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英雄主义作为全人类的文化表征,始终是古今中外战争文学永恒的主题.从古希腊《伊利亚特》、《奥德赛》到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再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瓦西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从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到明清英雄传奇①,再到《保卫延安》、《高山下的花环》等等等,流贯于战争小说中的英雄主义始终是作家挥之不去的情结.英雄人物的叙事,英雄意识的高扬,对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精、气、神,不仅起到了一种烛照与撮英的作用；而且,通过对疆场血与火的对峙或搏弈的书写,既能表现出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呈示出对阵双方的睿智与勇武,更包蕴着社会与民众深广忧愤的悲欢离合之情,闪射着人道与人性之光.因此,战争题材的书写历来是世界文学的一道亮丽风景,也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成绩卓然的新军.
由于军队与国家政治生活乃至所有社会层面的紧密关系,更由于特定历史时期主流话语无所不在的强权作用,当代中国的战争文学不仅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也为后人留下了不断阐释与言说的话语空间.可以说,十七年战争文学中的“红色经典”②是一部完整的现代中国英雄史.不论是对北伐、长征、八年抗战和三年国内解放战争的表现,抑或是对抗美援朝、南线战争的描写,文学叙事话语中英雄蜂拥、层出不穷.英雄不仅成了时代的文化表征,成为了不同时代最令人们神往的偶像,而且也成为了话语言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语符.也许,这正是文学修辞的力量所在.
人民共和国是在硝烟滚滚的战火中诞生的,成立后不久又经历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火考验.因此,在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战争与士兵为表现对象的战争文学是工农兵文学大潮中成绩斐然的一支文学劲旅.
可以说,是刚刚逝去的战火硝烟和人民军队的光辉业绩,是无数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鞭策与激励着作家们决心要用文学形式来塑造好人民革命战争的丰碑；是作家们按捺不住地要倾诉对历史巨变的欢呼与思考,表达自己对人民战争胜利的喜悦与感激,缅怀对革命先烈思念与敬仰之情,促使了作家们对“昨天的战争”进行全方位的反顾与表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战争文学的创作热潮.刘白羽伴随着新中国黎明而发表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被称为是“新中国军旅文学的开山之作”.③随后,描写朝鲜战争严酷、悲壮史实的《上甘岭》(陆柱国)、《三千里江山》(杨朔)等颇有分量的长篇小说相继推出,为军旅文学在新中国的大跨度腾跃奠定了良好、坚实的基础.尤其是被评论界称为“建国后第一部纯文学的战争小说,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文学作品”④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出版,意味着长篇军旅小说探索、尝试阶段的结束,说明了中国当代战争文学的艺术水平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堪与其它题材门类的小说创作相媲美.《保卫延安》不仅是一部中国战争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艺术佳构,而且以它的出现为标志,宣告了战争文学创作已汇入了当代文学的主潮并成为了砥柱中流,战争文学作家也成为了当代文坛引人注目、众望所归的文学军团.
历史进入到了50年代中后期,由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大力倡导并组织编撰的大型革命历史回忆录《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的陆续出版,以及为纪念建军30周年和建国10周年而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大舆论组织的群众性征文活动,等等,更为当代战争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给几代新老作家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平台.其间,尽管有1957年“反右斗争”等旨在否定与批判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频频干扰,但由于作者大多为战争的亲历者,作品又几乎都是准自传式的纪实与描写,再加上长篇小说创作周期长以及自身艺术规律的不可违逆性等特点,政治或文艺批判运动对战争题材长篇创作的负面影响要小于中短篇小说创作.这样,经过新老作家、专业和业余作者的共同努力,当代战争文学的创作被推向了当时可能达到的艺术巅峰.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以及《党费》(王愿坚)、《黎明的河边》(峻青)、《山地回忆》(孙犁)、《百合花》(茹志鹃)、《三月雪》(肖平)、《妈妈的故事》(菡子)、《长长的流水》(刘真)等中短篇小说,都是中国当代战争文学社会反响较大的作品,甚至代表了十七年文学的最高成就.现在已经很清楚,作为主旋律而始终流贯于战争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主义,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至80年代中前期三十余年间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也远远逸出了文学范畴,持久有力地引导着共和国几代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成与发展,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情感、信仰乃至行为规范与认知模式,在当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构成中,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痕,成为了20世纪下半叶一个很长时段内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与印记.
