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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访历史教育专家周发增先生

(周发增(马玲玉,陈德运

时间:2016年4月22日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甲12楼

被采访人:周发增

采访人:马玲玉,陈德运

周发增先生简介:周发增,名发僧,以字行.祖籍湖北罗田.1933年1月出生于汉口,中学就读武昌,1951年元月参军,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教员,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北京上山下乡知青函授教育办公室教员,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学科教育学研究室主任,出版社社长,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及编委会常务副主任,校出版系列职称评审组成员,校志,校史研究室主任.职称:讲师,副教授,教授.社会: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等职.长期从事社会科学教育和教学研究及编辑理论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撰写了大量具有理论指导和实际应用价值的论着.

1990年《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作为封面人物在介绍中称:《宋毓真的中学历史教学》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中学历史教师专着,是由其发起与多方面合作完成,合着的《历史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是建国以来关于这方面的第一部理论专着,在《润物细无声-社科学报编辑家耕耘录》一书中称《普通教学法》专着和该课程的开设,填补了大陆师范教育的空白,《历史教育学新论》在编着思想,结构体系,内容安排等方面有较大突破.主编,编着,编撰有关历史教育,教育教学理论及工具书等十余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10余篇是应有关刊物特约而作,如《论学科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建国以来历史教学法研究的回顾》被称为"此领域中必读之作".在从事教育教学50周年,即于2016年,又出版了毕生从事教育研究和教学实践的心得文集《周发增教育与教学文集》.

(:周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的《建国以来历史教学法研究的回顾》

(:那篇《建国以来历史教学法研究的回顾》

(:《宋毓真的中学历史教学》被称为建国以来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中学历史教师专着,由您首先发起并与多方面合作共同完成的,那您当时怎么想到要发起这个事呢

(:中学历史教师里面最早的一本总结个人历史教学经验的书,是《宋毓真的历史教学》,在中学像宋毓真,时宗本,陈毓秀这样的老先生很多,教学都有着很丰富的经验,但写文章的极少,像宋老师在燕京大学念书时,是拿了去美国免费留学的金钥匙的.在上世纪50年代初,苏联专家来中国对她的评价很高,""前我就听过她的课,有总结她教学经验想法,可是""来了.后来我去延安带知识青年,回京后,在市教育局做知识青年的函授教育工作.1978年,我的恩师宁可先生到我所住院子的他的朋友家,对他朋友说:"周发增不要还呆在那里,应回师院来,如果想回来,让他找我."1979年我就回师院陶凤娟到院教科所(现教育学院)工作,协助陶凤娟老师组建起教材教法研究室.我开展教研工作的第一步是到东直门中学去听时宗本老师的课.首先我找东城区历史教研员刘宗华合作,后来市历史教研员李淑敏,北师大丁西玲,孙恭恂也来听时宗本老师的课,都感到宋老师课讲的那样好,又很有学问,就是没有写出文章.我提出我们联合会给宋先生出一本总结历史教学经验的书.东直门中学也很支持我们,历史教学组的老师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在成书过程中,尤其是青年教师感觉在教学和教研上有较大的提高.书出版后,反映极佳.接着我们又联合听时宗本老师的课,时宗本老师是婉谢高校留校后教而立志教中学的教师,在后来座谈时他说:看了宋毓真老师的书,和最近与你们老师的交流,深感到了你们在总结我们的教学经验,我们确实都做到了,就是没有提高到理论上进行总结,提高.形成文字成果的过程,也是教学理论提高的过程,也就是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了.后来我们在市,区历史教研员和教师所在学校的协助下,相继为时宗本,陈毓秀老师出版了《时宗本中学历史课堂教学》,陈毓秀《怎样教好历史课》等书.与此同时,在推出宋毓真老师的录像课后,相继推出了时宗本,陈毓秀,陈隆涛等老师的录像课,还给不少教师总结出了"课堂纪实及讲评"分送给相关刊物发表.我写的第一篇"纪实及讲评"是1964年1月刊发于《历史教学》第1期的《听了<,明末农民战争>,一课以后的体会》,讲课教师是陈毓秀,80年代所发表此文的责编李老师说,当时正苦于要回答读者怎样才算一堂好的历史课的问题,收到这篇文章后,我们就回复说,这篇文章所反映的就是一堂好历史课.从1980年起,我相继写出和发表出7篇这类文章,多数是共同署名的,但初稿和定稿都是我完成的.可以说以80年代起,在全国中学历史教学中掀起的总结老师教学经验,发表历史教学的论文和专着,并从这样教,向为什么这样教发表成果,也就是说将从单纯总结历史课的具体教学方式方法的经验,提高到理论的高度,逐渐运用教育学,心理学和现代科学的理论进行总结和研究,突出了智力,思维,能力,教学方法和方法论的研究,从历史教学法逐渐升华到历史教育学.八十年代初,发起总结宋毓真老师的历史教育学经验,一是对像宋毓真这样的老教师的历史教学经验有着要进行抢救的萌动,二是感到已经发表的历史教学的论文,多是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具体教学的方式方法上,缺乏理论的高度,三是像宋毓真这样在北京市乃至全国都有着极高声望但又需要帮助总结教育教学经验的,又有着提高到理论的基础,通过对经验的总结,提炼,升华达到理论的高度,通过成书面世,是会有着较大的影响,对推动历史教学改革是有作用的.在这里所作的这样的叙述,实事求是的说,在当时还只是意识上的萌动,也是我们这些合作者的共识和同心协力.这是一次都尽心尽力,没有名利之心,真诚团结的合作,在我们之间通过合作,交流,也都得到了提高,学者之间的情谊,也推动着我们以后一次又一次的精诚合作,共同携手推动,见证八十年代这一历史教育学发展的过程.这样的合作和情谊的发展,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全国亦不少见.这种场面的出现,应该说是教师,学者,科研单位,学校,出版单位的共同协作,支持,营造始出现的.


