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刍思维与心理健康(综述)

【关 键 词 】 反刍思维；抑郁情绪；焦虑；社交焦虑

中图分类号:B842.5,R74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1）004-0314-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1.04.018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25（4）：314-318.）

研究者对心理健康的见解众说纷纭,一般而言,如果个体较少体验到抑郁、不愉快等负性情绪,可以自我控制某些行为,能够从社会支持系统中寻找帮助,进而有效地进行问题解决,体验到幸福感,我们就认为他是心理健康的.心理健康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可分为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前者诸如家庭因素、社区因素、工作环境因素（对学生而言为学校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后者诸如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疾病、人际关系、自我认知与压力应对等）.近年来,在有关心理健康的个体影响因素研究中,反刍思维正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所谓反刍思维（rumination）,是指当个体遭遇诸如考试失败、丧失等负性生活事件之后,个体的思维停留在生活事件的影响之下,不断地想“为什么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是“如果总是这样,我将不能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即反复思考事件的原因、后果及其给自己带来的感受等内容［1］.在解释抑郁情绪的性别差异时Nolen-Hoeksema提出了反应风格理论（response style theory）,该理论认为面临忧郁情况下个体选择反刍思维的方式会延迟、加重其抑郁情绪［2］.自此理论提出之后,很多研究都探讨了反刍思维是负性情绪的认知易感因子等问题.

1.反刍思维的理论解释与研究方法

关于反刍思维,不同的研究者界定有所不同,反应风格理论、压力反应模型、多维度模型、悲伤反刍模型以及愤怒反刍模型都为我们理解反刍思维提供了依据.反应风格理论将反刍思维定义为个体无意识地持续关注自己的行为与思想,对当时的情绪状态、情绪状态产生的可能原因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进行持续而重复的思考,而不是积极地解决问题［1-3］.压力反应模型注重个体面对压力的特定反刍思考倾向,将反刍思维分为消极归因、无望认知、积极应对策略及问题解决倾向3个维度［4］.Fritz从多维度的观点来分析反刍思维,将反刍思维的内容分为情感、认知以及行为3个层面,情感方面的反刍思维主要是情绪性反刍,指个体持续停留在对事件的消极感受上；认知层面的反刍思维主要是意义寻找性反刍,指个体着重寻找事件所发生的原因；而行为层面的反刍思维主要是功能性反刍,个体主要关注负性事件所带来的实际影响［5］.悲伤反刍模型［6］与愤怒反刍模型［7］强调了反刍思维在特定消极情绪中的应用.

从上述分析可知,虽然反刍思维的理论解释各异,但是它们实质上都强调反刍思维是个体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之后或者面对压力事件时,自发性地重复思考的倾向,其内容涉及当时的情绪状态和引发情绪的事件原因、事件后果以及事件的意义等方面,常常与个体的抑郁情绪、悲伤愤怒等相关.

涉及反刍思维的研究多采用量表测量,其中以Nolen-Hoeksema编制的反刍思维反应方式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 scale）为主.该量表包含思考其身体及情绪症状（如“我反复感受自己是多么孤单”）,思考可能原因（如“我反复分析最近发生的事情,来试图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感到郁闷”）,思考可能结果（如“我反复考虑如果不能从这种心情中振作起来,自己将无法完成学业或工作”）等3方面的内容［3］.Bagby等以110名临床抑郁症患者为被试检验了量表的稳定性,结果表明重测信度较好［8］.有研究者认为研究结果发现反刍思维影响抑郁情绪,这可能是由于反刍思维量表中的某些项目和考察抑郁时的项目有些类似造成的.为进一步厘清反刍思维与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Treynor等采用Nolen-Hoeksema的研究数据,先将抑郁相关（depression-related,症状反刍思维）的12个项目归为一个维度,然后重新检验了剩余10个项目的维度,将剩余的10个项目重新分为反省（reflection）、沉思（brooding）2个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均较好,与抑郁情绪呈现中等程度相关［9］.杨娟［10］以及韩秀［11］等以Treynor等的研究结果为依据,分别在中国高中生和大学生群体中检验了量表的适应性,结果结构效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效标关联效度较好.

