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下午的时间我通常是在办公室度过的.
办公室两侧便是病房.这个时候我的患者们正躺在那里,他们大多表情安静,少部分痛苦而扭曲.那些表情痛苦而扭曲的人,差不多都是刚刚入住进来的.他们还不习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午后的时光,他们一定是想到了即将接踵而至的陌生日子,加上身体里不时肆虐的疼痛,让他们一时承受不了.早些时候我去查房,他们张着痛苦得扭曲的脸看着我,嘴里就不时有嗯嗯啊啊的声音传出.我查看他们患病的身体,和他们说话,我从他们眼中清楚地看到了痛苦和无声的祈求.那时候我想,随着时光慢慢流逝,隐藏在他们身体里的病痛将会渐渐减弱,直到有一天消失得无影无踪.到那时,他们就将和其他人一样安静下来,表情轻松,神情自若了.我和他们一样期待着这一天早一些、再早一些到来.
办公室的窗外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林子里的那些树种对我从来都是那么熟悉而又陌生：它们中有一些四季常青,有一些到了秋天就经不住渐渐变凉的秋风,纷纷褪去了碧绿的叶片.还有永远生长在低处、四处攀爬的杂草和藤蔓,它们肆意绽放的绿色构成了林子最基本的色调.累了的时候我总是习惯性地抬起头往窗外看,最初的起因便是因了那片树林绽放的绿色――对于疲劳的双眼,绿色的诱惑是巨大的.而我陌生的,则是我无一例外地叫不出那些树木和杂草的名字,我想如果我稍稍花一点心思,用不了多大工夫就可以弄清楚,但我一直没有去做,因为我一直没想过要去弄清楚；更何况,它们叫什么名字对于它们按照自己的规则荣枯和生长,并没有丝毫的影响,更不会影响我在感觉累了的时候抬起头来,对它们进行浮光掠影地观赏.
值得一提的还有林子中不时传出的鸟鸣.麻雀、红嘴相思鸟、画眉等这些乡村里寻常的鸟类,曾经是我儿时的弹弓攻击的目标,说不定它们中的一些还在我用簸箕设置的简易陷阱里觅过食,因而险些落在我的手掌,至今惊魂未定呢.它们在不同的季节里飞抵林子,在林子里筑巢、歇息、嬉戏,不时鸣叫.有时候,我就可以看到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林子上空翻飞的身影.久而久之,我闭上眼也能想象出它们的外貌,它们的叫声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模仿出来.相比而言,左侧的窗外就显得单调和沉闷得多了.长长的过道,昼夜不灭的顶灯.和右边比起来,有一种不易觉察的晦暗和阴郁.是的,晦暗.当我坐在办公室的位子上,抬头看过窗外的林子再转身注视过道时,这样的感觉尤其强烈和真切.更多的时候,我站在过道上,或者从过道经过,却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对比或差别无疑是一直存在的,但肯定是被我忽略了.
过道的中间是一阙明显的扩大部,容纳着通往高处的电梯和办公室凸出来的那一部分,以及宾馆接待部一样的护士工作站.如果我站起身,走到玻璃窗前,对面的护士工作站就会顺利地进入我的视野；一同进入视野的,还有正好路过、准备乘坐电梯走向高处的行人.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会突然惊醒,明白这是在办公室,我是个医生.
王玉和她八个月大的孩子是在病员入住的最高峰时住进来的.病房里人满为患.王玉和她的孩子就被安排在了过道临时加设的两张病床上,和我的办公室一窗之隔的地方.那之前一天,王玉带着孩子回了一趟娘家,反身的时候经过一个算不上陡峭的斜坡,她和孩子一起摔倒了.等她准备重新抱起不停哭闹的孩子时,却发现自己的手臂变弯了,怎么也抱不动孩子了.那天下午被送进这里以后,她一手怀抱不住哭闹的孩子（摔倒的时候,她的手臂压住了孩子的腿,孩子的腿也骨折了）,一边哭,一边告诉我受伤的经过.她大睁着双眼,细细的泪水从眼角滴滴答答地滑落下来.说着,她就掀开自己的上衣,捏着软塌塌的,很费力地往孩子的嘴里送,终于成功了,孩子吸了两下,就把自己的嘴躲开了,继续不停地哭闹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从走道经过时,孩子躺在床上,发出细细的鼾声.王玉歪斜着身子坐在床沿,胖嘟嘟的脸和小巧的双眼满是泪水.我走进办公室,还没来得及扣上工作服的纽扣,王玉号啕的哭声就在玻璃窗外的过道上响起来了,听上去像发自某架老旧不堪的收音机,或者某个蹩脚演员的表演,干瘪瘪的,叫人感觉不出其中蕴含的到底是痛苦还是感伤,抑或是要告诉人们,她在那里,她在哭泣.