(:你与龚奇柱先生曾经写过《历史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

(:1980年第一届历史教学研究会是在我们学校开的,当时我负责收集论文,组织发言,写当天会议纪要等.有一天晚上龚奇柱老师来了,我们一起交流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文章,龚奇柱说:周老师你是教大学的,我是教中学的,我们都研究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合作写本书吧.他建议让我拟定一个框架,然后分头写.1983年在成都召开历史教学研究会时,我提前来一周,在龚老师家共同修改书稿,写出来了.这是第一本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书.

我一直的主张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初寓于历史教学之中.任何一个课程,任何一本教材都有教育性,过去那时候有人搞不好,你们没经历那时候,叫做"戴帽,穿靴,扎腰带".穿靴,就是在讲课的过程中,在组织教学时,要结合课本内容(戴帽),在讲课过程中有关部分(扎腰带),在课末总结时(穿靴)都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多是一些政治客套话,通常是很牵强的.我不主张这个,因为在课程教材里面本身就寓有爱国主义教育,能力教育等等.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我念小学,一年级第一课是《中国》,第二课是《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嘛.我记得有一课书是:开学了,学校门前国旗飘,见了老师行个礼,见了同学问声好,这不正寓有爱国礼仪,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教育嘛.这些东西很自然的在里面,不用你加些什么东西,这个就体现爱国主义教育,不用讲它就在里面了.我就体会到这个过程,在我的那本《周发增教育与教学文集》的后记上就写了这个过程.像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也好,能力教育也好,都应该在教材里面,在讲课里面.编教材本身就有这些东西,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不用加形式化的东西.

