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群会友兴讲学:书院与文学传承

更新时间:2024-03-11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5867 浏览:118636

中国书院是一种历时近千年的独特教育机构,始于藏书之所,之后自然成为读书之处.在士人们聚而读书,相互质疑问难,释疑解难的过程中,讲学之风勃兴,读书讲学、教授课徒,逐渐发展成为书院.清人有言:“交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求自身之不朽.”交友造士的适宜场所首推书院.两宋时期见诸于史载的书院有203所,可谓书院的始兴时期.自宋以后,历元、明、清三朝,书院不断得到发展.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明谕“改书院为学堂”.在近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制度完备、影响深远的中国书院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历史经验.书院既不是官学,也不是私学,具有官学和私学都不具有的开放性,因而成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教育制度,成为我国教育史上与官学、私学相鼎立的三足之一.

“聚英才以教之”的教育宗旨、“择师选生”的选拔制度使得书院在中国学术与文化承续与传播上影响极大,对于文学的发展也有助推之功.这里,以清代著名的桐城文派为例,阐述书院对于其文学理念传承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文学流派的传衍方式多种多样,然而像桐城文派这样以书院为媒介颇有规模地传衍,则前所未有.桐城文派之所以绵延200余年,有诸多原因,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条是靠书院讲学来传衍.包括姚鼐在内的众多名家都曾主持书院讲席,且历时较长,培养出众多弟子,几乎代有传人.依此传衍途径,桐城文派在广西形成包括吕璜、朱琦、彭昱尧、龙启瑞、王拯在内的“岭西五家”;在河北,经过张裕钊、吴汝纶、王树等人的努力也形成风气.桐城文派因此以东南一隅为中心扩展开来,在地域上获得一种平衡,形成既有时间跨度又有空间广度的全国性文派.

一个文学流派和学术流派的形成,要求该派成员的创作有自己独有的特色,能提出明确的理论主张;同时为了使自身持续发展而又不失其内在的同一性,要有“垂统”的要求,即《孟子梁惠王下》所说的“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而要有一定数量的成员著作和存在的时间则是这一文学流派得以发展承续的关键因素之一.桐城文派绵延200余年之久,其代表人物多为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不但具备以上条件,而且表现得相当突出.而桐城文派的传衍,凭借书院讲学这一途径,从东南传到广西,又传到河北,由点及面,由独木繁衍成树林,在地域上形成一种平衡,成为全国性的文派;而在时间上,一脉相承,弟子辈出,薪火不绝.无论在教育史中,还是学术传播史中都具有相当典范意义.之前出现的讲授、唱和、集会等传播方式,都远不如桐城文派所主讲的书院那样有规模有保障,而且该派不少代表作家主讲书院者时间也相当长,相当稳定,这对培育弟子,形成风气尤为有利.

书院不是启蒙教育、初始教育的塾学,其教育内容颇具时代精神.这一时代精神包括的意识形态与反的意识形态,桐城文派诸家所主讲的书院则完全是属于清代的官学教育,攻时文是书院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作为提升时文的古文也就有了很大的生存发展空间;另外,桐城文派的“文统”与“道统”合二为一,道统与朝廷所倡导的政教又相一致,故其发展获得了一种非常适宜的条件.

刘大在《问政书院记》中说:“近代书院之设,聚群弟子于其中,延请乡之贤大夫而去位者以为之师,虽其所学者训诂词章之末,非复古人之旧,而兴起后生以师弟子传习之业,于学为近焉.”《海峰文集》卷五对于桐城文派而言,大致自刘大、姚鼐始,书院讲学就为桐城文派的传衍开拓了许多空间,这种空间已突破地域限制;同时因为书院讲学而人才辈出,也为文派生命的延续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共邀衰敝入秋山,绝顶峰高不可攀.怪石自穿云片片,暗泉时绕径潺潺.

霞天岫远层开碧,林谷霜初小作斑.我卧更欣诸子兴,宵分联步月岩间.

这是姚鼐的一首纪游诗,意境相当畅快,而“我卧更欣诸子兴”的情怀也相当符合其身份,清人称姚鼐有“儒者气象”,他在钟山书院的讲学有“风乎舞雩”之意和鹅湖鹿洞之风.“桐城派”之得名,源于姚鼐在京之时,歙县程晋芳、历城周书昌以为姚鼐能光大师说,而为之语曰:“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然将此盛名落到实处,并推而广之,则几乎全仰仗姚鼐告归后数十年的书院讲学.

乾隆四十一年,姚鼐46岁,正值盛年,应两淮盐运使朱子颖之聘,主讲扬州梅花书院.从官场退出而入书院,姚鼐终于可以完全沉潜于文章学问.就是因为在梅花书院讲学的机缘,他编成对桐城文派影响深远的古文选本《古文辞类纂》.选古文与古辞共663篇,上自战国,下迄清代,凡13类.在序文中姚鼐提出为文八字诀,即“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这是桐城派的主要文学主张之一.姚鼐总结心得和应讲学之需而产生的《古文辞类纂》,经其弟子的护持和发扬光大,以刊刻、改编(如梅曾亮的《古文词略》、林纾的《古文辞类纂选本》)和校点等方式,尤其是在一代接一代的教学中的运用,使得它具有生命力并能绵延相当长一段时间,《古文辞类纂》几乎成为桐城文派精神的浓缩或者象征.

