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于生产性保护
记者：本次非遗节强调突出生产性保护、搭建商品交易平台,那我们国家在生产性保护方面对文化保护能起什么作用?像北京的景泰蓝这些项目,在生产性保护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对它们技艺的保护是不是能起到一定作用?
非遗司副司长王福州： “生产性保护”作为中国经验、中国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生产性保护”是十多年来非遗保护工作中思路比较清晰形成的一种理念,也就是说目前咱们经过这十年来的实践,通过生产性示范基地,咱们国家命名了41个生产性示范基地,还陆续开始了文化生态试验区,从文化圈、生态链这个角度考虑,文化生态试验区已经批复了15个,十二五期间还将再建设15个,生产性保护已经成为重要的抓手,发挥了重要作用.前面在整体性保护、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基础上,经过冷静思考,我们觉得应该向科学保护转化,所谓科学性保护,对非遗项目本身来讲,必须对非遗项目本身规律性的认识要加强,目前看,是非遗十个门类,我们想分别制定出保护的规范,结合下一步开展抢救性保护工程,首先制定业务规范和业务标准,确确实实从管理角度分清楚哪些适合生产性保护、哪些不适合生产性保护,为非遗保护做一些扎扎实实工作,非遗节只是一个平台,这项工作我们正在继续探讨,可以预期它将会成为我们重要的工作抓手.
记者：我们知道大部分文物的保护要投钱,不能光投入没有回报,这就是为什么我关注生产性保护,这个机制是怎么建立的?我们怎么理顺它呢?
非遗司副司长王福州： 联合国项目中有一些濒危项目,所谓濒危就是到了非抢救不可的程度,现在看,生产性保护只是众多保护当中的一种.目前粗浅地认识,咱们对这十个门类当中传统手工艺、传统中医药、传统美术这三个项目,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能和生产性接轨是比较好的,具有造血机能,通过自身工作能够产生一定的效益,这是一类.另一类,根本不太可能和市场接轨,差的比较远,历程比较漫长,劳动非常艰辛,造血机能不好的,从政府管理层面,想加大这方面的投入.非遗法要求实行的三项目制度其中之一就是传承人,咱们已经评选了四批国家级传承人,每个传承人每年都有补贴,尽管数量有限,省地市县还有相应补贴,对传承人的传承做了一些扎实工作,尽管不一定科学、不一定规范,但是还是引领了咱们这项工作向良性方向发展.
记者：我比较关心生产性保护,产业化方面有没有困难?吸引社会资金进入产业化和扶持产业化壮大方面,我们国家有没有什么扶持政策?
非遗司副司长王福州： 生产性保护作为一种有效的保护方式,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我们借助各方面力量,包括专家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我们想让人人参与到非遗保护当中来,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我们做了方方面面探索,比如现在正在做的两项工作：一个是给一些小的生产企业免税问题,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这块非常重视,我们希望让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我们一直在协调税务总局,在市场行为当中给企业减免税收问题；第二个探讨,今年发改委已经又给咱们增加了10个亿的建筑资金,已经列入国家十二五自然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规划中去.
关于非遗节对城市的影响
记者：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已经举办到第四届了,我想问一下,举办遗产节以来对成都城市的品牌形象有没有提升?对旅游有什么促进作用?
成都市副市长傅勇林：我想这是综合效应.首先,成都本身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城市,刚才说有3100多年历史,历史赋予了这座城市独有的历史理性和文化智慧.因此,我们非常愿意为保护这种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乃至整个中国或者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我们这座城市独有的贡献.再次,这件事情本身对城市意义非常重大,是深远和深刻的,赋有这座城市独有的历史智慧,让人们知道历史由何而来,历史决定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禀赋,这座城市如何学会与世界对话,如何更加自信的参与世界文明的创造,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工作赋予我们这些平台、赋予我们这些资源.再次,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物质文化遗产是器,而我们这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道的层面的东西,特别强调对我们这座城市精神非常重要,我们这座城市也在学会更加自觉的参与世界城市分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相关的活动,比如非遗节对于我们来讲就非常重要,既是一种文化项目,也是哲学项目,更是这座城市走向世界、参与世界跨文化对话的重要平台.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会提升我们这座城市的对话能力,同时也能提升这座城市国际影响力,随着城市美誉度提高,我们希望全世界更多优秀年轻人、受过现代文明和现代科技教育的年轻人汇聚这座城市,对于包括旅游在内的方方面面都有重要价值,这也是我们老百姓非常欢迎非遗节的重要原因.
