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西方人记录中国方式的演变,19世纪是以传教士为主体创作人员,在传教的业余时间创作的以猎奇心态为主导的、散漫的百科全书似的随感纪录,到了20世纪,变成了有专属研究对象、有步骤的逐步深入的观察和描述,这一阶段,新闻记者取代了传教士取得了记录中国的话语权,西方人记录中国的报告文学不再是来华人员的业余职业,而变成了他们的专职.这两个世纪总体来看,是从宗教视野转入了新闻视野.
报告文学中的里程碑式的《西行漫记》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历经了五个月的艰苦生活之后写成的.对于中国领导的苏区,作者曾说道:“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 而事实上,在他之前的近一个世纪前,第一位进入中国的西藏地区的法国传教士,也同样经历了千辛万苦,这就是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神父.19世纪40年代,他在中国的北方等地传教,经北京到蒙古而入西藏,继而又经四川回到广东,一路上经过了沙漠、戈壁等无人区的考验,走完了大半个中国,并以这次经历为题材写了文学作品《鞑靼西藏旅行记》和《中华帝国纪行》.
选择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为两个世界的代表是有原因的:
首先,是由于他们出色的作品分别是两个世纪以来最有分量的报告文学之一.埃德加•,斯诺的作品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而古伯察则是第一位进入中国西藏地区的法国人,他的《鞑靼西藏旅行记》和《中华帝国纪行》除了给我们留下了藏区的宝贵资料之外,出版之后也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和社会影响.其次,他们个人的身份很具有时代特色.神父们是最早进入中国的一批西方文化人员之一,他们的文化修养比较高,而且与中国人特别是普通的中下层人民接触的比较多,这样也就能保证他们既能博闻广学,又能比较准确生动的写下在中国旅行的记录.到了20世纪初,而外国的新闻业发展也颇具雏形.随着中国的兴起,神秘的“共产主义”更让西方人眼中充满了好奇.埃德加•,斯诺和其他一大批记者来中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掘“亚洲最大的独家新闻”.由于他们自身和出版之间的天然联系,记者们已经取代了传教士们而获得了更响亮的说话的声音.
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人来华的记录类文学作品有着显著的差别,最重要的前者是以宗教的视野而后者则用新闻视野去观察,这样的观察角度就决定了他们必定将有不同的收获.出发点是他们中国之行的动因.宗教的出发点是单纯的,古伯察神父作为一个传教士来说,十分敬业且虔诚,驱使他来到中国经历漫漫行程的目的,不是探奇冒险,而是为了向他们认为的愚昧的非基督徒传授宗教的知识.他记录中国的两本游记《鞑靼西藏旅行记》和《中华帝国纪行》是由他行程中的日记、笔记整理而成,这些日记不是为了以后的出版而作,毋宁说是传教士的一种生活习惯.相比之下,新闻记者的目的性要比神父们要强的多.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最神秘的地方莫过于“共产主义”了.由于外界敌对势力宣传,使得不少外国人一直以为苏区是恐怖的白色世界,这样的苏区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但是,自他到来了以后,就发现这里一切都和外界所宣传的是不同的,于是,他从人的精神状态、经济生活和文化娱乐、以及军事行为等等方面挖掘新闻的价值点所在.他有目的、有计划地策划了行程,逐个采访了苏区的领导人、普通战士、农民等一些列的人物,他很积极地采用新闻的采访形式对一些领导人,如、朱德、周恩来等加以访问,通过和这些人的面对面的谈话,使他们被扭曲的面貌被逐渐还原到真实.原来西方人的偏见都被一一打破,这才是斯诺所要达到的效果.