然而,已植根入国人潜意识深层的战时文化观念,并没有因为战争硝烟的弥散和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的缓解而有所淡化.相反,作为战时文化观念核心的功利性与目的性、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断思维模式以及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文学主色调,依然牢固地盘据在人们的观念中心,左右和支配着作家的创作思维.与此相关联,实用理性与狂热非理性的奇特结合,民族主义情绪的高度张扬,对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本能排斥等等激进文化传统,在强大而又浓郁的政治氛围中被已经“当家做主人”的中国作家奉为至尊,推向了极致,在新生的共和国土地上开始无节制的蔓延.新的时代早已为战争文学“写什么”和“怎样写”这个被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认为是“带有方向性的根本问题”,从作家的题材选择到主题提炼,从结构安排到风格基调等方面都做出了不无强制意味的规范与要求.而军旅作家作为高度政治化了的武装集团的一分子,更应不折不扣地加以贯彻与执行,绝不允许有丝毫的越轨行为或倾向的存在.
勿庸置疑,战时文化观念对建国以来军旅文学的创作产生了不应低估的负面影响.新中国军旅文学在当时理念褊狭、视角狭窄、题材单一、手法陈旧的文学格局中,尽管为共和国文学筚路蓝缕,屡建奇功,但也给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留下了诸多值得认真总结与汲取的历史教训.
综观20世纪80年代前战争文学的创作实践,不论是作家的审美识见,抑或是作品的思情营构,都被严重地禁锢于“五老峰”⑤的创作模式而难以挣脱,森严的理性教规和有形无形的种种道德律令,使军旅作家难能突出重围,拔足远行.当然,也不容否认,新中国战争文学作品不乏战役的宏大、战斗的惊心动魄,也不乏故事的生动、情节的曲折、情感的真挚和人物性格的鲜活,让人领略到了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的高扬,一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灵魂策动.但是,写战争却不敢正视战争的残酷与非理性状态,不去探究战争内涵；写人却漠视对人的命运、灵魂和价值的哲学思考,让读者看不到人在战争中生命力的高扬、辉煌与毁灭的壮丽过程；写各种充满血与火的军旅生活的时候,却又恰恰遗忘了军队生活是整个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事实,人为地把英雄与凡人、高雅与世俗割离开来；尤其是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主旋律对悲剧艺术的否定与排斥,使战争文学作品中压根儿就见不到胜利后成千上万已经永远失去了亲人的悲伤者面孔和永远破碎了的家庭、残缺的人生,等等.塞满于作品中的几乎是大同小异的红旗插上城堡后的欢呼,英雄带着硝烟的微笑,以及在党的雨露阳光下茁壮成长的一群群红领巾幸福地向英雄纪念碑走来等那种缺乏思想与学术自由探索的社会气氛与文化语境,那种因政治教条和僵硬道德律令束缚而造成的模式化创作,实际上已经把战争文学的发展推向了只能表现一种思维成果的窘境.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频频出现的众多战争小说,均未达到《保卫延安》、《红日》已经达到的艺术水准.与域外同类战争题材小说相比,新中国战争文学封闭性、狭隘性和单一性的弊端,作为后来者是不得不正视的文学存在.
