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近年来,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反思,成了海内外学者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值得细究的是,现代性的复杂文化面向,决定了对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多样理解.因而,种种现代性在开启我们文化视野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定位的某些混乱.本文以美国学者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为例,借以探讨我们究竟如何认识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
一、
谈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晚清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切入点.在这方面,王德威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不少启发.从上世纪90年代起,王德威就以“被压抑的现代性”为题,先后做了不少重新评价晚清小说方面的文章,随着它们在大陆的频频结集和出版,①他那“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著名论断,也逐渐闯入我们的视野.究其大意,王德威不外是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寻至晚清,挖掘晚清小说中已经蕴含却被后来“五四”的主流现代话语所遮蔽的种种“现代性”,故名“被压抑的现代性”.基于此种考察,王德威认为,晚清不是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一个“过渡”阶段,而根本在“五四”之前就已显示出一幅“众声喧哗”、“多音复义”的现代性图景,其开创性意义甚而超过“五四”,“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耐人寻味的是,如此明显的翻案意味,王德威却有着另外一番表述：“我无意夸大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也“无意贬抑‘五四’文学”,“更不欲‘颠覆’已建立的传统,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界定在他处”,“或将曾被贬抑拒斥的现象加以复原”,“毋宁说我是试图去了解,‘五四’以来被主流文学所压抑的是什么.我的取法不在于搜寻新的正典、规范或源头,而是自处于‘弱势思想’（weak thought）,将一个当代词汇稍加扭转以为己用：借着拼凑已无可认记的蛛丝马迹,我试图描画现代性的播散而非其完成”；目的是“志在搅乱（文学）历史线性发展的迷思,从不现代中发掘现代,揭露表面的前卫中的保守成分,从而打破当前有关现代的论述中视为当然的单一性与不可逆向性”.②这些话暗示我们,王德威之所以挖掘晚清文学中的现代性,与其说是借晚清来颠覆“五四”,不如说借研究晚清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心目中的某些现代性标准.这也许是其“被压抑的现代性”真正想表达的.
其实,从“五四”上溯到晚清,去寻求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并不是王德威的独创.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人,就已经追溯到“近代文学”,③并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一起纳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有机整体.“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延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过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④
引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意在说明,问题并不在于晚清与“五四”相比,孰为现代或更为现代,关键是对晚清或“五四”的现代性理解和定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被压抑的现代性”,具有了可比性.虽然二者没有发生直接的对话,而且双方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也迥然不同,可也惟其不同,才使我们得以其各自的现代性思考方式.
现在看来,上述“三人谈”将“近代”纳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首先表明了他们对中国文学现代观的一种理解.在他们看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即与“古代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整体上具有了一种“世界”眼光,即在一种所谓“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流”的历史格局中,以“走向世界”为现代皈依.在这个意义上,与“世界”发生关系的“现代”文学,上限就自然会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严复、梁启超等革新人士开始介绍和输入西方文化,翻译西方文学,倡议文学诸界革命,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代观暗含了一个中国现代历史的大文化背景,即战争后中国才开始的现代历史进程,开始“有意识地向西方学习”,期间经历了一个“从学‘船坚炮利’到学政治、经济、法律,再到学习文学艺术”的渐进历程.置于这样一个历史的文化坐标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才有了前提和依据,正如定义里所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与“政治”、“道德”等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中的“近代文学”才有了一个与“古代文学”“断裂”的开始；然而也只是一个开始,“近代文学”只有经过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直到“五四”才达到并完成这一“断裂”过程,并正式汇入“世界文学”的现代潮流.⑤