(:在《润物细无声社科学报编辑家耕耘录》一书中《普通教学法》填补了空白该课程的开设

(:《普通教学法》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出了一本,这本书我们学校图书馆有,谁写的,我想不起来了,但它确实叫《普通教学法》.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写过,我当时是看了这本书后,有所启发,就想到写那么一本书.当时正好科研处搞了一个科研合同,让我做试点.我看了那本《普通教学法》后,又结合自己的一些经验写成的,因为我自己在毕业后分到了教师进修学院做工作,有一定的经验.后来我写这个书的感觉是这样:各学科呢,有各学科的特点,普通教学法应该是在研究各个学科教学法的基础之上,提升到理论.所以应该是普通教学法基础,当它经过提炼,综合提升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上面,它又是各个学科教学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在理论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写这本书的.各个学科教学法主要是讲怎么教,主要是方法,从实践讲的是经验,缺乏理论的指导.我就感觉到教学法理论不够,后来写成书,又在我们学校开了这门课,也在成人教育班以及平谷地区讲过这门课程.关于学科教学法,普通教学法,学科教育学,教育学等等之间的关系,我在所着的《普通教学法》,《历史教育学新论》,《周发增教育与教学文集》和有关论文中,都有着自己的论述,请你们研析,评论.

(:学科教育学兴起后,为了学科教育学得到更好的发展,您在学校学报工作时曾专门开辟了个"学科教育学研究专栏",90年代您又写了一本代表了当时历史教学界理论研究新水平的《历史教育学新论》,可以说历史教学法被升华为历史教育学,您都经历,参与了,那么请您谈谈当时历史教学法升华为历史教育学的背景,过程吧.

(:最早咱们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仓孝和院长于1983年召集我们学校五六十年代搞学科教学法的老教师开了一个座谈会,就提出要研究学科教育学.最先研究学科教育学的是地理系的褚亚平先生,物理系的乔际平先生,教科所的阎立钦所长,还有我,就是我们几个最先牵头研究学科教育学.仓孝和院长去世之后,杨传纬先生做院长,他很支持学科教育研究工作,1986年12月成立了北师院学科教育学研究中心,这是我国高师院校建立的第一个学科教育学研究中心,杨传纬院长是任主任,以后历任院长都兼任这个"中心"主任,首师大是很重视这一学科的研究和实践的.阎立钦是文科方面的副主任,乔际平是理科方面的副主任.这个中心就挂靠在教科所,教科所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学科教育研究室,当时我是室主任,实际上这个中心的具体研究事务就交给我了."中心"成立以后,我们开了北师院学科教育学研讨会,后来将研讨会上老师写的文章编辑成书:1988年5月《学科教育学初探》一书出版,这是学科教育学的第一本书.这本书也是为了全国性的学科教育学理论研讨会做准备.1988年12月我们学校发起召开这个会.

在开这个会前,1988年9月褚亚平先生的"地理教育学",乔际平先生的"物理教育学",我的"学科教育学概论"就已经开课,这是我们国家首次开设学科教育学课程的三个人,而且我们把学校的"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材教法研究室"更名为"学科教育学研究室",各系也都相继更名开课,全国后来也都开始更名开课了.

当时就说好我们不成立组织,以后每次开会谁想要承办就谁承办,就采用这种方式.在我们退休以前,几次开学科教育学研讨会他们都先到我们这和我们商量,因为到时很多具体工作都是我和他们商量来做.我出的文集里面的自序就写了这个过程,把这个学科教育学发展的渊源让大家知道的多一些,学科教育学这门课程我们学校做了贡献的,从院长,两任校长,以后包括齐世荣先生做了校长,他也像以前那么重视,所以每次开全国学科教育学研讨会议,我们学校与会的学者是最多的.

从教学法到学科教育学这一过程,就是我们研究的比较早.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开全国历史教学研讨会时,我就提出从历史教学法发展到历史教育学这是一个发展的必然趋势,这要找那年那本会议纪要还能找出来.大家在那次上海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从1989年起《历史教育学》着作就相继出版了.

(:赵恒烈先生的《历史教育学》是第一本吗

(:赵恒烈先生的《历史教育学》是1989年12月出版的.如果从历史教育的角度,在他以前也有用《历史教育学》的书名出版的.实际上是历史教学法,只是改了一个名字,不是真正的历史教育学.真正的第一本历史教育学是赵恒烈那本书.赵恒烈那本出来之后,我给他写了一个书评,那个评论比较简单,也收录在我的那本文集里了.由于当时对这个学科的性质存在着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学科教育学就是学科教学法,只不过是改了一个名字.我也曾于1989年12月以前出版以《历史教育学》命名的学者交流过,他讲当时出版仓促,只是想表明自己对这个学科的看法.后来这位学者在《历史教育学》上很有贡献.