以南疆局部战争为表现对象的《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等等当代战争小说,对“红色经典”神化英雄、净化生活结构模式的突破与超越,无疑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战争文学的瞬间辉煌.倘若说,新时期战争文学在人性化和社会化的创作转型中,《轶事》之于军旅文学只是一个转折点与突破口；那么,《花环》则是一座里程碑与制高点.它们的共同意义在于：引导作家步出了长久的徘徊、踟躇与迷惘,走向了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矛盾、真正的人物和真正的情感世界.原来充满着诸多困惑、疑难的文学与生活、政治与文学、个性与共性等等诸多关系,经过军旅作家的大胆突破和不无粗糙的艺术传达,给期待以久的读者带来了从未有过的生活认同与审美共鸣.是它们,把战争文学的视界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拓展到了更为广阔庞杂的社会原野,贴近了军人的生存空间,面向了军人的凡俗人生；也同样是它们,把笔触深入到了当代军人深邃复杂、敏锐多变的心灵世界,切切实实地把英雄请下神坛,走出圣殿,让人们景仰的英雄更具有凡人的喜怒哀乐与七情六欲,把战争文学从“五老峰”的高寒之巅引上了坦坦通途,自然而然地汇入了新时期文学的人性化大潮.
但是,由于南疆战争的短暂与局促,不可能吸引着作家长留于此“挖山不止”；再加之物欲滚滚、人欲横流的商品化社会也正不断地消蚀着作家们书写当代英雄的热情与愿望.置身“英雄无觅”的商业化社会,不愿从俗、更不屑媚俗,依然孤傲地坚守着精神高地的作家们只好无奈地遁入历史,到远古或近现代的历史战争中去寻找自己心仪的英雄,抒发胸中之块垒.于是,回溯历史战争,用现代意识对过往战争做出新的阐释与思考,力求在艺术表现中多视角、多层面地逼近战争本体,复现出“我心中的战争”,给人们提供多种可能的价值取舍和审美参照,便成为了部分颇具实力也极富思辨张力的青年军旅作家表达世界的重要方式.更何况,战争生活、特别是革命战争,历来就是军旅文学魂牵梦绕的圣土与源头,在中外文学相当悠长的历史时段中,战争文学其实就是军旅文学的别称和主要的组成部分.因此,面对历史战争这一丰厚的创作资源,能否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有所突破与超越,用现代意识写出当代人眼中的历史战争,使生灵涂炭、悲痛绵绵,让最能凸显出人的生存、生命本色的战争这一永恒文学题材常写常新,是横亘在几代军旅作家面前亟待突破与跨越的栅栏.
应该承认,以“载道”和强调“教化”为其旨归的主流话语,由于长期对传统历史战争小说、特别是革命战争小说创作的强权规范,再加上共和国成立后长久闭关锁国导致的夜郎自大,作家的审美视域长时期地被禁锢于褊狭的一隅,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左右作家创作思维的“集体无意识”.因而,即使是那些代表着十七年文学最高成就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⑥等作品也难以幸免.
进入新时期,特别是1985年以后,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和国门洞开后吹进的八面来风,无情地动摇了主流话语的霸主地位.板结、僵硬的意识形态冻土开始春风习习,萌动着生机与活力.以青年军旅作家莫言的《红高粱》为发端,直接引发了近二十年来不断看涨的历史战争小说的再创作热潮.《红高粱》的成功,不仅在于率先实现了题材的超越,打破了历史战争小说的固定模式,把“读者望而生厌,作家望而生难”的抗日、题材做出了别样的阐释,重新赋予其盎然生机,招回了一大批早已失落了的读者；而且作品以崭新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对传统的抗日题材做出了全新的处理.通过对生命伟力的张扬和民族精神的表现,为今天民族性格的重铸提供了一种参照,旨在对商业化时代失落了的民族精、气、神的呼唤与弘扬.