与“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上“走向世界”、“向西方学习”那种“由内向外看”的现代化思路不同,置身海外的王德威恰恰相反,持一种“由外向内看”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文学之于西方的“现代性”意义.王德威根据西方文学与文化现代性的生成过程,说明20世纪世界文学的现代性,首先是一种“跨文化、跨语系的对话过程”,在此过程中会产生现代性的多种可能.于是,王德威以此来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就特别强调20世纪中国文学在和西方遭遇时的“跨文化、跨语系的对话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源自自身的“求新求变、打破传承”的现代能力,故而反对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视为“西方文学的影响”的产物.其理由是,“西方的冲击”,“并不‘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只是带来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环境和条件――一种脱离中土本位的、“国际的（未必是平等的）对话的情境”,并“因此展开了跨文化、跨语系的对话过程.”⑥王德威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呈现为一种能构成与西方文学“对话”的主体能动性,相比之下,西方文学的影响和冲击,只是一种外在条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德威发现了晚清小说中丰富的“现代性”资源：“我所谓的晚清文学,指的是太平天国前后,以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而其流风遗绪,时至五四,仍体现不已.在这一甲子内,中国文学的创作、出版及阅读蓬勃发展,真是前所未见.小说一跃而为文类的大宗,更见证传统文学体制的剧变.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实验冲动,较诸五四,毫不逊色.然而中国文学在这一阶段现代化的成绩,却未尝得到重视.当五四‘正式’引领我们进入以西方是尚的现代话语范畴,晚清那种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现象,反倒被视为落后了”.⑦注意王德威所界定的“晚清”,显然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的“近代”不是一个概念,不仅范围远为宽泛,而且还被赋予一种“较诸五四,毫不逊色”的“现代”面目,不过因不符“五四”的“现代”标准而被误读和遮蔽了,故而王德威提出“被压抑的现代性”.
当王德威通过进一步阅读,从晚清小说的四大文类,包括“狎邪小说”、“公案侠义小说”、“丑怪谴责小说”与“科幻小说”,甚至从“五四”一辈作家的“次文本（subtext）”中,读出一套“被压抑的现代性”话语的时候,尤其是从文学史上的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乃至20世纪末海峡两岸的新“世纪末”等非主流小说中,重新清理出一脉类似上述晚清小说“被压抑”了的“文类”时,王德威对其“被压抑的现代性”更是信然有征,认为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已经预告了20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等”.⑧
如果单看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的阅读统计,我们也许会同意其“被压抑的现代性”.然而考虑到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前提是以西方文化与文学的现代性为阅读标准,那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所说的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呢.尤其是王德威在推举晚清时,却不遗余力地批判“五四”现代话语的单一霸权,认为“五四”仅仅延续了晚清“新小说”“感时忧国”叙述,却摒除或压抑其他“非‘新小说’”的现代性实验,而且拾取的又仅仅是西方传统“写实主义”的“余唾”.如此一来,“五四”在王德威眼里,不过是“迟到的、西方的翻版”.⑨面对这样的批评,我们也不禁起疑,王德威以西方文学的现代性标准衡量中国文学时,是否抽离了中国文学的自身文化语境,在推重晚清时却将“五四”误读和窄化了?
二、
有意味的是,面对诸种质疑,王德威似乎早有所预料,只是“莞尔”一笑：“他们到底怕什么?”言下之意是,质疑他的人似乎仅仅是出于对“五四”的一种无知捍卫,丝毫不足以动摇其“被压抑的现代性”.王德威类似的反问,及其英文著作问世后在海外的大受“赞弹”,⑩迫使我们不得不暂且抛开上述质疑,注意从王德威的文化立场,来思量其何以如此自信,其“被压抑的现代性”又究竟主张了些什么.
从王德威评价晚清小说的几个主要字眼来看,诸如“颓废”、“滥情”、“谑仿”等,全没有我们通常认定的“启蒙”、“革命”等现代话语.然而在王德威眼里,正是这些主流“秩序”之外的情感范畴,恰恰孕育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性.正如王德威评价晚清小说时所说,“它们并没有被贴上特许的现代标签,但是却是20世纪许多政治观念、行为准则、情感倾诉,以及知识观念的温床.当‘五四’知识分子开始以启蒙、理性、革命等角度来回顾他们的文学传承时,这些作品很快就被贬为琐屑、颓废,或是反动.”如此一来,似乎是“五四”不该改写了晚清本来应有的“现代性”文学旨趣.
