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翻开海外中国研究的著作,致谢里大多会提到同一个地方――中国研究怎么写作中心,其中不少又都会同时提到一个人――熊景明,或是Ms. Jean Hung.
在中国研究学术界,她被称作“学术媒人”.常言道,“不做媒人不做保,一生无烦恼”,但是熊景明在中心担任助理主任20年,媒介中西学者、学术,不仅不觉得是烦恼,反而乐此不疲,乃至退休已有数年,依然活跃其间.
熊景明的办公室在中心图书馆的一角.那是她退休后为中心的“民间历史”项目工作的地方.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图书和资料.工作台上,摆着她母亲、女儿和祖父的照片.
记者如约到达时,她正在回复电邮,“一家瑞典电视台要做关于中国的节目,准备派一个Team（小组）来中国采访.他们想了解‘民间历史网’和我的书.‘王婆’需要推销自己的瓜,只得答应.”熊景明的云南口音柔和却不失刚强,富有感染力,再加上她“天生乐观”的性格,很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和亲近感.
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年出版了熊景明的回忆录《家在云之南》.书中记述了曾祖父因担任丽江知府迁往云南而开始的家族史.她的曾祖辈和祖父辈都直接卷入了清末到民国期间的那段动荡历史,而父辈们更将革命时代的纷争带入了家门院墙,自己和父母则在1949年后过着坎坷曲折的日子.这段家族史就像是时代史的缩影.
生于斯,长于斯,家族史和成长经历既给了熊景明独特的历史感,也如林达所说,在她的内心种下了“一豆自由之火”.“民间历史”收到的很多回忆录都会在前言后语中写下类似的话：“我知道这辈子为什么要受这么多苦,因为上天要我做历史的见证人,把这些东西写下来.”
拿到这些书,让她觉得沉甸甸的,或许正是因为她也曾身在其中.无法忍受那时内地环境的压抑感,熊景明1979年就离开了云南,“来到香港这个无需用谎言护身之地”.这使她获得了“巨大的解放”,也使她有机会在中国研究怎么写作中心工作,一干20年,成了一名“学术媒人”.
“一本书都不能少”
1963年,一批特立独行的美国学者,在当时麦卡锡主义横行的情况下,既不满美国国内对中国资料的片面摘取,又无奈于大陆的封闭,于是申请了私人基金,来到香港开办了“大学怎么写作中心”,收集来自大陆的各种研究资料,为全球的中国研究者提供怎么写作.1988年中心移交香港中文大学,并改名为中国研究怎么写作中心.也就是在这一年,熊景明受聘为中心的助理主任,一做就是20年.
熊景明1988年接手时中心的图书只有1万多册.等她2007年退休的时候,中心已有馆藏10多万册,报纸200多种,杂志2000种,几乎期期不漏.与其他综合图书馆相比,中心的藏书规模并不算大,但这里着最好最齐全的研究现代中国的资料.
她的几位前任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因此除了打理中心以外,他们还利用中心资料进行自己的研究.熊景明在报名应聘中心主任职位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因为她当时只有本科文凭,在大学读的是俄国文学专业,很难和其他候选人竞争.直到面试前一天,她才突然想通了：“其他人都希望来利用这里的资料,而我是要来建设它,也知道如何建设.”甘当“学术媒人”的念头就是在这个时候埋下的.
也许正因为这个理念,她才获得了招聘委员会的认同,在众多资历比她高很多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当时负责招聘的委员之一,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所长陈方正教授在熊景明荣休晚会的致词中透露,当年正是她的实干精神说服了大家.
所谓“媒人的嘴,兔子的腿”,熊景明这个“学术媒人”上任后并没有撒腿到处跑,四处游说,而是在中心“筑巢引凤”,吸引不同地方的研究者齐聚这里,在研究资料和研究者之间牵线搭桥.有一次中心整理出一批珍贵的历史文件,熊景明读了旅美著名作家林达的书后,觉得她很适合用这批资料,就主动联系,请她根据这些资料写一本书.她们也因此结识了,现在合作主持“民间口述历史”的项目.