好奇的人们一个个睡眼惺忪地从病房里跑出来,纠集在狭长的过道上.老人、青年人、小孩,他们大多是病人的家属,有一些是可以自由行走的病人.他们无意中形成一个小小的包围圈,王玉和她的孩子被密不透风地围在了最中间,一双双眼睛中了邪似的,聚焦在王玉和她的孩子身上.即便是站在办公室的玻璃窗后面,我也能感觉到人们在七嘴八舌.站在最的那几个,因为视线被挡,不停地踮着脚尖,暂时拔高自己矮小的身躯,以便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王玉和孩子身上.可王玉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身边蚊蝇一样越聚越多的人群,依然旁若无人地释放着她的哭声,仿佛她来医院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哭泣.
我一定要做些什么的想法就是在那一瞬间冒出来的,一经冒出,就被我即刻付诸了实际行动――我不由分说就赶走了一个住了很久似乎还将一直住下去的病人,腾出床位,将王玉和她的孩子转进了病房――这和同情和怜悯无关,我只是觉得我再也忍受不了人们热辣辣的目光,忍受不了蚊蝇一样刚刚赶走又聚集起来的人潮.
从此,办公室外就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我就又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安安静静地记录和书写了.任何时候,只要站在办公室的玻璃窗户后面,一抬眼我就可以看见那两张临时加设的床位.王玉和她的孩子搬走以后,那两张床位就一直空着,静静地横卧在那里,像一个安静的舞台,无声地等待着它的下一位入住者.
窗外的那片树林总是春来返青,秋来落叶.我坐在办公室里目睹着这一切静静地发生.我的工作是没有四季的.
每天,坐在办公室椅子上的时候,我所要做的就是记录和书写.这些记录和书写,总体来说就是两点：我查房时查看到我的患者们的病情,和我由此给出的处理.我查看到的病情通常是一目了然的,但有时候也让我如坠云雾,一时理不清头绪,这时候我要做的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拨开云雾,找到事情的本质,并且给出相应的措施.这只是我工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把这些一五一十如实地记录下来.这个过程有个准确的说法,叫做写病历.我记录下来的那些文字,在病历里各自都有着自己的名称：长期医嘱、临时医嘱、住院记录、病程记录、辅助检查（报告单）、各种病情告知书和治疗同意书、出院记录等一个病人一份,摞在一起,都是厚厚的一本.当我在最后一页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将它们一本本叠放在一起送到病案室时,看着眼前一大摞厚厚的纸张,和纸张上无声的汉字,我仿佛看到了一点一滴流逝而去的时光,由此感到我在住院部的时光并没有虚度.
我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放了一本硬面抄,和几本刚刚到手的文学期刊.尽管空闲的时间总是有限,但我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有限的时间翻阅它们.不时的,在这些杂志的目录上看到有我熟悉的名字,有的甚至是我经常见面或者联系的朋友,心里就禁不住生出无限的羡慕和敬仰.我在其中的一家杂志上看到一个特别的栏目：民间语文.作者大多是和我一样的寻常百姓,那些文章所写到的都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我读着的时候感觉相当的亲切,没有任何距离感.我觉得我所在的住院部、我每天看到的人和事,都与这个栏目的口味和主旨十分的吻合,于是准备了那本硬面抄.我把我遇到的自以为有意思的人和事记下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久而久之,我便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下班离开办公室以前,如果不在硬面抄上写下哪怕是几句话,就会觉得缺少了什么.即便后来有一天,我将硬面抄上的文字整理了一些,信心十足地寄给那家杂志编辑部,结果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但我依然乐此不疲.我坚信我记下的事件本身就足以打动所有目光挑剔的编辑和读者,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总之这一天是必定会到来的.这个梦想一直驻扎在我心底,根一样牢固,是我战胜日复一日枯燥的病历书写工作的不竭动力.我清楚地知道,这个梦想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只是幻想,但在它真正幻灭之前,我梦着它,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我在硬面抄上记下张文学是在他出院一个月以后.也就是说,我记下的并不是他住院期间的事情.张文学住院的原因是左胫骨远端Pilon氏骨折.它是一种累及踝关节的粉碎性骨折,一种严重的骨科疾病,它的严重性在于：即便是世界最高明的医生给予最缜密的治疗,伤肢的残疾也不可避免.
根据硬面抄上的记录,在记下张文学的当天,为了查清他的病情,我曾从病案室里提取了他的病历.因此我还知道,张文学是在一处建筑工地干活时从高处坠地摔伤的,被送来这里以后,住了十天他就出院离开了.我所以要提取张文学的病历,是因为在张文学被提及时,我已经记不清他是否真的是我的患者了,我甚至已经记不清他的样子了.
提及张文学的是五个我素不相识的人.其中一个是张文学的儿子.这是他们对我说的.想来是为了打消我的怀疑,除了被指作张文学儿子的那个人,其余的人都先后向我提到这一点.他们指着他,说他就是张文学的儿子时,他就那么站在那里,不时低头看手里那几张被他捏得皱巴巴的纸,目光躲躲闪闪的,总是找不到一处合适的停靠地点.对于他们的指认,他既没说是也没说不是.有那么一会儿,我看到他的嘴角嚅动着微微张开,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却一直没能吐出一个字来.我猜他一定是要附和他们的话,但他似乎不太适应在我的办公室这个场合说话,不习惯被人要挟.事实上,从他走进办公室站在那里,嗫嚅着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起,我就已经认定他是张文学的儿子.