那么反过来看,王德威又是如何理解“五四”的呢?考察一下,王德威最不满意“五四”的“感时忧国”传统,认为：“所谓的‘感时忧国’,不脱文以载道之志；而当国家叙述与文学叙述渐行渐近,文学革命变为革命文学,主体创造意识也成为群体机器的附庸.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表征,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却不必化约成如此狭隘的路径”.这里发生了一个“误读”,王德威将“感时忧国”,仅仅止于“主体创造意识”这样一种形式层面来理解,根本忽略了“感时忧国”的历史内容,故而王德威无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那种“改造民族灵魂”的启蒙任务和时代主题,而更多地将“五四”“感时忧国”的情感形式,与“文以载道”,乃至政治革命联系在一起,于是给我们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
值得追问的是,王德威“误读”的文化原因.不难发现,王德威所说的“感时忧国”,其实沿用了夏志清所使用的概念,与此同时,王德威评价晚清小说的“颓废”概念,也明显承续了李欧梵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理解.从概念的使用上,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明显的学术传承,以及他们普遍重视“情感”之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意义.稍微留意一下他们的美国汉学家身份,我们则有理由推定,他们对情感的强调,与美国文化的现代性思考不无关系.如果追溯一下,当年夏志清与普实克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科学”研究方法的论战,我们可以看出欧美汉学的差异,与欧洲重视科学的传统相比,美国汉学界更看重情感之于文学和文化的重要性.
植入这样一个文化背景,无非是想说明王德威在思考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时候,不免将中国文学移植到美国汉学的文化语境中,于是导致一种理解上的文化错位,上述王德威对“五四”“感时忧国”的误读,即为一例.所以王德威提出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也首先是基于一种美国文化的情感现代性立场,而不是我们理解的“五四”启蒙文化立场.这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现代性.然而问题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讲,哪种现代性更重要.
回首比较一下晚清和“五四”,后来的文学史之所以更多地选择了“五四”作为“现代”的起点,而不是王德威所讲的“晚清”,其中一个重要依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大旗,冲毁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根基,而不是王德威看重的晚清文学的情感想象.这是无论如何抹煞不去的史实,连推崇晚清的王德威,也不得不承认.所以王德威才无意（或者说是无法）在“五四”以外,重建“晚清”这样一个现代文学源头,而只能以一种“检测设”的语气,处理“原本几乎”要发生而不是“已经发生”的可能.建立在这样一种检测设的语气基础上,王德威建构的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只能是一种想象的史学或诗学.
吊诡的是,王德威的想象史学,把中国现代文学的“五四”起点,解释成“有幸发展成史实”的“因缘际会”,但“这绝不意味着稍稍换一个时空坐标,其他的契机就不可能展现相等或更佳（或更差）的结果”,“我们不能回到过去,重新扭转历史已然的走向.但作为文学读者,我们却有十足的能力,想象历史偶然的脉络中,所可能却并未发展的走向.这些隐而未发的走向,如果曾经实践,应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评估,陡然开朗.”在我们看来,王德威的这种错位的想象,不无“固执”的一面,可也惟其“固执”,却显示了他有别于我们的文化理解.这种文化理解上的差异,正是我们难以与其沟通和对话的关键所在.
三、
值得警惕的是,王德威想象晚清的“被压抑的现代性”,虽然无法动摇“五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但至少淆乱了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理解.原因正如上文所说,在于理解文学的现代性前提不同.既然如此,明智的做法也许是暂时抛开文化上的种种现代性标准,用一种属于文学本身的现代性标准来对话.因此当我们重新来打量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时候,还应该“回到文学本身”.