关于与港澳台的合作
记者：两岸三地在传承和保护非遗方面是如何进行的?是不是未来会形成机制化?在两岸方面,今年保护和传承非遗方面是不是有一个具体计划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遗国际培训中心主任杨治：有关大陆和港澳台在非遗领域合作的情况,主要是在能力建设方面准备开展一些活动,我们中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二类机构,主要职能就是为亚太地区成员国还有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伙伴开展培训活动.《公约》通过之后,在国际层面还有国家层面包括地区层面开展了很多履行《公约》的工作,有成绩,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或者措施不当的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能力建设活动,他们叫能力建设战略,在全球六个地区推进,亚太地区由我们中心来做,包括香港、澳门,算是区域性,香港也需要履行《公约》,我们也征求了香港政府的意见,他们也同意参加,今年和明年举办相关培训班都会把香港、澳门相关工作人员包括官员请过来参与我们的能力建设培训活动.另外一块,搞一些国际交流,重点停留在治理层面上,搞一些研讨会、专题会议,我们也会邀请香港、澳门方面相关人员参加.
关于《公约》十周年庆祝活动 记者：《公约》十周年庆祝活动,咱们在全球范围内都举行了哪些庆祝十周年的活动?成都这次的活动跟这些活动相比,独特之处在哪里?另外,十周年以来,各缔约国履约工作在总体上呈现了什么特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遗国际培训中心主任杨治： 关于庆祝活动或者纪念活动,根据我们的统计,截止到今天,全球范围内大概17个国家开展了或者即将开展63项纪念活动,形式比较多样,有研讨会、培训活动、节庆、展览、发行试听产品等等,大概八类.在众多纪念活动当中,中国举办的这次纪念大会应该说是最具亮点的,体现了三个特点：两个唯一,还有一个高度.第一个唯一,这次是唯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直接参与筹备的纪念活动,其它活动基本都是各自国家自己组织的；第二个唯一,会议是全球性的活动,有别于其他国家举办的区域性、国家性活动,全球范围最大的活动；一个高度,指的是战略高度,这个会从时间上、从空间上具有战略高度.空间上指的是全球范围,时间上指的是站在一个新的时间起点上展望未来若干年,具有一定的深远意义,另外,在回顾前十年全球范围的《公约》实施情况基础之上做的展望,会议成果将会为国际社会今后在非遗保护领域指明或者勾画一个方向,一个蓝图.
第二个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公约》实施情况.应该说可以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有成就、有进展；另一方面是存在一些问题.成就方面,各国高度关注、重视《公约》,从2003年通过《公约》起,十年之内缔约国已经达到153个,速度非常快,全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才189个,将近80%会员国成为《公约》缔约国.还有一个特点,各国履约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该说以这几个名录作为抓手,调动各国的积极性,指的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截止到目前为止,列入三个名录的项目总数达到了298项,急需保护的31项,代表作257项,优秀实践10项,其中中国应该说表现非常出色,中国急需保护7项,代表做项目29项,优秀实践项目1项,中国总数37个,占298项的10%多.同时,从2006年生效到现在将近7年了,也发现一些现象或者问题,一个是重申报轻保护,各国都存在这个问题,申报热情高涨,2011年和2012年申报数量大概在200多项,教科文组织评审能力进行不足,每年也就能评审5-60项,评审能力跟申报数量有一个差距,是永远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目前,各国普遍存在专业机构不够、专业人才不足以及实践经验少、专门知识不够的问题,教科文组织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2010年制定了全球能力建设战略,从2011年开始实施,全球范围内开展大批培训活动,亚太地区大概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8个成员国,我们要为他们做好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