首先,一批亲历过战火烽烟洗礼,新中国成立前后走上了文学道路并先后发表了成名作,成为了十七年军旅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进入新时期后依然笔耕不辍,充满创作活力的老作家也不甘寂寞的推出了自己的新作,与青年军旅作家合力推动着历史战争文学新局面的形成.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魏巍的《东方》、石言的《魂归何处》、寒风的《淮海大战》、苏策的《秦基伟将军》,以及黄济人的《崩溃》、马云鹏的《最后一个冬天》等等返观历史战争的长篇,尽管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依然是作家提炼主题和结构谋篇的主轴,但在表现历史生活的真实面貌方面,作家们已经从过往单一的平面真实向多层面的立体真实发展：在人物性格塑造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方面,也力求体现出了对特定环境中各类人物真实面貌的还原.不论是为真实的历史人物立传,还是给虚构的文学人物造像,人物已不再被当作某种纯粹政治力量的化身,某种既定概念的符码,而是作为处在一定历史位置上的充满人性、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较大程度上融人和渗透进了人情、人性的内容,赋予了人物浓重的生命实感与形象活力.秦震(《第二个太阳》)是刘白羽军旅文学序列中最光彩照人、最具人性意味的艺术典型.小说既一以贯之地表现了秦震作为革命者的坚定与执着、果决与智慧的风姿,更浓墨重彩、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他在硝烟滚滚的战争生活中对爱女、妻子、慈母的缠绵意绪与坚贞情爱,成功地为读者披沥了一位兼具杰出指挥员、普通人子、人父和人夫的军人复杂而又深邃的心灵世界.通过秦震形象的艺术雕刻,让读者不无欣喜地看到了作为军旅文学拓荒者之一的老作家对自己长期形成的创作定势的突破与超越.
在新时期老一代军旅作家对历史战争的“重写”中,不能不提及宝刀不老、精进不已的黎汝清.二十余年来,黎汝清以“面对稿纸、背对文坛”的座右铭,勤奋写作,佳作不断,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井喷般地为文坛先后奉献出了《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故园暮色》、《故园夜雨》、《漠野烟尘》等十余部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形成了文坛罕见的“黎汝清现象”.黎汝清的创作从好人好事起步,最后选择了革命历史悲剧,选择了纪实、思辨与政论.无论从价值观到审美观再到生活观,老作家都在艰难的艺术蜕变中完成着自我的辉煌涅架.面对黎汝清的煌煌作品群,特别是文坛公认的具有诗史品格的《皖南事变》,不同的读者纵然可以人言人殊,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却应该是共同的.即作家对革命历史小说“五老峰”的成功超越,对传统历史悲剧的成功改写,把传统悲剧中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冲突引向了人物的性格、个性和心灵的内在冲突,真正把聚焦点对准了人物自身的内宇宙,使革命历史悲剧包容着广博丰繁的社会涵量的同时,更具有人性、人生的况味.作品既有史的严谨,更充盈着飞扬的才情与文采.作家潜入史料,慎重钩沉,旁引博证,秉笔直书,不仅把作为政治悲剧和军事悲剧的大事件作出了还原性的再现,更浓墨重彩、推己及人地表现出了作为事变中心人物项英、叶挺的心理悲剧和性格悲剧.因此,可以说,《皖南事变》既是一部英雄悲剧的历史,也是项英的性格悲剧史.作家注意从多侧面、多向度来展示人物性格,特别擅长于在急剧事变和特殊环境中写出人在一般情况下不易暴露的人性弱点和隐形性格,充分地揭示出人物性格的矛盾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对读者有一种挡不住的诱惑力和审美冲击力.《皖南事变》的出版,对中国革命历史悲剧题材的创作无疑具开拓性意义.从黎汝清的创作实践,我们看到了一个老作家艺术变革之重要与可能,也说明了亲历过战争的老一代作家完全可以走出长期以来自我设定的创作窠臼.创新与超越显然不完全是青年作家的专利,老一辈作家身上所蕴含的创造能量依然是无穷无尽的.中国历史战争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与繁荣不能没有老一辈作家的投入、参与和付出.