视野决定了他们的作品的风格之不同.以写新闻报道出身的记者斯诺笔下的《西行漫记》侧重于作品的真实性,而古伯察神父在此方面则不那么苛求,有点率性而为的意思.古伯察神父的作品是由笔记再加上回忆整理而成,完全放任自己那支天马行空的神笔来刻画西域路途中的种种事端.从文学语言上来看,是用优美生动的语言,赋予了作品生动活泼的效果.描写事物和人物时也使用了“散漫”的笔触.古伯察每天接触的人和事物是纷繁复杂的,他不可能也没必要对全部的信息作完整的修订,及至他到了澳门,进行书稿的最后创作之后,也没有能力去校对人名、地名、社会风俗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难免出现一些和实际情况不吻合之处.在现代的专家学者们的严密考证下,古伯察的作品中出现了不少误差.比如他在《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对“宗巴喀”家族的描述就被现代的研究者们指责:“此处不知古伯察依据何种史料对宗巴喀的家庭作了这样一番描述.”
而相比之下,新闻报道对真实性的要求却占据了第一位,斯诺作为一个出色的记者也是深谙此道.比如：当他采访时,他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我把对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用英文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又译成了中文,由改正等这些访问记再译成了英文,经过了这样的反复,我相信这几节文字很少有报道的错误.”可以看出,虽然存在着中外语言、文化的差异,但是新闻记者的职业习惯会对作品的真实性要求非常高,在最大程度上还原采访对象本来的面目.
这其实是由不同时期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19世纪,西方人甫来中国,对于这个庞大的帝国是完全陌生的,从地理到风俗都觉得新奇,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显得如此神秘.显而易见,彼时的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大都停留在初探的层次上,他们几乎完全用西方人的眼光来打量中国,将治国视为一个“天方夜谭”中的国度.这时候双方人员的交往并不是平等的.到了20世纪,来华的新闻记者,对中国已经不是白板一块了,在他们开始新闻采访前,大量的中国社会的新闻信息被作为背景知识已传输到意识当中,他们认识到了要采访的不是一个特别的部落,而是一个对世界和人类来说都具有一定意义的价值观和对未来产生影响的生活方式.在掌握了一定的新闻采访技巧之后,记者们已经明确地认识和采访对象之间保持过远的距离是不利于获得资料的,所以,斯诺的工作积极而投入,他所到之处和人们打成一片,从高层到底层士兵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们之间不再是中西方文化的尖锐对立了,去除了宗教束缚,斯诺对中国人民更多的是同情和友谊.
总之,两个世纪以来,西方的传教士和记者是两个在中国大地上分外活跃的群体.他们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这个陌生而古老的国度时,不像商人和政治家那样带有很强的侵略性,在心态上也不是与中国的对立状态,古伯察神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地理与历史人文的资料,而斯诺也成了我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除此以外,他们也给我们当今的文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首先,对小人物的关注.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纪录中,一直出现着普通老百姓的身影.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中,小民向来是不入史册的,可是,这些西方外来者却替我们留下了不少当时的普通人的生活剪影.比如在《鞑靼西藏旅行记》中,他对一路上跟随他的中国随从的刻画,就使一个中国小人物的形象活灵活现.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和不少老百姓作过深入的交流,他在采访、朱德、周恩来等大人物的同时,也不忘纪录了农民、士兵、小红军的生活,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人的关注并没有拘泥于等级基础之上,这是一种优秀的纪录心态.这种心态使得他们一定程度上成了我们中国历史的宝贵见证人.其次,创作者的态度和追求是作品生命力的来源.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领会斯诺和古伯察那种历史情怀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力图使文学担当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在作品里下判断、作评论的时候,要牢记社会责任感,而不能以取悦读者或者追逐金钱地位为准则.在文学创作的时候,要克服畏惧困难的心理,要有创新精神和大无畏的精神,凡历险境,必有所得,在安逸和舒适的创作坏境中是创作不出、也创造不了传世的伟大作品.
从这两个世纪以来西方人记录中国的方式的变迁,的确可以让我们收获不少启发点,也重新唤起了我们研究19世纪西方人来华旅行并撰写的作品的兴趣.长久以来,这些作品没有获得我们足够多的重视,而本文也仅是作一些管窥,以期更多的读者在阅读与研究中收获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