其实,对于文学这门“语言的艺术”来讲,最基本的存在就是语言.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将中国现代文学“上溯”到晚清的时候,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五四”与晚清文学的语言问题.比如“五四”白话文与晚清白话,在文学意义上的区别.从文学史上看,“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意义,就在于完成了从文言到白话的文学语言革命,从而促进了新文学和新文化的现代转型,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区别于晚清文学诸界革命的一个根本标志.
诚然,晚清也发生过白话文运动,但正如有学者所研究的那样,“晚清白话文运动从根本上可以说是为白话文争地位,它并不从根本上排斥文言文,只是强调白话文的辅助功能”,于是晚清提倡白话文的文人,既用白话写作,又用文言写作,“他们是把白话作为‘宣传革命’、‘开通民智’的工具,并不是用白话来传播和创制新思想,而是用白话来传达文言的思想等在这一意义上,晚清没有也不可能发生新文学运动,没有也不可能建立新的文化和文学类型.”晚清文人对文言和白话的二元矛盾态度,使得他们不可能将精力用在白话文学的建设上,就像梁启超作为“新民”工具的“新小说”,最终只能是半道流产.
王德威虽然意识到严复、梁启超等人对“新小说”的这种复杂心态,可是“新小说”的失败,恰恰给了王德威一个否定他们的口实,转而去寻向更早的“非新小说”,而未能从文学语言上深究“新小说”失败的根本原因.陈平原也从小说文体的建设角度,反思晚清“新小说”的白话之所以“浅陋粗糙”的原因,“当年提倡白话小说者,未必真的看重‘白话’小说”,“对这些正在转变中的‘士大夫’来说,‘俗’比‘雅’难,用白话远不如文言顺手.当他们正儿八经地强调、追求小说的艺术价值时,用文言写作更合乎他们的趣味和天性”,“更根本的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字长期分离造成的巨大裂缝,把这代作家逼到两难的窘境”.从文学语言这个角度看,“五四”区别于晚清之处,就在于实现了“文”、“言”合一.
其实,晚清文人轻视白话文学的这种观念,到“五四”以后还存有市场,所以才会导致后来新文学阵营与古文派的种种论争,如与学衡派、甲寅派之争.置于晚清白话和文言的文学坐标里,“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意义会更明显,毕竟是“五四”使白话文正式成为表达现代人思想和经验的文学方式,至少在文人手里完成了这一转变.特别是当胡适努力尝试用白话去创作新诗时,意味着白话文攻克了诗歌文体这一文言的最后堡垒,从而成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现代”标志.
如此看来,王德威单从晚清小说这一文类,就断定“五四”小说仅仅继承了“新小说”感时忧国的传统,而“压抑”了晚清更多的“非新小说”中的现代性途径,而大呼“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时,不免有失周全,至少也有待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去做进一步衡量.
①相关文章可参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版；《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王晓明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其英文专著Fin-de-si`ecle Splendor（《华丽的世纪末》）,译成中文《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⑧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第20―5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为表述方便起见,本文将“近代”、“晚清”区分使用,分别意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中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晚清概念.
④⑤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⑥⑦⑨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第3―16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⑩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文版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版.
[14]“颓废”在王德威和李欧梵这里,并无贬义色彩,意指“去其节奏”（de－cadence）：从已建立的秩序中滑落,将视为当然的取而代之,还有把文化巅峰建构内决不会凑在一处的观念与形式都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聚合起来,即将正常异常化,是现代性产生的不可忽视的途径.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第32页；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15]在这场论战中,普实克主张一种“客观”、“科学”的历史研究,重视文学的历史特性和社会功能,批评夏志清“主观”的研究方法,偏重文学中“无个人目的的道德探索”.夏志清则批评普实克明确的“意图主义”,认为他过于依赖一套中国现代史和现代文学的“科学”理论.本文无意评价这场论争的是非,只是借这场并无结果的论争,说明双方不同的研究立场背后体现出来的欧美文化差异.有关论争情况,可参阅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夏志清《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高玉《对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语言学再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
[19]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前言》第11、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