2004年,在中心成立40周年的庆典上,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中国研究学者傅高义说：“没有这个中心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中心能够获得这么高的赞誉,与熊景明在收集资料上奉行“一本都不能少”的原则有关.中心的骄傲之一是了全世界最齐全的中国地方志和专业志.内地某县县志出版时仅印刷了20册,中心想时,只有4册存世了,但中心最终还是通过各种途径,想办法获得了此县志.
除了四处收集,熊景明也采用“守株待兔”的策略,对访问学者“雁过拔毛”.她在中心门口放了一个表格,请大家推荐图书,上面写着：“请别只赞美这里的资料齐全,请告诉我们还缺哪一本书,哪一份期刊.”目前在美国南加州大学任教的Stanley Rosen当年几乎每个暑检测都到内地访问,然后都到中心停留,他研究的领域包括青少年、电影等.根据他提供的信息,中心了相关领域的几乎所有刊物.
熊景明孜孜不倦收集资料的热忱也许源自她的历史危机感.经历了那段混乱闭塞的时代之后,她更明白资料的宝贵性.从内地初到香港,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各种文学名著写全了,担心时代又有什么变化,以后女儿读不到这些好书.
“红娘牵线,成人之美”.很多学者因为中心优秀的馆藏而获益颇丰.有一位来自内地西部地区的学者,多年后回忆说,到中心访问的经历是她整个研究生涯的转折点.而早在80年代以前,就已有200多本中国研究的著作在中心资料的基础上写成.这些著作都成了中国研究学者的必读经典书目.现今海外成就最高的中国研究学者,无一未曾与中心结缘.有人说,如果把到访过中心的学者名录收集起来,就是一部最齐全的当代中国研究者大典.
“社会科学界的黄埔军校”
虽然中心最吸引学者的是独特且全面的馆藏,但和一般的图书馆不同,它兼具怎么写作中心、资料中心、交流中心和研究中心的功能.在1988年之前,中心主要是面向海外学者.外国学者成立中心的主要目的也是为海外中国研究者建立学术基地.当时内地的社会学科研究才刚刚起步,很少学者知道中心的存在.80年代末期,随着中国的开放,海外学者不再像以往那样依赖中心资料,而内地学者出境也更便利了.这种情况下,熊景明认为,中心这些宝贵的资料,最大的用处应该是提供给内地学者使用.
有了这个想法后,她和中心主任关信基教授就到处筹集资金,专门为内地设立了访问学者计划,资助他们到中心来做学术研究.这个项目的效果出奇地好.以往都是海外学者通过中心走向内地,现在是内地学者通过中心走向海外了.
国内著名学者于建嵘走向国际学术界,他说“就是从中心开始的”.他2002年来到中心的时候,海外几位著名学者正在闭门讨论.熊景明非常认同他的中国农村研究,于是想介绍他参加这几位学者的讨论.但当时于建嵘的研究默默无闻,有学者起初觉得不以为然.她相信自己的眼光,还是带着于建嵘一起参加讨论.此后来自美国的裴敏欣教授很欣赏他的研究,请他到美国访问.在此期间,他又结识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裴宜理教授.
类似的故事在中心常常发生.
学者接触多了,熊景明发现,由于起步较晚,内地学者在学养、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上往往不如海外学者.她说：“做研究就像烹调一样,要先吃先尝别人的作品,等具备品评的能力后,才可能做出满意的菜来.学者总说要站在别人的肩上,但问题在于怎么爬上去.”因此她在中心启动了两个计划,一个是研究方法训练营,聘请国内外的优秀学者,在中心培训内地的年轻老师；二是国际研究生“当代中国”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地正在从事中国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同台竞技.
