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叙述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从理论层面上说应包括台港澳文论在内.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谈内地的六十年.
这六十年是内地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年代,其最重要的事件是国统区解放后成立新政权,20世纪50年始的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属解放区文化的延伸和发展,这就难怪在文论界唱主角的是来自解放区的周扬及围绕在他身边的林默涵等人.他们的论著带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色彩,多半是文艺政策的图解.虽然这期间也出现过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①、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②这样与主调不和谐的佳作,但由于革命文论与认识文论的联手,这类作品的生长难于找到阳春季节.
影响阳春季节来临的第一个因素是与政治联系紧密的.革命文论家们开展文艺大批判运动时,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划等号,这便导致了褊狭的政治观念混同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状况,使“左”倾教条主义有了充分表演的机会,以致文学史不断改写.第二个因素是深受苏俄文学的影响.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由于形势发展的变化以及文学自身理论发展的需要,再加上当时“人生派”与“艺术派”的对峙,左翼理论家不再满足于探索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学理论,而纷纷转入向苏俄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寻求答案.1949年后,苏俄文学理论占主导地位突出表现在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俄国主义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上,周扬委托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便是这种传播和普及的标本.第三个因素是独尊社会学评论方法.在政治论文艺学和认识论文艺学居中心地位,而体验论文艺学和审美论文艺学总是居于边缘的情况下,评论家们很难选择用感兴论或审美论作评论方法,难能可贵的是茅盾的小说评论、王朝闻的文艺鉴赏文章、何其芳对《红楼梦》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社会学和美学的统一.陈涌的《文学评论集》美学色彩较淡,仍有社会历史材料的价值.郭开的《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③和武养《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④所反映的观点,既无文学批评价值,又无社会历史材料价值,是典型的庸俗社会学评论.
姚文元的评论文章则集“十七年”“左”倾之大成.他不当作家知音而热衷于当文艺哨兵、宪兵,发展到“”便和合流成为文化激进派.激进派追求纯粹的世界,容不得一点灰尘和杂质.在意识形态方面,要求舆论一律,不允许有半点不同的声音.在文艺创作方法上,他们要求“样板化”:风格统一、手法一致,不许有个性的追求和创造.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只允许一元、一维的声音存在.这时连在“十七年”认可的认识文论都站不住脚,只剩下“梁效”、“罗思鼎”、“石一歌”这些大批判组一家独鸣.
从来没有直线前进过的中国当代文论,如果用一个公式来概括,大体在“大批判――调整――否定――反思”的摇摆中前进.如果说,不停地折腾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教训,那不停地平反则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平反对象说,有为“胡风集团”受牵连的,反右斗争中挨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被放逐的,在“反修防修”运动中受到炮击的,更多的是在“”时被打成黑帮的“黑线人物”.这几种类型的评论家,经过平反后均面临着新的选择,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后出现了一批人到中年才进入最佳写作状态的评论家,如小说评论界的阎纲,诗歌评论界的谢冕,散文评论界的林非,戏剧评论界的谭霈生.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老一辈评论家已淡出,而那些新时期才登上文坛的评论家,则或与崭新的文学观念或与创作保持紧密的联系,表现出强劲的势头,如文学理论界的刘再复、鲁枢元,当代文学史研究家洪子诚,小说评论界的雷达、曾镇南和散文评论界的范培松.而更年轻的一代则以他们充分变革意识的评论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北京的黄子平、上海的陈思和和王晓明.
