想了好多种语调.这次,她设身处地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老太太,想象如果自己回忆起一件往事,会怎样表达.
“写作狂人”：心里有一大堆的故事
其实严歌苓天生是个很爱说笑的人.但她传奇般的半生经历使她变得敏感而沉默,寄居者的心态,也从儿时起至今,如影随形.
小时候,父母把严歌苓从上海带到安徽,从安徽又带回上海.在上海,她讲普通话,跟周围的孩子总是有隔阂,“我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属于.”
十二三岁,她到成都参军,由于是“反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部队里的人都对她不冷不热.十五岁,她爱上30岁的军官,被集体批斗.
没有一个年轻人不想从众、得到大家的认同.“我的痛苦就在于想要融入的那种渴望.”
她抢着扫猪圈,挑猪食,做特别苦的劳动,让自己工农兵化.平时,她不敢像在家那样随便说话,因为一不小心别人就会觉得她在讽刺他们.
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已经在潜意识里给了她最具创伤性的记忆,而正是这种创伤打开了她用小说来表达自己的.她开始尝试写作.
她坦言,成为一个作家,有一丝无奈.
“如果我不是这么一个人,而是一个受过正常教育的人,也许我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医生?我没有学习过任何理科的东西.”她对记者说.
小说对她的重要性使她如此地痴迷于写作.与严歌苓同年代出生的国内女作家成名之后,纷纷担任一些社会职务或大学教师,而她俨然是一个专职的“写作狂人”：“其他的工作,我好像没什么兴趣.”
之前,王安忆在复旦教授小说创作,严歌苓也去了,可她觉得“挺受罪的”.她说：“我不是一个当众有话说的人.我的长处就是写作.”
她给人的印象是安静的、甚至是有些孤寂的.而当这个环境与她心里强烈的表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后,便使她充满了一种倾诉的爆发力.
从1986年至今,严歌苓已经出版了15部长篇小说、7部中短篇小说集,惊人地保持着年均一部小说的产量.“严歌苓现在的创作力非常旺盛和澎湃,她也是现在汉语作家中最具职业精神的一个.” 文学批评家、《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对本刊评价说.
除开调查采访和找资料的时间,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写作中.如果一个作品开始写了,那么从早上8点到下午1点将是她雷打不动的写作时间,一般每天会写六七千字.每本书集中写作的时间也就是那么两三个月.
她多次使用“High”这个词来形容自己一泻千里的写作状态：“写得就像没闸似的.”这种状态一般会在作品写到超过一半的时候出现.那时,“每个人物都会有自己的命运了”,性格也已成型,他们好像自己会走.她每天需要做的,仅仅只是顺着他们的逻辑动动铅笔――她依然用铅笔写作.
严歌苓到底能写多少?她的回答是,“我心里有一大堆的故事可以写.我总是觉得我最好的一部作品还没写出来.想趁自己还年富力强的时候多写一点.”
她想说的故事总是层出不穷,比如,很久以前,她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我们国家发生过这么多的历史大事件,而同样的大事件,反映在不同身份、地位的人身上,应该会有不同的故事.她想把十几个人在同一个历史背景下的命运都写下来.
“一个小学教员,一个私营工厂的厂长,跟一个国家干部,他们是怎么样在国家的历史中沉浮的?”她觉得这会是蛮有意思的一种尝试等
她还横向尝试了移民题材.《扶桑》是第一代华人移民的故事,后来的《风筝歌》《乖乖贝比(A)》等作品写的是第二代.“本来想往下写,看他们命运的变迁,一直写到我自己.但是老是被打岔掉.你看,我现在只写了这么一点.” 她说.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更为罕见的是,严歌苓的高产量并没有影响到她作品的质量.李敬泽指出,“高产,而且质量还一直保持在一个水准上,这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内在力量.”
“很优秀”也“很边缘”
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严歌苓经历了、改革开放到出国后的生活,然而她认为,这几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历练,都是“强加在她头上的”.“我所经历的已经远远超过我所应该经历的了.”
也许恰是这样复杂而颠沛的人生经验,使她的作品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毫不讳言地把严歌苓放在“中国当代女作家第一位”的高度,“她的作品技术含量比较高,”他认为,中国的大部分作家不太会写长篇小说,要么是把中篇拉长,要么就写得非常拖沓.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通常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核’,动机、展开都处理得比较好,叙事控制松紧适度,还经常把命运推到一个非常危险和困难的境地,拥有一种很典型的、好莱坞电影和欧洲文学结合的意识.”
这恐怕与严歌苓经过美国的专业写作训练有关系.而居住在不同的国家,游离在不同文化之间,更使她获得了一个特殊的写作视角.
“因为严歌苓独特的背景和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讲,她的写作一直是跨界的、漂移的状态,” 李敬泽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国家、民族的差异中,严歌苓的确获得了她那种独特的灵感和眼光.”
严歌苓则评价自己说,“我所处的这种位置使我不大容易随着一种潮流去走.中国和美国的文学里都有写一些东西时兴、好卖,也有时髦的思潮.而我会保持一种很冷静的、侧目而视的姿态和眼光,不大可能去追逐文学的‘时尚’.”
李敬泽觉得,严歌苓现在之所以那么引人注目,也表明了中国文学可能确实需要差异性的眼光.“我们的作家眼光太相近了,看世界的态度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都过于近似.结果忽然发现有这样一个眼光如此不同的作家,这是一个大收获.”
而在国内一些作家开始出版英文版作品准备“走出去”的时候,在国外生活的严歌苓对自己作品在异国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她明白,书卖得再好也没有用,自己在美国只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无论是写的故事还是主题,所有的东西都是少数民族的,只是美国主流文化的一种点缀而已.
“在美国我永远是‘寄居’的,做不了主流,”严歌苓说.“要想做主流,就会很痛苦.所以,还是安安心心地做我的边缘人物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