那天下午,他们五个人列着队走进办公室时,我正低头赶写一个新入患者的“首次病程记录”.我抬起头来,看着他们各自选择了一个地方站定.张文学的儿子在我右手边最远的那个角落；两个涂口红的女人在办公桌的对面；一个大肚皮、满脸赘肉的高个子中年人先是和张文学的儿子站在一起,后来大约是为了和我拉近距离,在说着话的间隙,不知不觉就站到了我的左手边,等我抬起头来看他时,就有一种近在咫尺的压迫感,像站在墙根下仰望高高的墙头；另外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看上去是个司机或者警卫,一进门他就没再继续往前,而是选择了靠近我左手侧的门框倚着,双手环抱在胸前,左腿撑地,右腿圈成了个“4”字,锃亮的鞋尖杵在地上,不时抖动着,发出轻脆的声响.
在移动到我左手边之前,“大肚皮”大约是实在忍不住了,一把从张文学儿子手里抢过那几张纸,展放在我面前的办公桌上,说：“医生,你看看.”那是张文学的出院证、和费用清单.尽管纸张已经变得皱巴巴的,还有几处大大小小的汗渍浸润的痕迹,但一个月前我亲笔写在出院证的那些字依然清晰可见.“大肚皮”伸出短而粗的食指,在出院证上的“出院医嘱及建议”上接连敲击了几下,短促而急切的闷响盖住了门口传来的皮鞋声,像突然擂响的鼓点,办公室里猛一下安静了下来.
“外院继续治疗.”这是我在“出院医嘱及建议”栏目下写的话.它简洁明了,却是张文学出院时伤情的起码要求和真实反映.“大肚皮”敲击着它,我朦胧的记忆猛然被敲醒――我记得当时我曾经反复告诫张文学,他的左胫骨远端Pilon氏骨折愈合尚远,出院的结果就是更加严重的残疾,但张文学似乎已经铁了心了,一个劲地摇头,坚持要走.那时候,张文学还向我提到他打工的那个工地的老板和自己贫困的家,他说,他的老板不管他了,他没有经济来源,出院是必须的了.在此之前我遇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为了要我同意他们出院的要求,这些人接着会编织更多相当堂皇的理由,比如自己的母亲或父亲或某个亲近的人病了,甚至生命垂危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出院回去了,仿佛我不同意就有悖天理、不近人情了.但张文学没有说这些,我相信他的话都是真的.
“大肚皮”和两个涂口红的女人肯定了我的判断.接下来,“大肚皮”便说出了他们一行的目的.他说,其实是件很小的事情,就是要我帮个忙,在出院证上加上一句话,说明一下张文学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全愈合；这个时间,不需要确切的,只需要粗略估计一下就可以了；现在,张文学的伤腿还没有好,要和老板打官司,证明就是为了打官司准备的等“大肚皮”说出“其实”和“证明”的时候,有意无意的语气显得特别得重,显然是在强调他说出的话,强调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仿佛他们大老远来找到我,还带着张文学的儿子,我给出一个关于张文学的伤腿愈合的时间表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
问题在于张文学的腿可能永远没有完全愈合的那一天.我想他们大约是不清楚张文学的腿伤的严重性.我必须告诉他们并且让他们清楚地明白这一点.按照现今流行的说法,这个时候的我是强势的.我的“强势”是因为我是个医生,对于张文学的腿伤,我比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发言权.但我的所谓强势也就仅此一点,世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强和弱的转变有时候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
我给不出这样的时间表.这是我那个下午说的最后一句话.在说出之前,我首先说到了张文学的腿伤,我把我诉说的重点放在了残废这个严重的结果上.我告诉他们,残废关乎张文学长长的下半生,而不是三月、五月,也不是一年、两年.然后,“大肚皮”和两个涂口红的女人便又向我提到张文学的老板,提到张文学贫困的家.那一刻我真想问问他们,一个月前张文学坚持出院的时候他们在哪里?我用了很大的劲,努力了很长时间,也没说出这句话来.后来他们就气冲冲地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大肚皮”又一次伸出他短而粗的五指,猛一下拍打在那几张摊开的纸上.这一次,办公桌发出的是一声巨大而沉重的闷响.随后便是他们急促的脚步声.
“牛一样!”
“牲口!”
他们的声音从办公室门口飘进来.我低着头坐在那里.我依稀听见自己身体里某个地方嘀嘀咕咕的.他们的脚步声和他们不约而同的说话声那么铿锵响亮,我到底嘀咕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但我明白,他们是在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比喻我的顽固和坚持.牛和牲口,便是他们想到的最合适的喻体.而我,作为比喻的主体,则被他们巧妙地省略掉了等
（李存刚,骨科医生,发表散文若干,著有“医事”散文集《喊疼》等,现居四川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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