新时期第一个十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6年10月至1978年所开展的拨乱反正,带有向后看的性质,而不是用超越的步伐迈向未来.1979年至1983年从“反正”到“反思”:文学理论批评不仅恢复了原状,而且开始了历史性的蜕变.由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松动,“从属论”、“为政治怎么写作”的口号不再提了,因而文学的多功能观得到了确立,其中文学的认识功能得到了真正的发挥,文学的审美功能得到了重视和解决,过去“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娱乐功能和消遣功能亦堂堂正正走上了论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改变了过去捍卫有余、发展不足的拘谨局面,如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恩格斯现实主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研究,还明确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问题.研究领域也比从前有所扩大.1984年到1989年是全方位向世界开放时期.这一开放,比“五四”时期的开放显得更为充分和彻底.不仅西欧两百年中的历史,在这一时期很快地反复了一遍,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有亚、非、拉地区的各种文学思潮、流派、理论,具体说来,从科维到尼采、从韦勒克到佛马克、从卡西尔到苏珊朗格、从伊格尔顿到杰姆逊、从哈贝马斯到加德默尔、从罗兰巴特到福科等轮番登台或同时登场,一次又一次刷新文坛的视界.从政治论→认识论→审美论→主体论→本体论等不断地过渡,不断地翻新.这种翻新,虽然不少是出诸时尚心理的逆反,有不少未能很好地消化,对西方现代文论作出改造,但从总体上说来,比起“五四”时期的兼收并蓄有所前进.它立足于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有着比过去明确的目标.无论在基本观念、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还是在学术命题、研究范式、治学方法、学术视野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深入的发展.⑤
新时期第二个十年的文学批评比起头十年来,学院派批评家与专业批评家合谋营造的“贞观之治”的盛景已不复存在,但它舍弃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对多元文化的盲目乐观态度,而对现代批评在人文意义上作出了有价值的探讨.作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鲁迅、胡适、陈独秀退居二线,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捧上天的90年代,批评家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焦虑,企图在更宽阔的文化背景上寻求建立有东方特色的话语体系,如有人所倡导的“圆型批评”,就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有关“圆的思想的合理内核”⑥.“第三种批评”的倡导者也没有视意识形态为政治怪物,而是企图建设一种“以人文核心为内涵”的“新意识形态批评”,“使它越来越成为与社会对话的文本,而不是只供语言分析的文本”.
由于批评表演化和事件化的干扰,也由于评论刊物纷纷关门,因而90年代文学批评总的说来显得灵动、轻盈,不如80年代厚实、凝重.这除了商业营销术入侵了文学批评领域外,还受了缺乏理论意义的无谓论争的骚扰.到了后两年即世纪末,颇有“众神狂欢”、“杂语喧哗”的气势:有人在“酷评”,有人在“点评”,连王朔也耐不住寂寞,在文坛讨伐声中挺而出,把鲁迅、老舍、金庸当做他的靶心,还有人摆出牧师的架势逼人“忏悔”,更有无节制的发泄,为20世纪中国文学准备了一份“悼词”⑦,企图发动新一轮的世纪“哗变”.
由此观之,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与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社会学一元理论大相径庭.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多元互补趋向,标志着文艺理论向当代形态不断增值.以文艺学而论,它已从80年代的“年轻气盛”转到90年代的“老成持重”,由“多元争胜”转到“多元对话”,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从神气活现走向神气黯然”,而是如杜书瀛所说的“进入了‘哲学沉思’,不是像有人所说‘失去了言说能力’,而是变换了‘言说方式’”⑧.新的言说方式是主体论、表现论、发生论,后来又有修辞论、生产论、网络论文学观.无论是认识论、主体论、系统论、生命本体论文学观,还是前不久出现的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形式的文学观以及不作形而上表述的文学观,均说明新世纪文论和世纪末相比有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与人文氛围.社会比过去开放与,资讯比过去丰富和发达,文化研究在不断突破过去单一的研究范式,还有不少民间出版物面世.所有这些,为文学观念的多元发展和混声合唱提供了有利条件.
不管如何混声合唱,新世纪文论均贯穿着开放性、包容性、建设性,多数文论家都乐于把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作为研究方向.尽管何为现代性注家蜂起,它到底是否专指“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论精神、启蒙精神”⑨还是有其他内容.在讨论时,一派强调中国文论应与世界接轨,甚至认为文论的现代化就是向西方文论看齐.这种文论家把“中国元素”与“封建保守”划等号,把“中国经验”贴上“民族主义”标签.另一派则强调纵的继承和随之而来的中国文化身份,坚持“文化输出”,反对横的移植.还有些论者认为在金融海啸的形势下,新世纪的文论再不能盲目崇拜西方潮流,应坚持传统文论兼容西方文论,提倡本土文论与外国文论合流.文学理论到底应如何现代化,中国文化的“输出”有哪几种维度,以及中国现代文论祖师爷是否为王国维,王国维在解读《红楼梦》时所用的现代性标准适不适合今天,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文论发展,当然不能描绘成从“人物性格组合论”,到“文学主体性论”,到“向内转论”,再到“文学审美特征论”这样单一的线索,也不能把以现代化为龙头发展文论,和以马列文论为指导对立起来.马列文论不能只坚持而不发展,发展的结果是寻找马列文论的当代形态,并使之现代化而不是古典化.既然不是古典化,就必须强调原创性,强调科学发展观,而不能饥不择食克隆“他者”文论,走马灯似的改换话语系统.在古代文论现代转型方面,不少论者正是这样做的.这方面主要表现在建构中国古代文论系统,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精神,以及中国诗学或诗性文化的内涵,如何用叙事学、阐释学的理论去做现代观照.⑩这种观照打破古今界限,融会中西学问,从而使司空图、刘勰的命题经过现代转换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在西方世界,有一小批来自中国台湾和大陆的学者,他们吸取了欧洲汉学的精华,在用“新批评”解读文本上很下工夫,在颠覆既往结论的“问题意识”上十分突出,再加上对“新理论”理解得快,因而不断以新成果吸引“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的中国学者,以至于出现了盲目顶礼膜拜的现象.其实,在西方世界的学术话语中,无论是夏志清,还是后来的李欧梵、王德威,他们有贡献也有局限,这局限来自他们怀着倨傲的心态俯察中国社会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一些文章中,他们用纯粹的西方治学模式和方法去批判中国文化,其理解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学者完全没有必要亦步亦趋他们的研究路向,失却自己的立场和视角.
