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晨练归来,偶见日历上“2月20日”,哦,这不是作家浩然过世的日子吗一晃两年,日子流淌得好快呀.思索中,似觉浩然那憨厚质朴的身影立于面前,“我的根在农村,我要为农民而写作”的铿锵话语犹响在耳.接着话剧《艳阳天》那一幕幕、一场场舞台烟云飘然而过等
救活了话剧
1971年,“913”林彪折戟沉沙后,人们惊愕之余似感到客观上已宣布“”的失败,虽然“”还在,但“”已缺少了往日的轰轰烈烈.而河北省话剧院的演职员也早已厌倦了那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日子,多么渴望能排一部新戏,再听听剧场里那诱人的笑声和掌声.
一天,有人发现剧院一位“小人物”――管道具的陶然在偷偷写东西,原来他在改编著名作家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消息传出,众人惊愕,但看初稿基础不错,大家立刻撺掇着组成一个加工小组,很快把《艳阳天》推上舞台.说实话,在那个只有八出“样板戏”的特殊年代,敢于标新立异,排演新戏,有些“胆大包天”,弄不好会被打成个什么,后果不堪设想.
《艳阳天》排成后,小试牛刀,先在石家庄几家剧场上演,然而料想不到的是竟引起轰动,观者踊跃,一票难求.尤其在八一礼堂的演出更为热闹,连加了几个日场.观众反映:久未看到这么好的话剧了.
初演成功,极大地鼓舞了话剧院的同志们,大家兴奋之余决定趁热打铁,带着行李坐上火车先后到定州、保定、承德、通州等地巡演,竟一气连演153场.所到之处场场客满、座无虚席.尤其在通州的演出更是火爆.这时有人建议:这里离北京那么近,通州演罢可否进京演演但带队领导左思右想,踌躇迟疑,不敢贸然.他们说,“现在不是当年咱们的《红旗谱》、《战洪图》进怀仁堂演出的时代,能在京郊通州演演,见好就收,免得烧香惹出鬼来！”这话也对,可有趣的是,在通州演出的消息似一股小风吹进首都,惊动了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他们派人前来观看并录音、录像.紧接着北影、人艺、青艺、戏剧学院、戏校、评剧院、全总文工团、战友文工团、空政文工团、煤矿文工团、铁路文工团和正在北京演出的“样板戏”剧团、《海港》剧组、《沙家浜》剧组、《杜鹃山》剧组纷纷坐着大轿车前来看戏.更想不到的是,《艳》剧的火爆不胫而走,不几日又有天津、郑州、开封、徐州、青海、西藏、西安、武汉、南京、抚顺、四平、辽宁、长春、甘肃、济宁、河南、江西、太原、浙江、重庆等省区市的剧团来通州观摩.他们看完戏有的索要剧本,有的索要舞台设计图,还有的邀编导恳谈,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话剧院前台后台应接不暇,频于应酬.经粗劣统计,前来观看《艳》剧的剧团有70多个,其中决定排《艳阳天》的话剧团也有10余个.移植、改编的还有山东吕剧、河南豫剧、山西晋剧、陕西秦腔、天津京剧、唐山(丰润)评剧和石家庄(赞皇)丝弦等戏曲剧团.当时,大连话剧团无戏可排即将解散,决定排演《艳》剧后才重新集结,而因此保留下来,于是一时风传:“河北省话剧院的《艳阳天》救活了话剧”.
轶闻趣事
《艳阳天》连演150多场,演职员们有些疲惫,领导决定,通州演完放检测七天,大伙儿可回家探亲.不料,此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这天拆完台、装好车待次日离去,突然院部召开紧急会议,原来长春电影制片厂一些同志星夜飞来,已决定将《艳阳天》搬上银幕,特来观摩话剧,当他们知道已拆台装车后,后悔莫及,埋怨领导未提前打招呼.怎么办难道白来一趟经双方商议,为了满足远道而来的长影同志,剧院决定为其演出一场,但只能在没有布景、道具、服装、音响和化妆的情况下做这场演出.虽然舞台下只坐着十几位长影同志,但演员们却如正式演出一样,悉心表演、认真交流.没有小道具,演员们找来代用品,笔者在剧中饰演马小辫,有场戏是在石头上磨刀霍霍,我只好找来一根树枝、一堆砖头进行表演.当全剧完整无缺地演完,听到台下稀疏的掌声时,大家都为打破院史记录的这场特别演出而发出几分无奈和感慨.