其次,一批尚未经历过战争的青年军旅作家用全新的审美视角大胆地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如与莫言的《红高粱》形成呼应之势的乔良的中篇小说《灵旗》,以历史上红军长征突围中第一次惨遭重创的湘江战役为背景,旨在重新关注个体在历史谬误与野蛮践踏中的悲剧命运,表现出了对个人终极价值的深切关怀,企图更接近历史本相和诠释历史的本质.作者通过“重走长征路”的体验与考察,收集到了与小说主题相关的大量史料,但却不按正史观念来正面描写红军艰苦斗争的英雄气概,而是抛开史料,独辟蹊径,集中笔力描写了一个充满七情六欲的汉子,在朦胧的觉醒意识和复仇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的悲剧性与复杂性,即“革命”、“不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复杂纠结.小说以当时读者尚不熟悉的叙事方式,第一次表现了有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史的另一种真实,从而预示着一种崭新的审美意识在这类题材创作中的崛起.作品设置了三种叙事视角：作者自己、青果老爹和二拐子视角,而青果老爹这个当年红军队伍中的小司号员、湘江惨败后的溃逃汉子则是整部作品的枢纽.小说将50年前的沧桑历史投置在青果老爹的幻觉与回忆之中,以他那瞬间的追忆与梦幻展示出历史中的一些片断,使小说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只是一个历经坎坷、饱览世事老人的心灵疤痕,许多情节都因时间的大跨越而显得扑朔迷离,如烟如梦,亦真亦检测.乔良不仅为我们展示了未经“主流化”和“本质化”的一幅幅富有民间生命形态的历史画面；更为重要的是,作家从人文关怀的立场,从人生价值的视角反复掂量了党史仅仅只用了“湘江之役,损失过半”这8个字背后的生命代价,率先把笔触投向了长久以来被主流历史话语所漠视的个体生命的层面,对历史进步论观念引导下的战争合理性做出了大胆的质疑.
其实,《灵旗》所描写的历史,只是被正史的强光照射得黯然失色的、不能进入“正史”(或日“革命史”)的另一种历史面目.但作家的这种写作方式和姿态选择不仅表现出了对已有史料的怀疑,更是对建立在这些史料基础之上的正史的有意识疏离与解构.
除此之外,苗长水的被评论界称为是当前文学创作中“一个不能出现的奇迹”,“创化传统”,表现沂蒙老区军民抗日斗争生活故事的系列作品(《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染房之子》、《非凡的大姨》、《犁越芳冢》等)；张廷竹冲决禁区,大胆开拓,独辟蹊径,执着地走着“战史文学”的创作道路,艺术地融史料性与文学性于一体的“国民党抗战系列”(《支那河》、《酋长营》、《黑太阳》、《落日困惑》等中长篇小说)；以及非军旅作家周梅森继描写黄河故道上一群矿工苦难而又悲壮历史的“土地与人”系列后重拳推出的同样表现国民党的抗战史实的“战争与人”系列(《国殇》、《大捷》、《军歌》等中篇小说)等等作品,都围绕着传统战争小说所欠缺或有意规避的人性来结构作品和展开叙事,作家们所关注的重心显然已经不在精神层面的乌托邦冲动,也不再去恪守历史人物的英雄叙事,旨在对非常状态下人性的发掘与展示,更偏重于对偶然性、日常性、悲剧性、直觉、非本质因素的揭示与张扬,对生存、生命的平凡却又坚韧的存在进了前辈作家少有的热情与精力.醒目地构成了一道对当代南疆战争小说潮扩展与深化的文学风景.
倘若说,20世纪80年代青年军旅作家群对历史战争文学的突被与超越仅限于中短篇领域而尚未问津于长篇；那么,进入到了90年代,经过了十来年的文学准备与人生历炼后,不论从生活积累到思想修养,抑或是艺术造诣都趋近于成熟,长篇巨制的大量出现已经势在必然、瓜熟蒂落.如果说,当代南疆战争小说旨在拆除神化英雄的祭坛,还英雄以人间气息和世俗追求,让英雄更具有人性味；那么,面对90年代消解英雄的商品化狂潮的奔涌而至,精神不失、信念执着的军旅作家们就只好无奈地把自己的思维触角伸向历史或幻想的空间,在历史与幻想中去构塑自己景仰的英雄.就表现久远的古代战争而言,韩静庭的《孙武》、赵琪的《穷阵》、徐贵祥的《决战》是用历史理性激活题材,多侧面多视角地感悟历史和复活历史的不可多得的作品.通过对远古时代的“兵圣”孙武(《孙武》)、“阵法家”苏子(《阵法》)和“谋略家”攻羽(《决战》)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的描述,把三位古代先贤“习战而知战,知战而慎战而厌战,”的人生追求与性格魅力作出了形象化的传达,从而艺术地表达了人类对战争与和平的终极理想.