(:您能具体谈下您的历史教育,教学主张

(:我呢一直感觉到历史教学缺少理论,教育理论与心理理论脱节.我是比较早运用教育心理学来研究历史教学的一批人.不管是专科学科也好,还是总学科也好,随着时怎么发表展,应该有一个大教育观.从当前形势看,只是把专业学好是不够的,不仅专业知识要学牢,还要有教育学识,我指的教育学识是指教育学与心理学综合的知识.另一个是社会学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信息非常广,教学要跟上形势的发展.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三论"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不仅要有大教育观,必须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教育与心理学的学识以及社会学识.作为教师来讲,还必须搞科研.搞科研,这样才能使教学深入下去,不搞科研,教学就难以提高.科研包括专业科研和教育教学科研,专搞科研的也要教学,不去教学就会脱离实际.总之,光有实践,没有理论难以提高,光有理论,没有实践,其理论就是空的.

(:历史教学法,历史教育学以及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经过您们这一代学者专家的辛勤努力,才采取得今天的累累硕果,您有怎样的希望呢

(:我退休了后又做了几年的校史编修工作,这么多年没有接触这个学科,我刚才看了你们整理的"高校教师历史教学研究成果统计"以及"历史教育学着述研究提要"资料,我已经脱节了.但从这些资料来看,我觉得好像从信息和技术层面做得比较多,关于学科教育学研究的文章并不多,理论性的文章好像也并不多似的,当然我也没有做过调查研究,这些文章我没有看过,只是我从文章题目来感觉的,并不一定正确.我觉得很值得去研究理论性的东西,做学问,第一,要多看,看当前研究到什么程度了,有几种观点,写文章,搞科研之前一定要读这些文章,不要随意仓促就写出来了,不然就没有说服力,也不能出新东西.第二,要奠基于业,博览百家,析其长短,为我所用,承古今中外之忧,吸今世中外之学,扬民族之长,博中取精,精中见识,识中求效,效中得果.我以前给你们题写的"博中取精探真谛,学海无涯苦作舟"就是这个意思,做学问,一个是勤,要勤学,也很苦,要苦中作乐,苦中有乐.我们搞研究的进行教学得知识一定要博,专业一定要强.

《红楼梦》第5回有一幅对联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觉得这是一幅深有哲理,确有实用的对联.上联从做学问的角度讲,"世事"可作工作解,工作都是具有社会性的,做学问不仅要具有和洞察专业性的知识,还要洞察社会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存在和变化,具有洞察和明了的学识,这才具有做学问,出文章的基础,下联可理解为"做文章"不只是着文立说,还会做事处世.也就是说"做文章"要了解,熟悉人情世故,在人际关系上要做到通达.广博的学问.不能只限于书本知识,专业学识,还要从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去体验,通达,体验人生的交往,理想,工作和方法,以增长经验,提高理论,练达人生,在人和事中探究底蕴,审问,慎思,明辨,始能知事物的所以然从而笃行.只有知之真,始能认知切,择善而从之.

我当年搞教学法时,星期六晚上看小说,看学生看的小说,你要研究学生,就要研究学生的心理,下联说要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是从做学问,学识方面讲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际关系,要善于相互之间的合作,不要计较得失,要淡泊名利.比如几个人写一篇文章,不一定非要把自己摆在第一位,我的很多文章我都把自己摆在二三位.

在这里,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的教育教学经验和理论.从事教学和研究,从个人具体情况出发,精读和浏览《学记》,孔,墨,孟,荀,韩愈,朱熹乃至颜元诸子有关教育教学的原文.当然对西方的教育理论也必须要这样做.

今天非常感谢赵亚夫和马玲玉,陈德运你们师生对我们这些退休教师的访问活动,这是对我们这些年过七旬人们学术上的激活,或说复活,给了我们在夕阳人生之际有了一次做垫脚石的机会,深慰平生.

(:我们应该谢谢您才对,谢谢您花费这么多时间让我们回顾了历史教学研究的历程,以及您的治学历程,讨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让我们收获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