说到趣事还有一桩:1972年10月1日晚上,《艳》剧作为国庆晚会在通州礼堂演出.这晚剧场里观众情绪高涨、节日气氛浓重.当演出“决战决胜”的第七场时,忽然从前排座位上走来一位年轻观众,他不慌不忙缓步登上舞台,直奔“混进党内的坏干部”马之悦而来,正当大伙儿闹不清他欲意何为时,他竟伸出拳头向其胸部连打数拳,台上惊愕哗然,舞台监督赶紧闭幕.原来这位仁兄看着看着突生“正义感”,要替剧中被害的小石头报仇,才演绎了这场“戏中戏”.但却被剧场保卫人员缉拿并以“破坏节日治安罪”被转至局.
话剧《艳阳天》还引起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确切地说是带有一定严肃性的闹剧.1973年,浙江省话剧团排演了《艳阳天》,在有关领导审查该剧时责令剧团删掉“针锋相对”这场戏,从而引起部分演员和一些观众的质疑.“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剧团有人贴出大字报揭了此事,并召开了批判大会.1974年5月17日,《浙江日报》头版头条以《为什么要砍掉〈艳阳天〉中的李世丹》为题声援了团内大字报并开辟了整版篇幅展开声势浩大的大批判.文章中说,“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迎头痛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彻底批判林彪宣扬的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思想”,“揭发批判右倾翻案思潮”.其实,删掉一场戏,姑不谈是对是错,但那属于文艺创作思想范畴内的事,何必扣上那么多大帽子这凸显了那逞凶肆虐的淫威.
陶然与浩然
《艳阳天》编剧陶然,1938年生于河北玉田县.他自幼喜欢文学和书法.1960年考入河北省话剧院舞台美术队,从事道具设计和管理工作.陶然工作认真,老实厚道,道具工作干得出色,但论其志向自然是愿意做文学、书法方面工作,不过他怀才不遇,机缘难觅,只好在工作之余钻研书法,且练得一手好字.
陶然改编《艳阳天》虽属偶然,但也自然.1971年他赴天津探亲,在他爱人单位(南开文化宫)图书馆看到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他喜不自禁,连夜读完,被书中感人肺腑的故事和栩栩如生的人物深深吸引,当即动手将这部130多万字的小说改编为话剧.当《艳》剧获得成功后,陶然并不满足和骄傲,在做好道具工作的同时,本着精益求精、千锤百炼的精神继续修改《艳》剧,直至12遍稿后才正式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此外,他还应邀赴郑州、西安、甘肃等话剧团辅导《艳》剧的排练.陶然这种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受到剧院同志们的赞赏,但却被剧院某些领导冷落,如在《艳》剧剧本出版和印制戏单时,却以“集体创作”代替了编剧的署名,“陶然”两字一字未提.《艳》剧演完又下令:“你还回道具组工作吧！”从而大伤了陶然的心.然而陶然二话不说,仍安心搞好本职工作,只在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地练习书法.“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终于如愿被调到河北省文联书法家协会(任秘书长),此后他的书法技艺不断提高,逐渐形成个人风格,作品被全国几十个省市博物馆和名胜古迹所在地以及美、日、法等国家.
《艳》剧改成后,陶然曾同浩然多次联系,听取他的意见.话剧彩排时把浩然请到石家庄.浩然看戏后很高兴,对改编和演出都很满意,只在一些细节上提了些意见.1972年夏天,陶然又携修改后的剧本赴京交予浩然,当时浩然正忙于修改《金光大道》,但他挤出时间用一个夜晚读完《艳》剧并用红笔在那个油印本上勾画了自己的意见.次日一早来到北京前门大街一家小旅馆见到陶然,二人热诚坦直地围绕着话剧和小说大谈一番,才匆匆道别.《艳》剧巡演到通州后,浩然再次前来看戏,强烈的剧场效果深深感染了浩然,他看完戏极度兴奋,带着满意的微笑登上返京的汽车.