梅花书院仅仅是姚鼐在书院讲授的起点,之后他先后在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等担任主讲.他在书院讲学的时间有40余年,长时期专注于教书育人,其成就可以想见.嘉庆三年,谢启昆有诗赞姚鼐讲学的影响之巨:“白发郎潜旧史馆,兰陔遂养谢朝冠.人钞经能接唐宋,世有古文窥孟韩.桃李两江环座右,山川六代入毫端.”

桐城文派的代表人物姚鼐在书院讲学课徒的接力棒也在不断传递,“桐城文派”的三祖都有弟子通过书院传其文章之学,如桐城王灼,“师事刘大,受古文法至八年之久.大在桐城门人以灼为最,大亦极称许.等主讲东山书院.晚归祁门,旧弟子复引之讲学.”“姚门四杰”之后,更有“放大”状态,再传弟子较多.而有些弟子如陈用光虽未主书院讲席,但他官至礼部侍郎,两充会试同考官,典试顺天、河南、江南,督学福建、浙江,其影响也不可小看.道光乙酉,陈用光典试江南,力挺刘孟涂,使之得中举人,任闽浙督学时,曾重刻程端礼本朱子之意而作的《读书分年日程》,还有姚鼐的《四书文选》.通过这些师生相承,桐城文派的代表作家也不再局限于中心地区安徽(尤其是桐城)和江苏,通过包括书院讲学在内的多种途径将其影响传至广西、河北、湖南和福建,使它成为一个盛极一时的全国性文派. 在不断的教学、推广与时间发展的共同作用下,桐城文派的文章观念和创作都发生了变化,如从方苞、刘大到姚鼐可以看到古文法理论的定型过程,其中姚鼐在义理、辞章之外加上考据一项;又在《古文辞类纂》中特加辞赋一类,表现最为明显;刘孟涂认为应在八家之文上,进之以《史》《汉》,再上溯六经、《语》《孟》以至诸子百家;曾国藩于义理、考据、辞章之外,添“经济”一项,《史》《汉》兼重,力主“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故其使桐城派古文“变化以臻于大”.发展至张裕钊、吴汝纶这一代,是否能进一步调整变化以适应世变呢?吴汝纶到莲池书院之后,以“博知世变,易守其旧,非举中外学术于一治,终不能成为有用之才”为教育宗旨.在改革考试制度增加经费外,另加考科,要求生徒“必须精通外语,始能宏济时变”,书院开有日语、英语课.聘日本人野口多内、英国人居格豪任教师.又主张改革科举考试:“胡中丞请变通书院,并课天算、格致等学,自是当今切务.不改科举,则书院势难变通;不筹天算格致出仕之途,虽改课亦少应者.”

在桐城文派书院讲学的时间绵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条相当长的时间水平线,这条线从刘大、姚鼐直至晚清,几乎贯穿了清朝至民国初期,这一阶段也是颇耐人寻味的时间段,中国的士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彷徨与犹豫.其中有些桐城文派的再传再传弟子们还经历了从书院到学堂这一转变时期.清末实行新政,废除了科举.科举既废,官学随之不存,塾学也随之淘汰,但是书院改为学堂,在维新变化中所创办的时务学堂(求实书院),其规章制度则以书院制度为楷本.书院与学堂之间的关系不是一道清廷谕令就可以完全割裂的,也不是一朝一夕间学堂就彻底取代了书院.事实上,学堂从本质上仍受到书院的影响.民国初年,在教育领域,上自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下至中小学,皆可见桐城文派的影响,诚如余冠英在回忆文章中所说:“中学五年中,国学读本翻来覆去不出唐宋八家和归方姚曾的范围.”正因为如此,所以五四新文学首先将革命的矛头对准了它,有“桐城余孽”之过于愤激之辞.

孟森有言:“清一代学人之成就,多在书院中得之,此固发展文教之一事也.”书院对清代学术之助推,其功甚伟.大致而言,书院为一地之学术、文学和教育的中心,它集结本地之文人,吸引来往之过客,其讲习之乐与文人往来皆有助于文学和学术传承,有助于人文氛围的形成.时至今日,这种教育模式的丰富细节仍耐人寻味,也有相当多的文字抒发了对书院教育模式的仰慕与追思之情.

《梁启超年谱长编》说:“先生每于暑期将近时,约同学诸君作北海之游.俯仰咏啸于快雪浴兰之堂,亦往往邀名师讲学期间.去年夏,宝山张君劢先生因事来京,为诸同学讲宋贤名理,盖穆然有鹅湖、鹿洞之遗风.”

严耕望《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7期说:“赖家院处乡野田畴间,竹树小溪环之,为读书佳境.研究员、助理员,各自钻研.穆主政期间,每周六举行讨论会,每月一出旅行.乡居多暇,夕阳餐后,常提杖散步,诸生尾随,徜徉村野绿荫草坪间,或坐或卧,看晴空飞鸟、白云幻化,随意漫谈,诸生亦随意叩问,了无拘束.”

这些对于当今教育体制中的课堂教育、评价体制与学术交流等都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尤其是那种远离急功近利、追求自得体悟的精神主旨,更是直指当今.这些物我两忘、融入自然的美好环境既是书院设计所追求的特点,同时也为丰富的精神体验提供了苍茫的背景.今日之大学,与当日之书院同为知识分子活动的重要场所和不可或缺的图景,为当地乃至全国的人文氛围的推动者和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的文化积累增添了底蕴.书院历史上的兴盛,对后来者而言寓有一种内在的指示性,继往开来,格局已定;同时对后来者也有催促之意:今日之大学是否能发扬光大这一教育传统,为文化累积出更为扎实厚重的煤层,以点燃未来绵延的文明之光?


(万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雁平,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