除使用量表施测之外,还有研究者采用实验操作的方式对反刍思维进行控制,如让被试在实验中想象“自己是多么无助”等［12］.另有研究者采用质性研究中半结构访谈的方式,在25分钟的访谈中以固定的顺序询问被试和反刍思维有关的8个问题,如反刍思维的内容等［13］.

2.反刍思维对抑郁的影响

反刍思维会加重或延长负性情绪或抑郁症状,因为它促使个体将注意力聚焦在自己的负面感受上,使其将自己孤立起来,并不断沉溺于对所烦恼的问题进行思索,而不尝试做任何解决问题的行动；也会沉浸于对抑郁症状的成因或者影响结果进行思考,而不做任何建设性的事情以减缓症状［14］.虽然极少数研究结果没有发现反刍思维会维持抑郁症状［15］,但是大部分研究较为一致地验证了反刍思维是抑郁情绪的认知易感因子检测设,会维持个体的抑郁情绪、延迟抑郁情绪的复原以及增加个体将来抑郁症状出现的可能性.

2.1 反刍思维对抑郁情绪的影响

Nolen-Hoeksema的系列研究指出反刍思维会影响抑郁情绪,她最早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1991年的研究中她选用16位非临床被试,其中有些被试采用反刍思维的反应方式,而另一些被试则采用转移方式,在测完反应方式和抑郁状况后,过了一段时间发生地震,再次测量被试对这次地震反刍思维所花的时间和经历到的灾害损失.研究结果发现,地震前表现出较多反刍反应方式的被试比起较少采用的被试,在地震10天后其抑郁情绪明显增加；控制个体最初的抑郁程度和受损程度后,反刍思维和抑郁仍然呈现显著正相关,且即使在7周后的追踪中这种关系仍然存在［16］.Nolen-Hoeksema在1994年对遭遇过亲人过世的被试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无论第1个月的抑郁得分高低,被试所采取的反刍反应都可预测创伤事件发生6个月后的抑郁症状,并且初始的抑郁得分越高,反刍反应预测抑郁情绪的解释力越大［17］.

反刍思维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不仅仅发生在创伤性事件之后,在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研究者以大学生为被试,要求他们连续30天内,每天记录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抑郁情绪和对抑郁情绪的反应,结果发现当被试越是倾向于采用反刍思维的方式,他们每天所经历的症状就越多,抑郁情绪的程度就越严重；且在控制了最初的抑郁程度后,反刍反应可以预测抑郁症状持续的时间［18］.

上述多以纵向设计的方式展开,采用横向设计的研究也发现了反刍思维和抑郁情绪的关系.Nolen-Hoeksema和Jackson以在社区征集的740名成人（年龄从25到75岁）为被试,采用电子邮件的施测方式考察了二者关系,结果表明在整个被试群体中,反刍思维和抑郁情绪的相关达到显著性水平,为0.62［19］.其他研究也表明反刍思维会延迟、恶化个体的抑郁情绪,如果非抑郁症患者经常对自己的负性情绪进行反刍思维时,那么未来发展成为抑郁症患者的概率也会增加［20-22］.

除以大学生、成人为被试外,也有研究者在更小的年龄群体中检验了反刍思维是抑郁情绪的认知易感性因子的检测设.Abela,Brozina和Haigh采用儿童反应方式问卷（Childrens' Response Styles Questionnaire,CRSQ）,考察了3~7年级的儿童反刍思维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反刍思维对于抑郁情绪的影响也存在于儿童身上［23］.Papadakis 等以223名7~12年级的儿童为被试,也发现了反刍思维和抑郁情绪之间的正向关系［24］.

研究者在异常群体中也检验了反刍思维对抑郁情绪的预测作用,如临床抑郁症患者和同性恋者.Kuehner和Weber选取52名符合单次发作或重复发作的抑郁症患者为被试,分别在住院时、4周后出院时,以及4个月后做追踪测量,结果发现住院时的反刍思维可以预测4个月后的抑郁情绪,并且在出院时症状尚未缓解的病人身上,也发现出院后的反刍反应与4个月后的重抑郁发作有显著相关［25］.有研究以同性恋并且丧失配偶者为被试,考察了反刍思维对适应的影响,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因此研究者认为,当个体对于负性情绪采取反刍思维的应对方式时,会维持抑郁情绪的严重度［26］.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重大创伤事件后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采用纵向研究设计还是横向研究设计,无论以大学生、成人为被试还是以儿童、青少年为被试,在正常群体和在异常群体中,都发现了反刍思维是抑郁情绪的认知易感性因子的检测设,反刍思维越多,抑郁情绪愈发严重、持续时间越长.