除这两项计划外,中外学者直接交锋的场合是在中心颇有特色的“午餐研讨会”上.熊景明主持中心后,将原来海外学者在中心常组织的“午餐研讨会”常规化,邀请每位访问学者都讲一场.边吃边听,待讲完吃完后,再一起讨论.高峰期,中心每周都有一两场这样的研讨会.午餐会上听众虽然不多,常只有十几数十人,但大部分是相似领域的学者,或者是富有经验的“挑刺者”,因此常常让讲者如坐针芒.熊景明每场必到,有时亲自主持,有时则做一个“挑刺”的听众.
熊景明希望中心是一个包容、中立和多元化的学术交流场所.有容乃大,几十年间,中心聚集了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研究者.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著名学者李连江教授认为,如果把中心称作“社会科学界的黄埔军校”,一点都不过誉.
学术研究应从事实出发
1988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熊景明开始以农村社会学者的身份参加内地一些扶贫援助项目.她“看到农民负担如此之重,简直不可想象”.此后,中心就开始推动大陆的农村研究.熊景明更坚信,“学术研究不能只是站在岸边指着对岸说,过河后要做什么,而要首先在河这边找到下水点,先想办法把桥架起来,学术研究应该以事实为出发点.”她认为,这也是目前大陆的中国研究学术界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自己还是衣衫褴褛,却对模特身上的衣服指指点点.”
熊景明认为,中国百废待兴,对学者来说是难得的机会,但是她说：“我孤陋寡闻,至今没有看到任何一派出现令人信服的,完整而全面的理论,如何一步步达致目标,建立合理的制度.”原因除了“许多聪明博学的人没有时间长夜思索,苦苦笔耕”以外,就是学者们往往没有把研究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没有抱着建设性的态度,“首先找出共识在哪里,而不是去争论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对熊景明来说,要找出共识,就要认准事实,找出在河的此岸下水和架桥的地方,建设性的态度就是架桥的态度.在以往内地还比较封闭的时候,很多著作主要依赖中心的资料写成,但是现在内地已经非常开放,“只靠中心就写出一本书,那就说不过去了”.熊景明虽然有些担忧中心地位的下降,但更为乐见中国内地的开放化和中国社会科学渐成气候.
尽管如此,中心依然可以凭借香港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保持独特优势.近年,大陆很多人开始写回忆录,并想找到一个长期保存的地方,于是就有了目前熊景明和林达共同主持的“民间历史”项目.民间口述历史不同于中心以往的叙事资料,能够从个人角度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面貌.很多个体的视角聚集在一起,就能够拼凑出一张完整的历史图景.按照林达的说法,“就像拼图一样”.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也是很重要的材料.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收集到2000多册个人回忆录,反响颇为不错.
2003年,中心40周年庆典的时候,贺信雪片般飞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撰文幽默地说：“每封信在我看来,都可以在景明死的时候做悼词用.”2007年,熊景明退休的时候,她的好友,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教授致词称,对香港中文大学而言,她“不仅仅是一位卓越忠诚的员工,更是一位有风骨、有担当的朋友”.
然而,面对诸多赞誉,熊景明觉得很不安,“大家将我写得那么光荣正确,完全不符合我的形象.我不过是拿着薪水,乖乖地打好这份工.我热衷于当‘学术媒人’倒是真的,但没有什么伟大的动机和动力,大概只是和云南人的八卦性格有关.我喜欢将中心访客的日子弄得热闹,也只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贪玩的人.”
熊景明周末的时候喜欢带着学者一起去登山.她常去登山的地方,峰回路转,暗藏美景.“每一次,我都赶在大家前面,小跑几步,站在路端,等着同行者一个个来到.谁都会被眼前的美景怔住,大叫一声‘哇’.我最享受这个时刻!正如我喜欢看到学者们找到他们遍寻不见的资料,遇到他们久仰的同行时的那一份惊喜.”