此外,因《灵旗》而成名后淡出文坛,潜心研习,认真积聚,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又以《天坛之门》的推出而重出江湖的乔良,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这部被作家本人定位为“近未来战争预言小说”的长篇,出版后之所以热销不减,受到了军队内外评论界好评,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为文坛提供了一种新的小说范型,即融现实、未来于一体的不同于幻想体小说的想象型、检测设型小说,更在于作品对当下的警世意义,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国际上近年已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不幸被言中”的超前眼光.小说酣畅淋漓地抒发与表达了作家对人类命运与世界前途的忧患、关注之情,字里行间渗透出一代作家浓烈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情怀,与当下“另类作家”只关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及时行乐,以消费青春与美丽为旨归的“酒吧文学”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值得关注的还有：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走出西草地》、《我是太阳》等中长篇系列,则从父辈那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中找到了创作的富矿,锲而不舍地发掘着属于家族的谱系.从中找到光荣、耻辱与梦想,使作家在战争硝烟与炮火中寻找到了文学与生命的契合点,成为了90年代中后期被文坛上下看好的革命战争文学写作“高手”.其中,《我是太阳》的主人公关山林与以往革命军人形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作品前三分之一篇幅有声有色、酣畅淋漓地描写了这位自诩为“太阳”的军人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的戎马生涯,后三分之二的内容则写这位将军在和平年代里虎落平阳、一筹莫展的英雄末路故事,凸显战神的现代命运.在对父辈经历的追寻、考察、鉴别、思索、审视与评判中,作家既与他们保持冷峻的距离,又比普通人怀有更深的敬意,是作家对待历史和父辈的态度始终牵引着读者的悬念,构成了一种生动的讲述方式和修辞效果.历史在令人信服的程度上被还原,人们在接受历史的同时也接受了历史裹挟的,一定程度上较为真实地融人了父辈的人生感悟与生命体验,将作品写成了一曲热烈的颂歌和深沉的挽歌.
同样是表现父辈红色革命生涯,女军旅作家姜安和项小米新近分别推出的长篇《走出硝烟的女神》和《英雄无语》,不约而同地把聚焦点对准了战争中的女性,在复述那些曾被主流话话遮蔽了的故事时,实现了她们试图用后人的眼光来理解与反省历史、战争和英雄的可能.她们的创作,不仅是对战争小说叙事传统的超越,打破了由男女作家共同支撑的军旅文学沉闷停滞的格局,阐扬了革命历史叙事中女性的声音与立场,而且也是对英雄主义作出了不无解构意味的阐释与表达.《走出硝烟的女神》从女性视角描写了西北野战军一支孕妇队一年间的转战历程,把战争中这一群女性在孕育新生命过程中的各种奇遇、悲壮感人的故事作出了朴素而又纪实般的艺术再现.与过往高扬着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长篇《保卫延安》和电影《大决战》、《转战陕北》等不同,姜安所着力展示的是这群孕妇在严酷战争处境中各自的往事与现状、生活与心灵、友爱与矛盾等人性之常,从而呈现出战争的严峻与残酷,为这些在特定历史时期承受着比男性更多痛苦与使命的女性群体,谱写了一首独特的颂歌.从表现女性与战争关系着眼,姜安对战争文学这一个新层面的拓展,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作品旨在说明：女性的解放需要革命,但革命也使女性付出了男性不曾体验的代价.同时,《走出硝烟的女神》还是一种象征：让女性升华为无限的“女神”,弘扬着超凡脱俗的高洁与华贵,然而却又是一群有着各自创痛与人性弱点的经历了战火洗礼的巾帼英豪.