说起浩然,笔者并不陌生.浩然是河北人,原名梁金广,祖籍宝坻县,1932年生于唐山开滦赵各庄矿区.建国前后,我们河北省文工团与浩然所供职的河北日报社都住保定,相距很近并常有交往.一次,我去报社送稿,正遇浩然同潮清、袁浩在一起,我们四人在浩然屋内畅叙半天.浩然内向腼腆,不擅言谈,谈叙中常常颔首微笑.1964年浩然调至北京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我们便很少见面.1972年他来石观看《艳》剧时,我才在石家庄剧场见他一面.当时浩然还是那么朴实无华,不修边幅,身穿一身时兴的绿色军衣,足蹬一双绿胶鞋,活脱脱一个“农村大队干部”.当时我想,难怪他创作的小说总是散发着泥土的芳香,正如他所说:“好的小说应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不仅带着须子和缨子,还带着一嘟噜湿乎乎的泥土.”真是文如其人.
遗憾的是,浩然的创作时期正赶上可怕可咒的“文化大革命”,被“文艺旗手”相中利用,于是被文艺界同仁冷眼相看,并生出一个“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传闻来.粉粹“”后,浩然自然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和政治压力.其实,就浩然的做人来说,并未丧失一个党员作家的道德和人格,他平时待人处世十分低调.当收到《艳阳天》稿酬时,立刻把一万元交了党费.某饮料公司以100万酬金请其做广告,他断然拒之.浩然结发之妻大他6岁,他从未产生过离婚念头,在女大学生向其示好时,他毫不动心.就在他被多次接见和利用之时,也没丝毫的得意和霸气以及整人、害人之举.
晚年的浩然安然定居在他多年的生活基地――河北三河市,在那里安详地生活并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2008年2月20日他在三河永远闭上了双眼,他的骨灰被安葬在三河的一个公墓.
回味与教训
时光已过38年.话剧《艳阳天》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什么能获得成功我想原因有二:一是在那狂热的政治运动中,广大群众长期紧张、茫然,身心疲惫,文化生活十分单调,只有几出样板戏和一些语录歌,人们能看到一出新颖、精彩的话剧感到无比新鲜和喜悦.其二,河北省话剧院是一个擅演农村戏的剧团,但自1966年开始,好几年未排出好戏,见到《艳阳天》剧本后,大家极其兴奋,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排演阵容――由宋英杰、董丽华两位导演执导.主要演员多为有表演经验的老演员:邱英三饰肖长春、蔡景宝饰马老四、马骥饰韩庆丰、谢明饰肖老大、李文跃饰马连福、刘欣饰李世丹,反面人物马之悦、马小辫由孙树林、刘庚扮演,其他还有金珍、申云、范艳华、阎国祥等扮演重要角色.这样一个硬朗的阵容保证了话剧的质量.
此外,话剧的成功离不了原著.小说为话剧提供了丰厚的表演基础,无论是北方农民的生活习俗和人物性格刻画,还是大众化,性格化语言特色,都是话剧院演员们所熟悉的,演来自然如鱼得水,驾轻就熟.于是一出具有血肉丰满、自然真实的人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与乡土味道的话剧便跃然于舞台.
应当承认,话剧《艳阳天》还有些缺点和不足.首先话剧所反映的那个时代是不可回避的,那是中国农村刚刚跨进高级农业合作社,国际上“帝修反”相互勾结并同国内资产阶级遥相呼应,掀起反共.剧中东山坞村党支部书记肖长春带领贫下中农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同反动势力进行着生死搏斗.这正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特点.小说《艳阳天》从题材、内容到人物正是这个时代的反映,正如浩然所说:“一写起来,我的那些农民朋友一下子就来到我的身边.”当话剧将小说搬上舞台的时候,必然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淡化了农村其他一些矛盾冲突.并采用了“三突出”的方法,刻画出了“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肖长春.
当然,这是历史的、客观的存在,自然也是文艺工作者难以逾越的.不过今天我们重看这些事,应当有新的认识,应当以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艺术观来看待这段历史.无论如何,当年那些“无限上纲上线”和“阶级斗争满天飞”是不正常的,反映到戏剧作品中的“三突出”、“高大全”是极“左”的,是脱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因此也是不真实的.这自然也是当年包括话剧《艳阳天》在内的一些文艺作品的很大的遗憾.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