2.2 反刍思维对无望感及的影响

多数研究结果都证实了反刍思维和抑郁情绪的正向关系,但是抑郁包括注意力不集中、无望感、意念、睡眠质量低下以及体重减轻等多种成分.反刍思维和抑郁的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作为无望感（hopelessness）和（suicide）的危险因素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对未来的无望感是抑郁的重要组成部分.Lender和Watkins采用未来思维任务（future thinking task,被试想象未来1周、1年以及5~10年中可能的经历）考察了反刍思维和未来思维（future thinking）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抑郁被试群体里,进行反刍思维操作的被试其消极和积极的未来思维都增加了,但是当无望感的基线水平被控制后,仅仅消极未来思维达到了显著水平,可见反刍思维会使个体增加对未来的消极期望,但是并不一定使个体降低对未来的积极希望［27］.

是抑郁情绪的严重后果.Eshun以194名来自加纳和美国的大学生为被试,采用了成人意念问卷（Adult Suicidal Ideation Questionnaire）和反刍思维反应方式量表,对意念的频率进行了跨文化比较,并且考察了性别、反刍思维和意念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反刍思维和性别共同解释了意念的28%（加纳被试）和26%（美国被试）,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在2个被试群体中,反刍思维都能显著地预测意念,回归系数分别为0.50（加纳被试）和0.47（美国被试）.该研究较早地发现了反刍思维和意念之间的正向关系［28］.Morrison和 O' Connor在3个心理学期刊数据库中筛选出11篇文献,对反刍思维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研究一般采用横向调查的办法,并且11篇研究都表明了反刍思维和之间的正向关系,此结果强调了反刍思维在研究领域的应用［29］.

3.反刍思维与焦虑及社交焦虑

反刍思维除与抑郁情绪有关之外,还与焦虑情绪有关.Harrington认为反刍思维的内容涉及自我方面,而自我关注（self focuse）与焦虑情绪有关,因此反刍思维可能和焦虑存在一定的关系.有研究结果显示反刍思维与抑郁的相关为0.33,与焦虑的相关为0.32,若控制焦虑程度则反刍思维与抑郁之间的偏相关为0.20,若控制抑郁程度则反刍思维与焦虑的偏相关为0.17［30］.可见,反刍思维并不仅仅与抑郁有关,并且也对焦虑存在特定的正向影响.此外其他的研究也支持反刍思维与焦虑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的结论［31］.

社交焦虑是一种常见的焦虑情绪障碍,一般指对社交情境的担忧、惧怕和回避.近年来很多研究涉及反刍思维与社交互动的相互关系,发现反刍思维会带来很多负向结果.Brozovich指出高度社交焦虑者通过反刍思维保持自我的负面形象以及对社交情境的负向记忆,不断地回想自己过去在社交情境中发生的负向事件,而非正向事件,变得越来越焦虑,并增加负向自我关注,形成负向循环,对未来所接触的社交情境做出负向预期［32］.可见,反刍思维内容多针对自我,一般是在社交情境中的负向自我形象,在事后反刍的过程中,会提取较多负向并且羞耻的自传式记忆,而抑制正向的自传式记忆,致使反刍思维较多的被试其焦虑水平更高,甚至试图逃避日后的人际互动［33-35］.Vassilopoulos将反刍思维视为个体在社交情境中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与低度社交焦虑者相比,高度社交焦虑者较容易在社交情境后使用反刍策略,且较少使用其他策略,这也是造成他们适应不良的原因之一［36］.

Kocovski邀请临床社交焦虑疾病患者参与认知行为治疗团体,发现他们在经历表现情境（在众人面前发表演讲）以及社交互动情境（一对一交谈）之后,皆表现出高度的事件后反刍特点［37］.

