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操控理论是翻译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操控理论所提出的影响翻译活动的三个重点,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因素对文学翻译的指导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操控理论视角入手探讨着三种因素对《论读书》的翻译活动的影响和指导意义,从而得出跨文化文学翻译可行的翻译策略.
关 键 词 ：操控理论；论读书；文学翻译
作者简介：毛杰,女（1987-）,汉,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专业：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向：翻译理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20-0-01
《论读书》是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现代实验科学鼻祖培根的著作《培根随笔》中的重要散文,也是闻名世界文坛的一篇文学作品.从中国近始就有无数翻译家翻译过此篇散文,本文将从操控理论的角度来解析王佐良和张和声对《论读书》的两个译文.从上个世纪就是年始,翻译研究的重心开始从传统的语言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在这一时期,勒弗菲尔提出：“翻译为改写,翻译为文化操控”.他提出了操控影响翻译活动的三个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因素和赞助人因素.不过对操控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后,我们会发现操控理论更倾向于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文本的操控.
一、意识形态
对原文的翻译或多或少会受译者所处时期和社会意识形态影响,而译者对文本的选择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其一是译者本身的文化处境和译本自身的文学喜好.本文所提及的两个译者王佐良和张和声深受中国本土文化影响,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的翻译生涯要比张和声早几十年,但是二人在译文中所体现出对读书理解如出一辙.培根在原文中用简介、朴实的语言,和逻辑性的表达顺序将自己对读书的感触娓娓道来,原文中培根写道：“To spend to much time in studies is sloth； to use them too much for ornament is affection； to make judgment wholly by their rules is the humor of a scholar.”此句王佐良先生的翻译为：“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1].张和声的译文为：“读书太久易生惰性,炫耀知识未免做作,死搬教条失之迂腐” [2].“to use them too much for ornament”分别出现了“文采藻饰太盛”和“炫耀知识”两个含义,暗示了王佐良先生倾向与认为矫情之做法难免于出于在文字上过分华丽和故作姿态,而张和声先生认为将读到的知识大肆宣扬乃哗众取宠之作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
二、诗学因素
决定译本形态框架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意识形态限制,另一个就是诗学因素.影响翻译活动的诗学因素是指译者在翻译和文化转换过程中所具有的美学意识.在勒弗菲尔所提出的理论中,诗学所处的理论系统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文学手法、文学体裁、文学动机、典型人物和象征意义,二是文学在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功能角色.[3]诗学并不是翻译过程中的标准,二是译本必须面对的各种限制.《论读书》众所周知是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散文,散文的翻译与其他文学形式的作品翻译的很大一个区别在于,散文的翻译更需要译者关注原文本的风格和形式.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本内在意义和基本表达规律的理解对翻译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重要的还有译者对原文本逻辑关系,风格特征,选词和修辞方式的理解.王佐良先生对《论读书》的翻译是一个翻译的典范,抛开它的原文本,王先生的译文本身也就是一篇非常出色的散文,这是后继翻译家难以赶超的.王佐良先生的译文具有文言文风格,对仗工整,语言简洁,但是并不晦涩难懂,读者都能轻松理解译本含义.值得一提的是译文中的四字成语运用,为文中的结构和句式整齐起着关键的作用,例如原文中“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王佐良先生的译文为“读书足以怡情,足以,足以长才” [1].这样的翻译在意义上忠实于原文,在格式上也是与原文对应整齐,本身也富有韵律和节奏.张和声先生的译文“读书乃人生一乐,它能陶冶性情,增长才干” [2]也运用了四字词语,在一定程度上也传递了原文的风格特征.不过相比于王佐良先生的译本,张和声先生的译文更具有现代中文的特色,虽然在语言特征上没有与原文本保持高度一致,但另一方面也让现代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不管是哪个版本的译文,它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和作用,那就是希望能最大限度地传递和复原培根对读书的领悟和西方人对书本的价值的重视以及如何正确利用,最大程度上使人们受益于书本,让更多的人深受启发,用最简单纯洁的动机启封书籍能给人带来的头脑风暴和心理洗礼.诗学因素在这两篇译文中都毫无保留地体现了出来.
三、赞助人因素
赞助人鼓励他们所认可的翻译作品出版,他们也可以拒绝出版他们认为没有达到其要求的翻译作品.在勒弗菲尔的操控理论所提出的赞助人因素中“赞助人”似乎指能影响到阅读、创作和重写的力量或者势力,这种力量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某个群体,或者某种体制等因素.[4]王佐良先生《论读书》的翻译八十年代初发表在《翻译通讯》上,一经刊出即轰动全国；张和声先生翻译了《培根随笔集》,在2006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论读书》的这两篇中文的译文都非常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标准,译文中无不充满了中国人对书本理解运用和对读书的辩证喜好的传统气息.
操控理论几乎对所有文学作品和其他文本的翻译活动都具有解释力,意识形态,诗学因素和赞助人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翻译活动,同时也为后继的翻译作品寻找定位、指引方向,提供与之相应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