新世纪是个传媒独秀的时代.不仅是报纸,而且电视、电影、广播、网络、手机,均一窝蜂地抢占文学批评的地盘.鉴于传媒时代的物质生产与精神存在方式跟过去有重大的差异,故传媒时代的批评――无论是文学奖的组织与作品“研好会”的策划,还是文学新人的炒作与畅销书的包装,抑或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的不断“演出”,均解构了严肃厚重的学院路线,代之而起的是世俗化、新闻化、市场化.作为“资讯速食化”的传媒批评,破坏了传统文论的游戏规则,以导致历史意识稀薄,艺术分析欠缺,理论深度严重不足.当然,理论深度不等于在文末必须附上长长的注释,也有少数传媒批评写得有分量,能在有限的篇幅中讲清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但这方面的文章不多.传媒所包装的毕竟是学术超女或超男,他们容不得一个朱光潜,甚至也容不下一个钱钟书.在浮躁的空气下,科研课题、高级别奖励、高级别刊物和科研经费多寡,成为各高校和科研机构评定职称的基本依据,成为科研水平高低的评判标尺.在这种价值失衡下,在20世纪80年代的、自我、冲动及叛逆的能量不再来而学术明星却成批制造的机制下,人们对以往奉为圭臬的文学定义产生了怀疑,“何谓文学”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文学性”这一形式主义概念在传媒误导下也变得暧昧和歧义重重了.
总观中国当代文论,经过迷惘、失语、整合、再生后,其生态和结构产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论坛的新潮派与传统派存在着矛盾,审美派与主体派两种话语对抗仍在进行,现代与传统、全球化与本土化、西方汉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研究、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传媒批评与学院批评、现代和后现代等各种话题不断展开,宏观与细部的研究在不断深入,遗憾的是“巩固国防”即热衷论争者多,安下心来“抓生产”写有分量专著者少.转型期无疑剧烈,方法观念也算繁茂,但文学研究的空间相对说来还不够阔大,文论专著的个人特色不够突出,总之是调整期的阵痛仍然存在,具有中国特色文论的建设仍任重道远.大陆是如此,放眼对岸一度“去中国化”呼声甚嚣尘上的台湾也差不了多少:整个社会不是被政治主宰就是受经济支配,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从未独立发展过,尤其是当下两岸经典的消费化、文学的去精英化,还有文化世俗化的背景――诸如美容院、咖啡厅、茶社、发廊、舞厅、洗脚城、度检测村、时装赛、选美赛、电子游戏厅这些被某些理论家誉之为“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大众娱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游戏化、平面化的后现代文化严重挤压了现代文论的发展空间,使人们慨叹离出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文论大师的时代仍十分遥远.然而,既然时代已迈进新世纪门槛,且走过了第一个十年,因而这时的文论再回到周扬时代或革命文论与认识文论联手称霸的时代是铁定不可能的了.
作者简介: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学院中文系台港文学所所长,教授.
① 参看《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
② 参看《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
③ 参看《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
④ 参看《文艺报》,1959年第7期.
⑤⑧ 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
⑥《全国文学批评研讨会纪要》,《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⑦葛红兵:《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芙蓉》,1999年第6期.
⑨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⑩钱中文:《文学理论三十年》,《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