但是也有研究者发现,高度社交焦虑者进行事件后的反刍思维会使他们感到心情较为平静,即高度社交焦虑者在社交情境之后进行的反刍思维具有正向反馈的效果,促使个体在社交事件后回想事件过程,这也可能是反刍思维的维持因素［38］.可见,反刍思维对于个体目前焦虑情绪的缓解可能存在正向效果,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动态地考察反刍思维的影响.

4.反刍思维对执行功能等的影响

反刍思维对诸如问题解决等其他后果变量也存在影响.Watkins和Brown通过操作反刍反应和转移反应,以及随机数字产生作业（random number generation task）,以14名临床抑郁症病人和14名非抑郁症的控制组为被试,探讨了反刍思维对执行功能的影响.结果显示,反刍思维组中的抑郁被试比起转移组中的抑郁被试在随机数字作业上的分数要高,可见抑郁症病人身上与此种随机数字产生作业有关的执行功能并没有损害,而是个体采用了反刍思维干扰了此项执行功能［39］.

也有少量研究就反刍思维在其他变量和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做了探讨.Szasz的研究说明了反刍思维在思维抑制（thought suppression）和临床抑郁症关系中的作用,以抑郁症患者为被试,让其填写反刍思维问卷、抑郁症状问卷以及思维抑制问卷,结果发现反刍思维在思维抑制和临床抑郁症状之间起到了相似度检测作用［40］.

Nolen-Hoeksema认为反刍思维会导致较差的问题解决、负向思维、降低社会支持,还指出在控制抑郁的影响之后,反刍思维与多种适应不良的认知风格有关（maladaptive cognitive styles）,如会影响负向推理或者归因风格、功能失调的态度、悲观、自我批判、低掌控感等.这为我们探讨反刍思维与其他后果变量的关系提供了支持［41］.

5.展望

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不同年龄和不同性质的被试群体以及不同事件情境中,都发现了反刍思维是抑郁的易感因子检测设.而涉及其与焦虑情绪及其他心理健康变量的研究略显薄弱,今后的研究可以多关注此领域.例如动态地考察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考察社交事件发生时、社交事件发生后两者的关系,又如考虑将不同种类的社交情境纳入其中.生活中有许多事物能够引发个体的焦虑情绪,而其中有些是与社会情境或者与人有关的,如面试情境、约会情境、表演情境、在权威人物面前的情境以及和同伴在一起的社交情境等.在不同社交情境下个体的预期不同,所导致的焦虑情绪也不同,因此在后继研究中,研究者可以考察不同社交情境下的反刍思维.此外,还可以考察反刍思维与其他心理健康变量之间的关系.如,社会焦虑导致个体对社交情境产生恐惧,逃避社交情境,导致人际孤独且产生孤独感,所以可以探讨反刍思维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深入探讨反刍思维与心理健康变量之间的相似度检测机制和调节作用.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反刍思维对心理健康的负向影响.但是心理治疗的相关研究发现,感受情绪、表达情绪以及分析情绪有助于促进个体的治疗进程.个体经历创伤事件或是负性生活事件后,写下自己的感受、探索可能的原因以及分析事件带来的影响,对心理健康有所帮助.而反刍思维与一般的情绪处理所涉及的内容相似,都包括体验感受、了解感受的原因等,所以反刍思维可能促进心理复原的进程,在后继研究中可以辩证地看待反刍思维的作用.Depape在大学生自我对话（self talk）和情绪智力之间的关系研究中,指出自我对话对情绪智力起作用的机制在于自我对话促进个体去思考与自身有关的事情,而反刍思维既包括对症状的反思,也包括对自我的反思［42］,所以反刍思维可能在自我对话和情绪智力的关系中起着某种作用,可以进一步探讨反刍思考与情绪智力的关系.

目前关于反刍思维的研究基于西方文化,今后的研究可以兼顾东方文化中反刍思维的独特意义.东方文化提倡个体进行反思、总结经验和教训等,而反思被视为一种反省自身、修德并促进自我成长的意义活动,那么在东方文化下反刍思维是否存在积极的效果,反刍思维水平是否能够促进个体的认知发展、情绪发展以及社会适应?所以,今后的研究可以在兼顾反刍思维不利后果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其对于个体心理健康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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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靖华

2010-09-25收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