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当今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有点另类.尽管受过严格的西方经济学训练,但他不是从书本中去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答案,而是深入企业、农村,从悉心观察真实的经济生活去探索理论.因此,有人把他称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
认识其仁很早.80年代初,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到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有一年,他回上海探望父母,我在朋友聚会场合听他谈农村改革.他的双目炯炯有神,静静地坐在一边,面带笑容地听别人发言.轮到他说话的时候,神情显得格外自信,配合着丰富的手势,神采飞扬,思路清晰,充满逻辑力量.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夸夸其谈,生搬硬套自己也没弄懂的西方经济理论.他的真知灼见源于深入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很有说服力.交谈之下,知道他和我一样1968年中学毕业后下乡务农,曾在黑龙江完达山狩猎7年.其仁每年几乎有一半时间都在农村调查研究.他的头脑里总是先有现象,从现象里提炼问题,因此,对许多经济问题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得到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赏识.
1991年夏,我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和周其仁一起在黄宗智教授门下读博士,成为同窗好友.开学前,我们见了面,谈起将来的打算.当时,我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对前景很迷茫.但他则很坚定地说,学成后是要回国的,不愿留在美国做个二三流大学的教授.第一堂课后,我问其仁听懂多少.他说,大概听懂了两三句话.他是一年多前到美国后才开始学英文的.我的英文程度和他差不多.但其仁的英文几乎是突飞猛进,不仅很快就能应付听课,而且到第二学年就通过了担任助教的英语测试,5年后就取得了博士学位.除了聪明过人之外,不能不佩服其仁的勤奋.他几乎严格到不让自己浪费每一分钟.在校园里,从未见过其仁闲聊,任何时候遇到他,总是戴耳机听英语.除了历史专业的课程之外,他还在经济系修读了大量课程.
即便如此珍惜时间,但在那些日子里,其仁对我的帮助是无私的.尽管他只比我早到美国一年多,但经常教我如何尽快适应在美国的生活,手把手教会我使用电脑.当时他一家人以及父母都住在学生家属公寓,而我独自一人在美国.逢年过节,他怕我患上“思乡病”,总是请我去他家做客.最难忘的是1993年暑检测,我父亲从国内来美国探亲.其仁知道后,怕老人待在家里无聊,特地组织同学举行了一次野餐会,邀请我父亲参加.那天他从头到尾陪着我父亲聊天,热情地介绍我们的校园生活.多年以后,其仁去苏州大学讲学,还特地去看望我的父亲.因此,父亲一直记住我的这位老同学,经常和我提及那次难忘的野餐.
1994年夏,我决定辍学去香港传媒界工作.临行前,我们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当时其仁已经选定以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问题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我问他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他说,中国地少人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关乎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将来回国后,教书之余希望做点农民工的技术培训工作,提高劳动力素质.两年后,其仁来香港,说是有可能来香港科技大学教书,但要求每年只在那里教半年书,还有一半时间要在内地工作.最后港科大没法满足他的要求,其仁才决定去北大任教.
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去北京,或者他来香港,都会聚在一起聊天.我喜欢听他讲真实的中国故事.回国以后,其仁没有躲进塔,依然风尘仆仆地带领学生去企业和农村进行调查.这些对真实世界的观察,使其仁和他的弟子们带出了中国“实证经济学”的学风.这些年里,他写了不少书,每次出书,他都会送我一本,让我先睹为快.这些书都不是鸿篇巨制,大部分是短小精悍的经济学随笔结集.其仁一如既往地从眼下这个经济大时代的现象和思想出发,提问题,辩观点,阐释自己的见解.
曾有人说,周其仁的研究,学术含量不高.我很纳闷：难道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不是学术,那些生吞活剥西方理论的东西反而叫学术?难怪老友丁学良要说,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