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董乐山生前几部译作中,我所最欣赏的是斯通（I．F．Stone）作品《苏格拉底的审判》.他所选择的不是迎合大众兴趣的小说,而是一部含有哲学性的论著,探索新闻的理论.他把斯通称扬为“美国新闻从业者的典范”,我们爱好或从事新闻者都应该模仿.斯通于一九年去世,《苏格拉底的审判》是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即使在美国,今日已很少有人熟悉他的名字.二三十年前,有见识的新闻从业人员都把斯通视为提倡新闻自由独立的模范.对那些近来加入新闻事业的年轻人士我要介绍一本新出版的传记.尤其是那些感到气氛抑闷的新闻记者,更应对这部新书发生好奇.
单是书名《所有政府都撒谎》（All Governments Lie）,就很触目.如果译出,在中国恐不易出版.副题名是《叛逆报人I．F．斯通生平》,作者米拉麦克法逊（Myra Macpherson）也是资深报人,曾在《华盛顿邮报》任职,也曾写过一部有关越战的书.她显然是斯通的崇拜者,写这部传记是表示他对斯通的敬仰,希望后来同行会把他做榜样.
书名其实是借用斯通的日常口头语.“所有政府都撒谎”一语就说出他对政府机构发言之真检测产生疑惑.尤其是在今日总统任内,白宫和国防部的声明几乎都是谎话,可惜斯通不能在世作为一支抵制政府扯谎的力量.
斯通系于一九○七年在费城出生,二十多岁即开始在《纽约邮报》任职.《邮报》自从被报阀默多克（Murdoch）购写后,今日已变成为保守喉舌,但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乃是美国一份最自由倾左的日报.不过斯通感觉在他人之下工作仍有束缚,于是自己创办了《I．F．斯通周刊》,个人自由撰稿、畅所欲言,这份周刊自一九五三年持续至一九七一年.订阅读者多是新闻从业人员,因不但可在刊上获悉一些独家新闻,而且也可瞥见斯通对时事的精辟见解.直到一九年去世为止,斯通一直继续不断发表言论,多在《纽约书评》《国家》双周刊、《村声》周刊等一些当时言论绝对自由的进步性刊物上发表.
斯通以亲切随意的文笔叙写时事评论,特别具有可读性.他的评论对象不出三类：一、美国外交政策；二、政府对外交政策处理的解说；三、主流媒体对上述二项的报导方法.在越战时期,他成为新闻界传奇人物,因他每周不断以独家新闻透露政府错误政策的筹划内幕,对当时的民间反战趋向特别有影响.
谈到新闻记者易于被政府瞒骗摆弄（由于政府大员利用了记者的虚荣心）,他的了解特别明晰.传记作者在书中指出,斯通曾这么说,“如果一旦国务卿邀你共享午餐,请问你的意见,你就已上了圈套”.当然,并不是每个记者都如此容易上当,但是确有一些会受宠若惊.这本介绍斯通生平的书,值此伊战失策、政府经常欺骗民间之时出版,特别有意思.我尚可记得越战时期约翰逊白宫对民间乱发“战争胜利在望”的报告,这类谎言甚至引起党本党人士反感.
但是斯通虽是一位大无畏记者,也不免有瑕点.他批评政府的严峻态度令人士生疑,以为他不是美共就是亲苏.所不幸者是也与“午餐”有关,为了取得独家新闻,他有时与苏联KGB间谍共进午餐.据此传记透露,一九九二年（斯大林去世后三十多年）,向美国投诚的前KGB高级人员卡路金（Oleg Kalugin）说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斯通经常应他之邀共进午餐,取得特有的苏联秘密新闻.卡路金之语似暗示斯通乃受苏联摆弄.此语一出,反斯通人士大为兴奋,指出斯通批评政府的言论无异证明他是苏联间谍.