项小米的《英雄无语》讲述的是我“爷爷”这个当年“特科”成员与其结发妻子“我奶奶”的故事.小说对“爷爷”这位革命功臣从“无语”到“失语”的悲壮而又悲凉的一生,作出了不无赞美也不乏指责的真实叙事.但是,作品叙事基点显然并没有着力于对我爷爷那些充满传奇性和神秘性故事的再现,而是更多地把笔触伸向了英雄事业后面隐藏着的血和泪,敏锐地捕捉到了一向被宏大叙事忽略或漠视的女性为历史、为革命所付出的难以诉说的牺牲,特别是通过对与爷爷紧密相联的几位女性和爷爷身边亲人不幸遭遇的描写,对爷爷的英雄行为进行现代性解读,淋漓尽致地揭示出了这个上世纪20年代初,从闽西大山走出来的革命者在情感历程上的“红”与“黑”两种生命颜色的融合或分裂过程.一方面,爷爷是一个对组织忠心耿耿的、英勇无畏的革命者；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在家庭中欺凌奶奶、缺少常伦的蛮横“暴君”,是在婚姻上毫无责任感的大男子主义者,也是在人生黄昏时期踽踽独行的孤独者.作家通过对爷爷和奶奶长达半个多世纪生死冤家的奇特关系的纪实体般的叙事,尤其是通过对爷爷人性深度的无情开掘与呈示,体现出了一种发人深思的“审父”意识,这也正是小说对同类题材作品的超越和突破所在.
勿庸讳言,当代青年军旅作家群对传统历史战争小说模式的颠覆与解构的程度表现不一,作品的艺术水准也良莠杂陈.但是,他们从各自不同的人生感悟与艺术探求的新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个陌生却又熟悉的社会多层面和复活了的历史人物,表达了他们对战争、英雄和社会的新理解与新阐释,作家们在关怀人性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发掘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和深邃性的同时,也大胆质疑了对英雄评价的流行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和颠覆了“新英雄史观”,使传统战争小说中壮丽飞翔的英雄逐渐下沉于世俗人间,还英雄以凡人的新面目,大大丰富与拓展了战争文学的表现空间,这是不能不首肯的文学存在.
当然,笔者也不无遗憾地认为,迄今为止,当代中国的军旅作家还没有写出像前苏联战争文学那样的作品.前苏联的战争文学在几代作家的笔下都曾有过辉煌的昨天,出现过诸如《静静的顿河》、《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青年近卫军》、《一个人的遭遇》、《解放》、《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等从不同视角描写和理解战争的作品群,战争历史曾经成为前苏联作家开掘不尽的创作资源,而且杰作颇多.因此,可以说,只有战争文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旅文学,也只有战争文学才能构成对作家想象力与表现力的真正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如何面对历史战争题材这一深厚的矿藏资源,能否用现代意识和当下眼光去观察历史、烛照题材,让历史与今天对话,借历史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使历史常写常新,是中国作家、尤其是军旅作家当下无从回避的重要课题.因为,历史并没有终结,也没有成为过去,它仍然活在我们的记忆和理解中,新的文化语境正期待着作家对历史战争做出新的话语阐释与解读,从而为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做出新的注脚.
注释：
①清末民初的小说批评家管达如曾将中国传统小说分为“英雄、儿女、鬼神”三类,《水浒》、《三国演义》、《杨家府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明清传奇显然应属于“英雄”一类.
②“红色经典”指的是以革命为主要题材,通过勾划中国现代历史进程,揭示社会发展“本质”规律,旨在建立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新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一类的作品.它的最突出特征是政治属性和阶级属性；它的致命弱点是作家主体精神的缺失,以现成的政治理念和流行的社会观点来取代作家用个人的、直觉的方式对社会生活与心灵的感知与表现,或多或少地成为主流话语的传声筒和政策文件的图解者,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端明显.
③朱向前：《军旅文学史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④王嘉良、金汉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指人们对过往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一种潜在创作模式的形象概括,即老题材、老故事、老人物、老观念、老方法.
⑥指十七年文学创作中的《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