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与希望

更新时间:2024-03-11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11500 浏览:53108

今天我随《今日中国》杂志社的同志们去八宝山向我们敬爱的爱老作最后的告别.才一个月前我们还在人民大会堂、友谊宾馆欢乐地庆贺他的九十寿诞,今天他却已离我们而去,这段时间差距实在太短了,前后的反差太强烈了,我真有如同梦幻的感觉.在向他告别时,我望着他安详的、永远是那样慈爱而充满睿智的面容,眼前似乎出现他同我对坐论文的情状.我想起最近写的一篇短文中的最后一段话:

“爱老在他回忆录的最后一段里写道:在以后的十年里――如果我能活这么长的话――我也许还会写一段‘尾声’的.”我相信他一定会写出这段“尾声”的.到时候我也一定还要自告奋勇地把他这段‘尾声’译成中文.

我又想起他在寿辰座谈会上的答谢词(这是我为他的作品所做的最后一件翻译工作)中的最后一段话:

“就我个人来说,我更愿意把你们今天的热烈情绪看作是我的一个真正的新生命的开始,而不是对我过去历程的一个总结.”

他在期盼着未来的“十年”,期盼着“一个真正的新生命”的开始,他就是这样带着对人、中国人民事业的永远关爱、对生活的永远热爱、对工作的永远挚爱离开我们的.我望着他的遗容,原来因感伤而涌上眼眶的泪水又咽回到心里.爱老不会愿意看到我的泪水,他只会愿意看到我继续奋勇工作.

我自1953年从《上海新闻》(英文版)报社调到北京《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时,初识爱老(那时他刚人中年,风华正茂),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他一直是我的老师、同志、朋友、同事――首先(也是主要的)是老师,开始听的课程是对外传播、新闻写作,以后接触多了、了解多了,除业务外,我又从他的身教中,向他学习为人.他没有给我讲过政治思想方面的大道理,但在我翻译他的著作(包括《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姓》(以下简称《宋庆龄传》)、《访延安》、《见证中国》等等)全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思想境界的开阔和个人品德的高洁.所以翻译他的著作对我不仅是业务能力上的考验和锻炼,也是思想品德上的教育和陶冶.

但正如中国古话所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之间虽然交往很多,但我们从没有一同去过酒楼茶肆,我们从没有相互赠送过贵重礼品(除了我们已出版的著作).在我翻译《宋庆龄传》那一段时间里,几乎每译完若干章,我就要把所遇到的问题(史实上的或文字上的)开个清单送给他,然后约个时间我到他在友谊宾馆的寓所去对谈.通常是我一早去,然后由爱老据案对坐,开始谈论,往往到中午还谈不完,小黄(他爱人黄浣碧)就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端上来.我们吃完后午休一会儿,再继续讨论.我此刻真的感到后悔,为什么从不请他和夫人在节检测日到我家来欢聚一次!为什么没想到把杭州老同学送我的上品龙井送给他尝一尝!

我回家后挑出的他的来信、原稿、便笺重新翻阅,发现几乎全部的内容都同工作有关的事情,惟一的例外是他总不忘在信上附言“Regards to your wife”(问候你的夫人).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所有交往中所谈的,百分之九十的内容是工作,包括他的和我的著作、社里和局里的业务、对外传播的研究,其余的百分之十是彼此的健康情况、共同的朋友们的情况,以及他每次几乎都要讲的一两则外国笑话.

他的许多原稿都是用旧纸翻过来打字或手写的.按他的条件,用点好纸应该是不算一回事的,但他却保留着这节约的老习惯.不仅用纸这样的小事,他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同样是不讲究的.他只有一件事情极端的讲究,那就是他的写作,真可谓是“精益求精”“绝对的负责任”.他写《宋庆龄传》历时十载,足迹遍及海内外,做到了“在本书中,凡是宋庆龄的直接引语,没有一句不是出于她的口和笔的”.为便利读者,他为全书所作的注释达799条,我以他为榜样,也为中文版作了55条译注.他对作品向来是不上印刷机器,修改便不停止的.我译此书时,他不断地改,我也就跟着不断地改.但后来中文版要先付排出版,我就只好去征求爱老同意,以后英文稿还有改动的话,中文版就不改了,并就此在中文版上作了说明.

我在他给我的信中还找出了一封内容较为特殊的信.信上说:“多谢你转来李大钊女儿的讯息,请代我向贾凯林同志道谢.我很高兴,(希恩书中的)说法不确,请把原文和注释照改.”事情是这样: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的书中说,李大钊的女儿phyllis和李同时被捕遇害.那时,我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贾凯林是李大钊的外孙女,因此我向贾凯林查询phyllis的中文名字,贾回复说,英文名字查不到,李被捕时,其夫人和两个女儿(大女儿即贾母,时年十六岁)虽同时被捕,但稍后均获释,未遭毒手.我立即把这一史实告诉爱老,他十分欣慰地给了我这回信.

爱老确实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人.在平时的待人接物中随处可以感受到他浓浓的、深沉的亲情、友情和同志情.他又是一位充满幽默感的人.今天在告别式上同小黄握手时,我见到她哭肿了的眼和憔悴的脸庞,除了“保重”,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同爱老结婚正好二十年,这二十年里爱老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工作,这里面也凝聚着小黄的心血.小黄原来是我们社里分管专家工作的干部,爱老是她的主要怎么写作对象,所以他们彼此是十分了解的.社里老同事、老摄影家张水澄是最早知道他们喜讯的人.1985年春,爱老应《山西日报》邀请往访,张和黄随同,有一天在五台山上一同散步时,爱老忽然对张说,“小黄要结婚了,你知道她先生是谁吗”张说,“不知道.”爱老说,“就是我呀!”爱老就是这样一位有风趣的长者.

爱老离开我们了.他是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人,也是会永远名垂青史的人.但是光这样想是不够的.我们对爱老还有一个继承和发扬他的光荣传统的任务,为此我们还必须对他的一生、他的著作、他的贡献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甚至于没有一篇)研究他的作品的著作.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篇短文中曾说,研究他的通信集《访延安》就可以写出一篇很有价值的新闻学博士学位论文.当然,研究不只是为了写论文,更重要的是为了我国新闻学、对外传播学的建设.我们的任何一项工作,没有科学研究,就不可能真正开创出新局面.我希望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和国内其他新闻传播高校及研究机构能把“爱泼斯坦研究”列入课题,更希望由中国外文局牵头,建立一个“爱泼斯坦对外传播奖项”,鼓励对外传播事业的后起之秀.主任赵启正曾说,“尊敬的爱老,您是我们做人的榜样,是我们新闻人的一面旗帜.”希望这面旗帜树立起来,高高飘扬!


作者简介:

沈苏儒,著名人士沈钧儒的堂弟.译有《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姓》、《访延安》、《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曾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译协第一届理事,现任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专家委员会顾问.

责编:翟淑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