斯通既已不在世,无法为自己辩护.写传记的麦克法逊为了澄清这项谣言,在华府找到卡路金追问,证明斯通不但不是苏联间谍,而且卡路金也从未如此暗示.麦克法逊借此攻击了反斯通的极,但她的热心过分,恐反而有损斯通声誉.据她写道,卡路金说明斯通不是苏联间谍,但是个“同路人”,这里是卡路金的话语：“由于斯通的世界观,他早在与我认识之前就与苏联情报人员有联络等他愿意提供关于政府人员以及参议员对各种问题的看法.”
深表同情的麦克法逊作解释道：“仅仅与KGB‘合作’与‘积极当间谍’之间,显然有大大差别,任何采访记者都不会错过可与外国情报人员共谈的机会.于今日回顾,我总不免想及斯通对自己政府作为的不满是不是影响了他的偏左倾向.”在这里,麦克法逊与我同意,这样的偏见渗入了斯通的写作,在讨论美苏两国之时,不免染上了所谓“双重标准”.例如当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去世时,斯通尚未预料赫鲁晓夫后来在苏共二十大的“鞭尸报告”,著文对斯大林表达“伟大的赞礼”.甚至在越战时期,他除了反战之外,也似在祈望越盟的胜利.
麦克法逊在书相似度检测绍了斯通出生背景来解释他在成人期间的“偏见”.他的移民来美的父母是帝俄时代犹太人,深受当地反犹太歧视,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上反犹太情绪也很强烈.欧洲崛起的法西斯主义令他对苏联产生同情.但他从未与美国有关,由于后来大萧条引起他对贫民遭遇的不平,他的政治思想倾向自由偏左.一时他又认为共产主义与苏联乃是对付法西斯主义最有效利器.事实是,我们都知道,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是大战期间,苏联乃是盟友,因而发展了美国左翼活动,其中最有势力的是犹太社会党所主持的工会与刊物.
苏联革命成功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占优势,不少孟什维克与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者逃来美国,斯通与他们交往,渐渐认识了苏联真面目,他著文所持立场常常处在辩护共产主义与批评共产主义之间,到了一九五六年他才发表一篇严厉攻击斯大林的文字,期间他一时又曾对古巴卡斯特罗与越盟胡志明表同情.可是不久他终对那些革命者失望,于一九七九年在一“左派”人士公开声明书上签名,攻击越共的“极权主义”政策.
令我不解的是,麦克法逊为何不在此书中提及斯通此举.我读此书时回顾了我对斯通的认识,总觉得斯通那时公开攻击越共是个勇敢行动,因为那年美国左翼运动中的亲共派曾在《纽约时报》登全幅广告批评那封公开信.斯通显然处在互相矛盾之间,而外界人士所见到的矛盾,也许正是他的伟大处：他敢于为正义执言,能够认错,对任何事不取非黑即白态度.
要真正的了解斯通政治性格并非易事.二十世纪初期产生了一种我称之为“政治狂热文学”.在气氛冷静下来后,有的化为对苏联现状不满的自由分子,有的则作一百八十度之转变,而成为激烈分子.前者包括著名法国作家纪德（Andre Gide）,他于一九三六年访苏回来后非常失望,也有一些美国左翼作家曾出了一本批评苏联的文集,书名《失败了的神》（The God That Fail）.属于后者的一批纽约文化人即演化为今日的所谓“牛康派”.斯通可说是属于前者,但仍保持他们原有的正义自由精神.麦克法逊所作传记就解释了斯通一生的思想过程.作为作者,她自己显然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牛康派的蜕变则是从自由主义思想转化为极端保守利己主义.我可想象,斯通如果在世,则必与牛康派作对,强烈抨击他们的观点和行为.
对苏联的失望令他对极“左”的共产主义和极右的法西斯主义都起了恶感.他对所有政府的不信任（“所有政府都撒谎”）表明了他超拔的清高.作为新闻记者,这似是最理想条件.他所写的不但内容充实公正,而且文笔风趣幽默,对他的文章（虽已过时）有兴趣者,可购读已在最近出版的《I．F．斯通最佳文选》（The Best Of I．F．Stone）.此外,我也推荐河北教育出版社于二○○一年出版、由李辉主编的《董乐山文集》第四卷最后一章《I．F．斯通──美国新闻从业者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